叶介甫

习仲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笔者从习仲勋辉煌业绩中采撷出他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关注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献给读者。

绥德分区有了文工团

1943年秋，延安鲁艺文工团来到绥德分区，第一场演出在绥德师范学校的操场，有大秧歌《兄妹开荒》、《推小车》、《张不漠锄奸》、《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等，形式新颖活泼、内容生动深刻，很有教育意义。整个操场上人山人海拥挤异常，有的上了房顶观看，有的爬上树干观看。鲁艺文工团的演出，轰动了绥德县城。

接着鲁艺文工团到子洲、米脂、佳县、吴堡各县巡回演出，在演出过程中，深入群众收集材料，创作了大型歌剧《周子山》，同时还到各县收集民歌。演出近半年的时间里，绥师、米中的同学，自编创作排练了《王老汉与八路军》、《李桂英纺线》、《双喜临门》、《回归》等小秧歌剧。

鲁艺文工团结束了巡回演出，回到绥德县，专门向绥德地委、专署汇报演出。在地委担任书记的习仲勋等领导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习仲勋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绥德分区要成立一个文工团，你们是骨干，就不要回学校去了，留下来做建团筹备工作。”接着习仲勋说：“我跟张庚（我国当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戏剧史家，参与组织《白毛女》等新歌剧的创作）同志谈了，请延安鲁艺给我们调来几位艺术家，帮助我们培养文工团，为分区50万人民群众服务。”

1944年夏天，绥德分区文工团在习仲勋的关心下正式成立了，全团60多人。1947年秋，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习仲勋去前总开完会回来，路过绥德，来看文工团的同志们。他指示说：“今年冬天西北野战军再不进行大的战役了，集中在清涧、延川县一带休息整训，你们文工团准备好剧目去前总政治部报到，为部队慰问演出。”

团领导说：“文工团快要解散了，人心不安，情绪波动很大。”

“解散？为什么？”习仲勋问。

团领导说：“分区经费困难，上级说，养一个文工团不如养一个连队，解散了，下到区乡地方工作去……”

习仲勋说：“建设、培养一个文工团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个文工团是我看着组建成长起来的，周副主席指示，要保留你们文工团。分区既然经费困难，就把你们调到西北局，改名为西北文工第二团，由宣传部直接领导。”

1948年文工团被编为西北局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二团，并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紧跟前总转战关中新区，全团紧张地做着慰问准备工作，新排了秦腔戏《穷人泪》，整理了《白毛女》、《血泪仇》和一批新秧歌剧，下到部队以团为单位进行慰问演出。这次演出影响很大，为部队诉苦三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前总政治部表扬了西北文工第二团。

1948年春节前夕，西北文工第二团结束了慰问演出回到西北局驻地绥德义合镇，进行年终总结。一天，演员姜应宗离开团部，去贺家川西北财委领取业务经费。途中遇到一队人马，为首的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刘景范，还有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等。他们带着警卫人员，催马赶路，到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主席驻地去开会。

习仲勋看到姜应宗后，勒住马缰绳问：“应宗同志你到哪里去呀？”

姜应宗回答：“到西北财委领款，排新戏做服装、道具。”

习仲勋高兴地说：“好啊！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排好剧目准备回延安，占据延安的敌人呆不久啦！你们文工团回去后，广泛地为延安人民演出，为机关干部演出，还要做延安收复后的工作。”

当天，姜应宗回到文工团，立即向李华生（地委宣传部长兼）团长汇报了习仲勋的指示，李华生团长向全团同志进行了传达。

1948年春，冰消雪化，天气已经很暖了，西北文工第二团奉命回到延安。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胜利结束，彭德怀指挥部队打出了边区。这时，习仲勋指示西北局宣传部：文工二团奔赴前线，为各纵部队慰问演出。并告诉二团领导要做进驻西安的准备工作。

文工二团回延安后，一方面紧张地创作排练剧目，一方面学习进入大城市军事管制的方针政策，同时学习进大城市的组织纪律问题。1949年5月上旬，文工二团穿上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的新服装，背上背包向西安进发。行至中途，上级传来消息：“西安已经解放了”。文工团加快了赶路的步伐，向西安行进。

5月25日，文工二团全体同志进城，住进了“中正堂”，进行文艺节目的紧张排练等工作，准备给当地群众和部队进行演出。

一天下午，西北局宣传部李卓然部长陪同习仲勋上楼来看望文工团的演员，并歉意地说：“你们住在没有玻璃窗子、几面透风的房子里排练和生活，你们辛苦了。”接着说：“这次扶眉战役打得很好，歼灭了胡宗南企图反扑西安的主力部队。从此，西安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你们再不会听到晚上打黑枪、担惊受怕睡不好觉了，‘长安，长安，长期平安。今后你们要广泛地向西安人民公演，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伙食搞好些，保证身体健康。”

习仲勋对文工团的慰问和关心，每个演员心中无比高兴。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文工团为西安人民举行了更广泛的演出，白天在广场演出新秧歌戏，晚上在剧场轮换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大型歌剧，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文工团的演出，获得了西安人民的热烈掌声、笑声。

“我感到豫剧后继有人了！”

1951年春夏之交，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运动。那时，常香玉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鸭绿江边燃起的战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份内之责。这个运动，深深地震动了常香玉。她想：我们戏曲艺人，在旧社会地位低下，受尽欺凌，被看作死后不能入老坟的“下九流”，真是苦不堪言。解放后，党和毛泽东主席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国内外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妄想卷土重来，让历史倒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事关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我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于是，她便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做出贡献。

捐献义演自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同志们从西安出发，半年时间，演遍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180多个日日夜夜，180多场演出。剧团的演员同志们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终于提前超额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剧团回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专门为全体演员举行了庆功大会，并对剧团捐献战斗机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捐献活动结束后，为了回顾捐献义演这段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了一份总结，作为工作汇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把这份总结转呈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认真地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亲笔写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

没过几天，习仲勋派西北局宣传部文艺处苏一平处长来接常香玉和陈宪章。他俩很快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习仲勋放下手头的工作，亲切地会见他俩。习仲勋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常香玉说：“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接过话茬：“我看过你演的《花木兰》、《拷红》，你的唱腔很好，吐字清楚，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是真功夫呀！”

接着习仲勋又问了常香玉的生活情况，问了剧社的现状，并说：“剧团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宣传部和西北文化部帮助解决。”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复出。在中央分配工作之前，他住在郑州中州宾馆待命，常香玉特地去看望他。这时的习仲勋，已经是60多岁了，但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风采不减当年。

常香玉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

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我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

习仲勋询问常香玉在“文革”中的遭遇。常香玉说：“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说了，后期在西华农场住了3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

习仲勋说：“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

80年代初期，习仲勋从广东调回中央工作。1982年，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这个角色是由3个人分别扮演的，常香玉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演前面几场，后面则由常香玉接着演完。一天，习仲勋到剧场看戏，前面的演员他不认识，常香玉在后面的戏不长，他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了，当时没有认出来，剧终后他即退场。随行人员告诉他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习仲勋立即转身返回，特地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贺，并高兴地对所有演员说：“豫剧是河南重要的地方戏，也是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你们精彩的演出展现了豫剧风采。当前在祖国艺苑百花盛开的大好形势下，看到你们这一代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我感到豫剧后继有人了！”习仲勋的鼓励使大家深受鼓舞。

常香玉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到习仲勋家去拜望。每次习仲勋都留常香玉和她的爱人陈宪章一起吃饭。有一次，习仲勋特地派人把他的儿媳、著名歌唱家彭丽媛接到家中，对她说：“你常阿姨是全国有名的、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功夫很深，你要多向她请教，请她对你多加指点。”习仲勋还谈到，现在有些青年演员，学的东西少，会的东西少，根底不深，必须向优秀的民族文化学习，向老艺术家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才有可能得到提高。

1990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建台40周年大庆，邀请首都几位著名艺术家来郑州参加庆祝演出，其中就有歌唱家彭丽媛。她离京之前，习仲勋交待她到郑州后看望常香玉。彭丽媛此次郑州之行，排练、演出、社会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即使如此，她还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中，转达习仲勋对常香玉的问候。

习仲勋对常香玉的鼓励和关怀，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艺人才的关怀，对戏剧事业的高度重视。

为了秦腔戏曲的振兴

数十年来，习仲勋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十分关注秦腔戏曲的改革和发展。

1958年陕西省文化局决定成立“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并经省委批准。演出团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的二团（秦腔团）及眉碗团和易俗社组成，原计划9月在京汇报演出。8月下旬，省文化局派演出团总团副团长杨公愚、毕雨及秘书李哲明等6人先期赴京联系演出工作。行前省长赵伯平对杨公愚指示：“到京后先向习书记汇报演出团的演员阵容和剧目，争取领导的支持。”

杨公愚一行人到北京后，当日黄昏就与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同志取得了联系，请他向习书记汇报来京的任务，并请求抽空接见。当时，他们以为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日理万机，政务繁忙，什么时候接见还很难说。谁知当晚9时许，秘书张志功就打来电话说：“秘书长邀请你们10点钟到他家去，他要接见你们。”

杨公愚、毕雨和李哲明3位同志即驱车前往。当时习仲勋正在国务院开会，让他们在家等一下。深夜快1点了，习仲勋回来后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正当大家听后发愣时，习仲勋说：“中央要在外地开会，领导都不在家，我也要去开会，没有人招呼你们。”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习仲勋说的是剧团这个时候来北京，时间选得不合适。他向杨公愚、毕雨询问了演出团的组成情况，有哪些剧目，演员阵容怎么样？当他听到有新创作的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十分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的剧目，一是要有好的演员。”接着说：“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建议你们演出团推迟来京。”

第二天，杨公愚、毕雨打长途电话向省长赵伯平作了汇报。后经陕西省委批准，文化局决定陕西省戏曲演出团于11月上旬赴京演出。

11月9日上午，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荣高棠等老同志参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的增产节约展览会，参观后即在展览馆的餐厅便宴，剧团的团长、副团长也参加。

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做工作？大家议议。”

接着剧团团长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老同志们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习仲勋非常注意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认为第一场应该先向中央文艺界领导作汇报演出，演出节目因秦腔有两个团，先演哪个团的戏，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是先演碗碗腔的《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由于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节目。然后秦腔两个团分别向首都人民和中央党政军领导作汇报演出。

他的意见经大家议论后，认为非常好，既在内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外又有一种新鲜感，表现了一种创新精神。随后习仲勋和大家又对如何宣传，如何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戏、写文章，如何向首都戏曲界观摩学习等等，都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演出团在京演出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首场演出，是在中国文联的礼堂，剧目是碗碗腔《金碗钗》，为首都文艺界领导汇报演出。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到场看戏，演出得到一致称赞，认为能把皮影小戏搬上舞台，是一项大胆的创新，音乐优美动听，是一个成功的剧目。

12日晚，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秦腔《三滴血》，向中央领导汇报。朱德、周恩来、陈毅、贺龙、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等亲临观剧。演出结束后，领导登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15日起，演出团分别在各剧场向首都人民公演《游西湖》、《梁秋燕》、《赵氏孤儿》、《火焰驹》、《游龟山》等剧目。一时间，演出频繁，每晚都有2至3场演出，成为首都人民文娱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24日，习仲勋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出面主持，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剧团全体同志见面。习仲勋在会上讲话，他勉励演出团同志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首都戏曲界虚心学习，并希望首都文艺界的前辈抽空看看演出团的戏，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对他们的不足之处，要批评，也可以写文章批评嘛！招待会上，大家热情畅谈，交流经验，气氛十分融洽。

尔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人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盛赞演出团的剧种、剧目和演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