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

相对于国家级科技基金，民间资本则是有益的补充。

当中国创新工场等创业投资机构才开始萌芽成长时。在创投的发源地美国，导师型的创业投资机构已成为初期创业阶段来势汹汹的新势力。在这些创投基金的协助下，创业者获得“种子资金”的门槛大幅降低，甚至拥有一纸商业计划书也能在这里获得组建团队、开发初级产品等各种起步阶段的帮助。

创投业在国内发展的时间节点是2009年。在2009年底，以创业板的成功推出为标志，中国创投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本土创投机构开始引领创投风潮。然而，经过高速扩张之后，由于经济增速下降以及资本市场的萎靡，自2012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创投行业进入洗牌调整期，整个行业迫切需要通过规范自律和创新获得全新的发展。

相较之下，多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本土化企业孵化器模式在时间上起步要更早，在扶植企业发展方面也要求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一直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在两化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下，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人才创业的重要平台，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87年6月我国第一家孵化器在武汉成立至今的25年间，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培养了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源头企业，培育了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成为推动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两种模式并不是隔离而是多有渗透。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创建多是缘于创始人或者创业团队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但是要将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初创企业往往能力范围有限，需要外部力量给予支持。同时，信息化条件下企业运营的商业环境日趋复杂，企业的成长不再简单地依赖于自身固有的资源，而必须借助外部的信息、技术、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对于初创企业，这些需要孵化器帮助实现。但在现实中，孵化器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给创业企业提供其需要的全部服务，因此孵化器可以搭建内外部网络，为在孵企业提供丰富的资源渠道。这种网络包括孵化器在孵企业之间、孵化器与孵化器之间的内部网络，也包括孵化器与政府、中介机构、创投、毕业企业之间建立的外部网络关系。

资本引导者

成立于2000年前后的一批地方国资系PE生存下来的并不多，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湘投高创投”）就是其中一家。

湘投高创投是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前身为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湖南首家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金为1亿元，2009注册资本金增至10亿元。目前公司净资产超过20亿元，投资能力达40亿元。

高新技术及成果的产业化是湘投高创投致成立时的关注重点，其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作为湘投高创投的董事总经理谢暄主导的三一重工。之所以选择投资三一重工，谢暄表示，“当时同在长沙的中联重科刚上市，而作为同类企业三一重工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便开始接触。但要投资进去并非易事，因为当时，三一重工并不缺钱，经过多次沟通，最后梁稳根同意让我们投了300万占股1.86%，为第二大股东。”

从2000年9月投资到2003年6月三一重工上市，投资周期并不算长，完全符合风投的规律。当年12月便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增值收益8倍以上，成为当年经典的成功案例。

作为早期投资人，谢暄一战成名。相较之下，田溯宁则是另一个盛名之下的样本。2012年，“Evernote宣布接受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BC Capital）领投的7000万美元的投资”的新闻，把田溯宁又一次推上了互联网前台。毕竟，这是一家引人瞩目的、目前估值已达10亿美金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在此前宽带资本的投资中，像这样的纯粹以创新与技术驱动的明星项目极少。而就在Evernote宣布融资几天后，田溯宁前往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随后官方消息显示，宽带资本将在此投资81.5亿元。这是宽带资本成立以来在云计算领域的最大规模投资，宽带资本将在这建设云数据中心。

2006年离开网通集团后，田溯宁创办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BC）。一年之后，他在硅谷发现了“云计算”的概念与趋势，继而果断决定要像当年成为“宽带”的吹鼓手一样，要在中国成为“云”的旗手。

田溯宁曾经在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在我们看来，电信、媒体、IT和互联网这四大行业正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而这种融合的基础就是‘宽带。CBC的使命，就是在四个产业的融合过程中，成为推动者、沟通者和协调者”。

当然，看好云计算领域的资本方并不止宽带资本一家，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近日在有关组织优化的内部邮件中明确表示，阿里云计算公司的核心业务为云0S和移动互联网的持续创新，及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商业化。

为了营造更好的云计算生态环境，阿里巴巴本次也携手国内著名的风投基金——云锋基金共同启动了启动总额达10亿人民币的云基金，将重点瞄准基于阿里云计算平台与云OS而开发应用的开发者与公司，而对于不同平台应用的本地化创新也将获得该基金的帮助。此外，基金还将出资举办与云计算相关的大赛与活动。

记者了解到，阿里云还启动了一项针对阿里云OS开发者的大赛，为手机开发者提供100万元税后奖金。市场研究人士指出，云锋基金出资人所在领域涵盖消费品、互联网、农业、连锁、传媒、医疗、能源与金融等，因此在投资项目时，基金决策者对于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嗅觉非常灵敏。

洗牌中的创投基金

然而，从2011年以后，国内大多数创投业的日子开始变得并不好过。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小企业的创业和成长模式不断发生转变，创投行业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新趋势：一是对转型升级企业的投资增加，二是对新模式企业的投资增加，三是对新兴产业企业的投资增加，四是对“高举高打”进行创业的企业的投资增加。

来自清科集团的数据显示，从募资方面看，2012年前三个季度一共募集了113支，新募集60.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新募集305支基金和新募集212.7亿美元相比，数量同比下降62.9%、金额同比下降71.6%，降幅巨大；从投资角度看，2012年前三个季度投资案例共736起，投资金额40.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投资案例1170起、投资金额100.7亿美元相比，投资数量下降37.1%、金额下降60%；从上市来看，2012年前三个季度VC/PE支持的中国企业共发生IPO退出89笔，融资规模达到567.6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的IPO退出140笔、融资规模1418亿元人民币相比，IPO下降了36.4%、融资规模下降了59.9%。而从IPO账面回报来看，2009年为10.34倍，2010年达到峰值13.4倍，然后逐步下滑，2011年为7.99倍，2012年至今为5.03倍，而2012年三季度，IPO退出平均账面回报率仅为2.73倍，连续创出新低。

整个创投行业已回落到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创业投资行业现在已经处于洗牌调整期，整个行业的风险和收益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从以前的“低风险、高收益”过渡到了“低风险、中收益”阶段，并有向“中风险、中收益”转变的趋势。

融合资本下的个性化资源服务

帮助企业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取得商业成功，资本并不是唯一决定成败的因素，事实上，科技型创业企业往往需要个性化服务，需要加强对企业的跟踪支持，为企业配置创业导师、企业联络员，实现更频繁的直接联系。甚至需要地方配套的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VC＼PE等社会资本逐渐开始于地方企业园区相结合，共同组建企业孵化器。通过直接联系，孵化器能够更为准确地了解在孵企业的资源诉求，进而将其掌握的知识资源很好地转移给在孵企业，提供更为恰当的孵化服务。

对此，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董克新表示，孵化器的个性化服务，应贯穿“预孵化+孵化+加速+产业”的孵化全过程，应涵盖“方向+技术+人才+法务+财务+市场”的企业发展全要素，帮助创业人员在职业生涯管理、创业能力开发，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得到提升，完成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如是，孵化器所提供的持续、高效而便捷的个性化“保姆式”服务，能够营造良好的创新与创业空间，缩短创业周期，提高初创企业的成功率，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科技创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更多的科技成果加速成功转化。

而从政策层面上来看，自2012年以来，武汉、南京、青岛、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等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大力支持孵化器建设发展和鼓励科技创业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密度之集实属罕见。在南京，一场着力打造小范围“适合创业的特别区域”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这些特别区域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南京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在这里，既建有孵化器、加速器、中试用房、人才公寓等适合创业与生活的载体，也出台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创业和人才政策；在山东，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千万平方米孵化器的全新发展战略。大力加强孵化器建设，将成为促进青岛经济转型、实现蓝色经济跨越发展的助推器。青岛提出，到2015年，青岛市各类孵化器孵化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青岛市政府直接抓的1000万平方米，包括蓝色硅谷核心区在内，在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探测等涉蓝领域建设400万平方米孵化器。

同时，国内的“孵化器”模式也在不断成长，向优秀模式学习进化。北京市科委高新技术产业化处处长汤健介绍，多年来，北京市孵化器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孵化器发展经验，促进孵化器发展质量提高；为在孵企业搭建国际化发展平台，为企业发展集聚国际资源。汤建表示，下一步，北京市将积极支持孵化机构开展国际技术转移，承接优秀科技成果落地，对接在孵企业需求，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服务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