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岂不知，日本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上的回归。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日本对华战略思想轨迹

自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制定了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400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晚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1884年福泽谕吉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认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需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谕吉的武士道精神深印在许多日本人头脑之中，影响了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直至今日，他还是一万日元上的头像。

1927年的《田中奏折》几乎是《宇内混同秘策》和福泽谕吉思想的具体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个奏折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奏折还大肆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

日本终于等到了近代清朝衰落并遭遇西方入侵，而日本凭借明治维新，遂于1879年正式并吞中国藩属琉球国。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以征服中国为统一意志。政治家纵横捭阖、趁火打劫，实业家发展工业以充实军备，军队为伺机发动战争准备各种方案……狂热的日本年轻人喊着要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或受命或自发投入到征服中国的“事业”中。

1894年甲午战争在中国东海打响，而之前日本间谍已深入中国湖南、湖北、云南、广西，搜集中国情报。1889年4月，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认为大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认为西方必将瓜分中国，这样又将会牵连日本。他建议日本“先改造中国”，然后“团结中国”对抗西方。相关类似的报告，如间谍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大势之倾向》等，促使日本决心向中国开战，以效法元、清故事。

1906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大尉日野强接到前往中国新疆“视察”的指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日野强根据所见所闻写下厚厚两卷的《伊犁纪行》，分为地势、风土、居民、风俗、宗教、教育、产业、交通、行政、兵备、历史概要、俄国人在新疆的现状、新疆所感。日野强的故事，形象地说明日本是多么精心、认真地准备征服全中国。

“知彼”的功夫下到这种程度，“知己”的功课做得更好。日本陆军参谋局的汉学家、史学家中根淑编写了一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专讲日本山川险要、地理、气候、人情、风俗、政治、历史、物产、户口以及战史、战场等。在这部日本第一部军事地理志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书本为陆军军人课本，而今为小学课本。”“今也兵农一途，举海内皆兵。小学生徒能读此书，详山势水脉险夷广狭，则他日或从兵事，攻守进退之划策，有思过半矣。”

世人但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现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军事强大，而没有觉察日本最大的变化，乃在于对全民进行了思想武装。读着《兵要日本地理小志》长大的日本儿童，很快就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急先锋。

石原莞尔还是关东军中佐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战略理论，判断出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石原先把美国看作决战对象，后把苏联看作眼前对手。他认为凭日本的国力是不足以战胜美苏的，为此必须先征服中国，以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占领东三省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即化装侦察。“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在日本上述思想轨迹后面，是日本军队铁蹄在中国留下的血迹：1879年并吞琉球；1898年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各岛；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抢劫；1904年，进入中国东北，夺南满、旅顺、辽东，迫使清朝开放凤凰、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六城供日本人居住；1914年，夺占中国胶东半岛、青岛、济南各城，迫袁世凯同意签署“二十一条”，初现灭亡中国之野心；1927年，出兵青岛、济南，阻止北伐军进兵；1928年6月，日军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东北军北大营，占领东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挑起淞沪战争；1932年3月9日，日本宣布伪满州国成立；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热河、长城及冀东地区；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大屠杀事件；1938年，日本侵占冀中、鲁南、青岛，攻占徐州、厦门、广州、汉口、岳阳；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汕头，轰炸重庆；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

近年来日本的战略核心：战胜中国，充当东亚“战斗的家长”

受征服庞大中国使命的驱使，日本对中国社会情势进行全面分析，对中国进行各种战略研究，对日本自身境况进行分析对照，从此形成一种社会自觉。这种集学术研究、政治和军事战略于一体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500强第一位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的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战胜中国》。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市川周在书中把亚洲分为三个区域：第一是东亚海洋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及东海钓鱼岛；第二是中国大陆；第三是南亚及中亚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市川周进而提出，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包围第二区域的战略，其核心框架是“东亚共同体”。

市川周推崇的日本古代人物是圣德太子，他是日本史上著名的对外扩张先驱。公元607年，圣德太子给隋炀帝的国书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市川周指出：“圣德太子完全没有本国地位卑下的意识……他以在所居住的斑鸠宫的辽阔的上空鸟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感觉，从而产生了写下以上开头的念头。”

市川周全面认同福泽谕吉“脱亚入欧、吞并中国”的主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在开始的很长时间里都比较顺利，关键是“日本托身于欧美列强势力庇护下的‘自存自卫”，其本质是英美扶植日本对抗俄国和中国。无论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还是1904年的俄日战争，无论是一战前后日本与德国争夺中国青岛，还是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其背后都是英美。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39年前后。1937年～1939年，由于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使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日军不得已向北突进，1939年日本进攻苏联遭遇诺门坎惨败，因此决定冒险南下与美国开战，这就是两年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最终结果是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自己军事力量不够时，贸然对英美军队发起全面战争。诺门坎的失败已经证明日本无法打败苏军，但是日本没有认真总结、检讨，并积累力量，反而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与美军全面开战，这是日本的最大失误。因此，市川周认为今天的日本，在总结二战教训所形成的对外战略只能是：1．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依附在美国身上，扩充经济、军事实力，实力不到时，绝不与美国对抗。2．依靠美国的力量，继续向中国、俄国方向扩张。今天的日本和1895年的日本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日本各届政府及主流社会舆论对靖国神社里甲级战犯灵位的推崇、崇拜、祭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其本质是鼓励当今及以后的日本军人和国民继承军国主义精神对外扩张。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抗苏联霸权的需要，中美、中日之间曾有短暂的蜜月期，中日建交时，日本政府曾答应搁置钓鱼岛争议，整个80年代，钓鱼岛问题没有恶化。然而，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恶化，日本也积极参与到瓜分和肢解中国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加快落实侵占中国钓鱼岛的步伐，比如两次建立灯塔并树立带有日本国旗的木碑；日本政府抛出“台湾问题未定论”，扶植台独；日本政府邀请达赖十几次访问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参与旧殖民主义秩序，瓜分中国。今天日本的脱亚入美（欧）则是参与新殖民主义秩序，继续瓜分、肢解、控制中国。

市川周主张的“战胜中国”之战略，首先是在经济上战胜中国。十多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整合日益加深，在这期间日本确实也加强了对东盟各国的技术转移。由于日本工业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第一区域各国的经济很容易被日本整合。2012年，连美国也掺和进来搞排除中国的TPP，其实这是由美国的金融、军力加日本的工业实力组织起来的反华联盟。中国虽然积极地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很多经济产业与东盟国家是竞争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占优势。另一方面，东盟各国都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的战略意图是用工业技术实力弥补其政治层面的不足。

2006年日本另一位战略学者松村劭发表了《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对照战史则防卫政策课题自然明了》，其主张与市川周如出一辙。此文要点有五：一、当今世界处于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的包围态势中，由于美国作为“海洋国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日本应该谋求建立类似跨大西洋的美英关系那样的、跨太平洋的“对等的日美军事同盟”，加入美国这一强势阵营。二、历史上西欧列强从太平洋进入中国大陆的最佳途径是取道台湾，作为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的台湾和菲律宾，日本必须格外重视；而对于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日本也必须将其作为与台、菲一样的“优先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南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因而也是日本的“同盟对象”。三、日本应巧妙离间中俄，尽可能地推动中俄战略对立和对抗。四、如同东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样，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和越南也是日本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半岛，日本必须联合美国防止中俄在这个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核）导弹基地。五、提防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松村劭主张，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即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的再次崛起。

2012年2月，日本前联合舰队司令五位睦佳海军中将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进军海洋与日本的海洋战略》，凭空断言中国的国家目标就是称霸世界，并且按照日本二战前称霸世界的战略路线图，给中国设定了三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先“吞并台湾，完全控制东海和南海”，第二阶段“恢复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版图，走出第二岛链”，第三阶段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显而易见，这是顺着美国人的思维，加剧美国的恐惧，鼓励美国对抗中国。然后，日本像它过去在经济领域的韬光养晦那样，躲在美国的背后，大力发展日本的海军和全面的军事力量，诱惑美国解开它身上的束缚，成为梦寐以求的“正常国家”。五位睦佳最后说：为了对抗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海洋战略，日本要阻止中国上述的一切行动，“日本应当认识到，积极参与‘空海一体战的构建与实施，是实现日本海洋战略的力量源泉，日本应加倍努力使其进一步完善”。

在五位睦佳发表这篇言论前后，日本4个海空自卫队的将官还详细解读了美国“空海一体战”构想，提出了钓鱼岛夺岛作战想法，并提出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安全战略。他们不仅公开主张武力对付中国，还提出“继续支援台湾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阻止中国统一台湾展开外交及军事活动”，“积极参与中国、朝鲜、缅甸等近邻各国的民族、人权、环境等问题，支援对于非法政治高压的改良。特别要支援西藏、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运动”等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主张。日本军事情报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员，还提出了“自卫队的网络战、太空信息战与海外派遣作战”，非常明确地主张日本要在未来战争中取得制信息权、增强远洋投送能力等。可见，日本借助美国的力量瞒天过海，在钓鱼岛事件背后隐藏着其武力“战胜中国”的战略野心。

2011年12月2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美国的小老婆。日本的精神性，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都受到了掠夺，坦率地说，日本是美国的情妇。”石原还表示，日本人在二战战败后无条件投降很愚蠢，德国人是谈了条件才投降的。因此他认为：“我们被美国已经欺负得过多，现在还在遭到欺负。”他对日本的战败和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耿耿于怀，但也知道离不开美国。现在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挑衅中国的形势下，2012年7月27日他又跑到美国《纽约时报》做广告说，“如果不支持与中国对峙的亚洲国家，美国将会在太平洋失去一切”并以“我们需要亲爱的美国国民支持”，做总结。石原慎太郎的隐忍和善变，直观地说明了日本的卧薪尝胆。

综观日本政府近年所为，其国家政策正是上述战略思想的体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自不必言，同时它还积极团结其他国家孤立中国。2012年4月，菲律宾在黄岩岛挑衅中国的事件中，日本又是向菲律宾提供军舰，又是与越南、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联合军演，还秘密与韩国准备搞军事协定，同时，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等等，这些看起来张牙舞爪的行为，其实都是早已设定的“战胜中国”的套路。

如何应对日本，决定了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很多中国人以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日之间“翻开了友好的新篇章”。其实，这只是那个特定年代双方的外交或政治宣传语言而已，既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总结，更不能作为未来浪漫想象的依据。果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中国相继被卷入并发生直接对抗，美国想重新武装200万日军入朝，而日本竟一口答应，并提出以台湾重新归入日本为条件。这次未遂的政治阴谋说明，日本尽管战败，但并没有熄灭掠占中国的野心。而在日本民族的内心，的确普遍存在对中国的不服气，认为日本只是败于美国，并不是败在中国手里。直到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把美国及其仆从军彻底打翻在地，日本才真正相信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才由“支那”改口为“中国”。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已经几十年未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人，头脑中的那种“永不再战”的希望，就如大海狂飙下一盏微弱的孤灯，经不起一点点现实的风吹雨打。近代中国，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苦难，应懂得一个基本的常识：只有强大者才有资格谈论和享受和平。

令人格外担忧的是，日本对中国是耿耿于怀、卧薪尝胆，而中国对日本只是嬉笑怒骂间或偶尔控诉，从来不做任何认真分析研究。一些貌似学者的人还语重心长地劝中国人要“冷静、理智”地维护中日关系。同样一部历史，在日本，老师是这样教学生：从19 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每个世纪都要有一场战争。19世纪的那场战争，我们胜利了。20世纪中期的那场战争，我们失败了。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日之间还会发生战争吗？如果发生战争，你认为谁会胜利？而在中国，历史课的题目却是这样的：近代中国和日本发生了几次战争？时间？地点？甲午战争中日签订了什么条约？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一边是启发、鼓励，一边是在讲故事。在日本，研究中国方方面面的书籍汗牛充栋；在中国，涉及日本的多是当年抗战的故事。在军事阶段的战争之前，是思想战、文化战和心理战，是经济战、技术战和人才战，也是政治战和外交战。这些层面的“战”之后，才是军事层面的最后较量。在日本，一门心思准备“战胜中国”的人比比皆是；在中国，思考如何防御日本、战胜日本的人有几个？面对今天众多国家对中国在众多领域像暴徒一样的围攻，中国有太多的学者自欺欺人地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引起了别人的不安！

几千年来纠缠中日的地理、生理和心理因素，今天仍然存在着，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占领和征服，已经由19、20世纪的中国人，以三千多万人的伤亡、以堆积如山的金银阻止住了；今天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又在挑起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进攻意识，日本政府正在隐秘地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准备趁机实现日本武力崛起，然后再度踏上西进的历史老路。

21世纪的中国人，已经无可逃避地直面如何阻止日本再度入侵和战胜中国的历史任务。

历史像接力棒一样，因果相连，代代相传。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在东海失败，1937年北京和南京的中国人血流成河；今天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必将决定22世纪和之后百年的中国人的命运。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留给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在前辈的血泊和尸骨换来的和平中已经“幸福”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是我们揉醒惺忪的睡眼，看清眼前的危险态势，收回南山的战马，拿起入库的刀枪，认真开始备战的时候了！

摘编自《学术前沿》2012年10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