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秋，赵 然

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有村卫生室63.3万个，在村卫生室从业的乡村医生99.5万人，执业(助理)医师17.9万人，共117.4万人。乡村医生将长期为农民群众服务，除了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农村居民健康的守护人，乡村医生还依附于村卫生室(或卫生服务站)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服务[1]。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地区58%的患者在村级卫生机构就诊，2010年村卫生室的诊疗人次达到16.57亿人次[2]。长久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村民健康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薄弱以及村落特殊的地缘血缘关系为乡村医生的执业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乡村医生执业风险并未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集体经济的逐渐瓦解，多数乡村医生被置于个体行医的环境之中，村民的就医需求和健康意识日渐提高，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也有所增强，而乡情关系却随着传统村落文化的日渐消解而趋于淡薄，村医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一样和谐融洽，乡村医生在村中行医的风险日渐增大。本研究拟在论证建立乡村医生执业风险分担机制的必要性基础上，对乡村医生执业风险分担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提出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根据离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距离的远近和经济发展水平，抽取7个乡镇(分别是B市C区的XTS镇、SH镇、XS镇、LC镇、MCK镇、SSL镇、DXK乡)的村卫生室，共计133名乡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