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杰贤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中，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良好互动和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要达到“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的目标。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四化同步发展”以及“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四化”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为此，《中国信息化》杂志专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中国信息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该做如何解读？信息化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新立：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为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定了基调，那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来看，我国的社会经济主要面临着四个主要的转变任务：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改变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而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来推动经济增长；改变过去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局面而转向城乡协调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下，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可以说是务实之举。而信息化被显著地放到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调整，党和政府对信息化工作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四化”当中，信息化扮演着引领和倍增器的作用。关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大家都谈得很多，我也就不在这里赘述。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的增长动力。“功能紧凑、发展集约、生态友好”的城镇化之路一方面要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利用信息化的成果，与信息化相协调。

城市是一个系统，城市中的居民、交通、资源、商业、电信、水电这些过去被分别考虑、分别建设和管理的领域，实际上是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如何将各种城市功能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信息技术是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工具。在目前来看，“智慧城市”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最佳模式。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能够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而且我们知道，长期粗放式发展使得我国城镇化面临诸多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交通阻塞、人口膨胀以及老百姓看病难等。以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政务为代表的智慧城市系统会有效解决这些城市病，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更便捷，更和谐。

农业现代化是以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生态化为重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规模化还是集约化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

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停留在“作坊式”的小农经济阶段，生产上“靠天吃饭”，经营上“顺其自然”，管理上“任其发展”。其分散性、落后性、封闭性的特点会极大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信息技术以其工具性、泛在性的特点，能够融入农业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打通了市场、政府部门、企业、农户等各个环节，串起了生产、销售、管理、服务全过程，让供求关系畅通无阻，让产业流程更加智能，让生产管理更加科学。一个很好的例子，农产品市场经常会出现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其根本原因不是产能不足导致供不应求，而是产需衔接不及时以及沟通不畅的问题。如果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在“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架起一条桥梁，实现信息的及时有效传递，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便不可能发生。

从上述内容来看，党和政府提出“四化”协同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不单要发展，还要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外，我要强调一下，近几年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信息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信息化：我们该怎样理解“两化深度融合”这个概念？

郑新立：我认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考虑。

时间上，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就是要求我们工业和信息化要同步推进，不是说某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便先搞工业化再搞信息化，而是要求你从开始起步就要实现工业和信息化的融合统一发展，这样才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空间上，工业化和信息化不是游离的关系，应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信息化应该深入工业生产的全过程，就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比如工业窑炉是我国耗能最多的设备之一，每年消耗的能源约占整个国家能源消耗的30%左右，而且也是最主要的城市污染源。通过信息化对窑炉加以改造实现智能化控制后，每年可节省30%的能源消耗，经济效益非常显著。这是非常典型的深度融合的例子，能效提高是最直接的结果。

第三个维度是信息产业本身，硬件和软件要高度融合，协同发展。从历史经验看，我国在发展信息产业，企业在推行信息化建设时普遍存在“重硬轻软”的现象。我国的软件服务市场规模在整个信息产业中的比例不到2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70%，这便是差距。

现在大家在谈两化的深度融合，真正的深度是体现在软件服务上，而不是冷冰冰的设备。我们有华为，有联想，但是我们依然不是一个信息强国，原因就在这里。虽然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软件发展的政策，但力度和广度都不够，尤其在我们还落后的情况下。撇开美国不说，印度和爱尔兰的软件服务业也远比我们发达，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政府应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一个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要采取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实施零税率也并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要面向市场加强软件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嵌入软件。

软件服务才是两化深度融合的核心所在，也是信息产业的未来，必须引起政府和产业的重视。

中国信息化：对于“两化融合”或者“两化深度融合”如何才能实现“质”而不仅仅是“量”的突破呢？

郑新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个非常成功的自主创新案例——TD-SCDMA。作为我国通信业百年史上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TD-SCDMA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并已成功实现产业化。它的成功有如下几个特点：政府的强力扶持，产业的鼎力协作，有龙头企业的参与。

“两化融合”要想成功突破亦应如此。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化职能，以充分发挥在两化融合工作中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作用。着眼于两化融合全局，完善多部门、跨领域之间的协作机制，统筹协调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责任明确的组织保障体系和工作制度体系。同时要从政策、法规、管理和技术标准等多层次着手，建立归属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促进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推广应用，降低两化融合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可以考虑分门别类地建立两化融合绩效统计制度和考核制度，引导和促进两化融合。

其次要围绕重大信息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协同创新，成果共享。信息通信领域的重大课题，单靠一个企业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比如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联合起来，鼓励和组织相关企业实行联合攻关，用政府投资引导企业投资，形成对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的强大攻关能力，比如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

此外，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两化融合工作也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需求为重点进行推进。要从不同行业、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中，选择一批行业影响力大、创新能力强、信息化带动作用突出、成长较快的领军企业进行重点引导支持，从而带动全行业的两化融合进程。

总之一句话，两化融合工作需要政府把企业组织起来，企业把人才组织起来，协同努力，务实创新，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