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与楹联之艺术研究——以河南康百万庄园为例<br/>

匾额与楹联之艺术研究——以河南康百万庄园为例

2013-04-17荣树坤赵林红王亮黄伟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3年3期

■荣树坤赵林红王亮黄伟

(1.3.4河南城建学院艺术系，河南平顶山 467036; 2.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杭州 310000 )

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始建于明末清初，时间跨度长，经历了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它处于嵩、邙、河、洛交汇处，依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建筑理念，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四周修寨墙，濒河设码头。它是中原民居的典型代表，经历了400余年的沧桑，其建筑实体保存相对完整，同时遗存了大量家具、珍重器皿、文物书画、祭祀供具等，约3478件[1]。康百万家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由于常接待邻里乡亲、官员富贾，所以大量的由名人所题之匾额与楹联尚存园内，它们不仅是康百万家族兴衰的见证，也是集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于一身的中国艺术片段（图1）。

1 简述匾额与楹联

匾额和楹联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能够更为直接和确切地表现出建筑物的意蕴，而且饱含着民居主人对生活的幸福诉求与对子孙后代的警示教育。匾额和楹联集语言、书法、绘画雕刻这三种艺术形式于一身，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明清时期的河南民居，尤其是地主、官吏的居所，为了显示其身份与地位，所以院门都非常考究。室内廊柱高大雄伟，为悬挂匾额和楹联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部分匾额都是乡里名士、达官贵人所题赠的，为了彰显其身份与地位，故匾额的体积较大、精雕细琢、辞荣华美。对于楹联，除了具有装饰之用外，更多是对家族成员的警示与教育。

2 匾额与楹联的装饰元素

园中的匾有横匾和竖匾，有木质的、石刻的、也有砖雕的，横匾的数量最多，呈长方形。通常情况下，四周边抹精雕细琢，中间刻字醒目，主题突出，右上方是受颂人尊称，左下有致敬人落款和纪年。大字横排，小字竖排，横排字有二字、三字和四字之分，字与行的间距固定协调[2]。匾额与楹联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其大小、形状、色彩、边抹雕饰和文字书法上，通过一些艺术手法和技术手段将这些元素组织和构建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匾额文化。

2.1 匾额与楹联中的书法艺术

匾额中书写的文字均出自名家之手，书法精湛、笔酣墨饱、高雅大气，有单一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小篆等，也有将几种字体组合使用的形式。笔法有的洒脱自然，有的苍劲有力、有的娟秀多姿，极具形式美感。为了表达某种特殊的含义，一些匾额会通过字体形式的微小变动，以达到形、声、义的相互融合，所以匾额与楹联不仅是艺术形式的承载者，还是撰写者内心情感的倾诉者。如园中的“毁家纾难”匾（图2），其中的“毁”字，上面的一撇点在底下，强调了“毁”字的“损害“之意，有凋落之感，体现了康家不惜捐献大量的家产，帮助国家减轻困难，舍身为国、大公无私的精神。楹联中的文字更具有文面美，对称的词性与平仄的讲究，将丰富的内涵蕴藏于概括性的言语之中，除了使中国书法艺术大绽光彩之外，还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囊括其中。

2.2 匾额与楹联的雕刻艺术

匾额和楹联边抹部位的雕饰是匾额和楹联较为出彩的部分，其图案纹饰与匾额、楹联的文字内容搭配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烘托其内涵。边抹的雕刻多用浮雕和透雕，雕刻图案的造型以植物、动物和器物为主，如莲荷纹、竹节纹、梅花纹、缠枝纹、龙纹、拐子纹、蝠纹、博古纹等（图3～4）。纹样的形状虽受到框板的限制，但可通过其疏密、虚实、离合的变化，营造出统一与变化的生动感，在视觉上，一种抽象的美观油然而生。

2.3 匾额与楹联的色彩艺术

除了文字和雕刻以外，匾额和楹联的色彩也是其重要的装饰元素，髹饰之颜色多以黑色与红色为主，有时会以金漆作点缀。黑色象征着高贵、稳重，红色代表着生命与活力，有

着朝气蓬勃之感。砖雕与石雕之匾额余楹联则另当别论，其髹饰的色彩主要以其自身的黄色或青色为主（图5～6）。匾额和楹联的装饰色彩需与建筑和谐统一，令青黄色的生土建筑、黑色与红色的匾额和楹柱以及深褐色的家具陈设相得益彰，和谐相融，呈现出中原建筑的古朴与淳厚。

3 匾额与楹联的文化内涵——教化意义

匾额和楹联除了装饰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其传媒功能。它是将物化形式转化为精神象征的重要媒介。在长时间的送匾、挂联的过程中，匾额的功能逐渐被符号化与抽象化，即使人们并未亲眼所见匾额与楹联之实物，但它所赞颂的精神、提倡的道德行为，也能通过思维被人们所感知，从而转化成道德行为，即从行为——感知——抽象的过程，将做人、处事的道理、社会颂扬的美德、家族崇尚的品质通过匾额、楹联中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图7），使得子孙后代能够在移步触景之中得到熏陶和启示，从而提倡和推行这种道德标准。康百万庄园中的匾额和楹联所蕴含的教化意义有留余精神、谦虚退让的做人准则、乐善好施的道德标准等。

3.1 留余精神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而康氏家族却整整富足了十二代，跨越了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长达四百余年。这与康家良好的家训——“留余”是息息相关的。康家将“留余”二字刻在匾额上，用来告诫康家子孙，做事和理财一定要留有余地。此匾现在位于主宅区过厅内的屏门正上方，犹如书卷形状，用黄杨木雕刻而成，曾被收录于“中华名匾大全”之中（图8～9）。此匾由清朝同治年间翰林牛瑄所题，匾中雕刻南宋理学家王伯大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3]。

匾文中“留余”二字位于匾身右侧，用小篆书写，刚劲有力。左侧“四留铭”内容为行书，流畅奔放，清新自然。留余的“留”字，有保留的意思，余则为剩下之意。留余思想源于道家，老子的《道德经》中提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这种思想也在儒家中有所出现，如中庸之道、君子之道等。而康家的“留余”思想是对儒道文化的传承，把“留余”当成一种信仰、一种人生境界，强调了人生在世应心平气和、淡泊名利、宽以待人，做事要“忌盈忌满”。留有余地并不代表做事半途而废、不尽心尽力，而是提倡做事需把握“度”，尽心尽力的同时也要顺应自然。在经商方面，留余思想也一直指导着康家后人，警戒着他们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赚钱的同时也需回报乡里与社会。

留余思想富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即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感悟，通过这种行为准则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共生和利益均衡。“留余”作为康家的家训世代流传、恪守谨记，不仅为康家带来了滚滚的钱财，也是康家能够保持四百年稳固不衰的基石。

3.2 谦虚退让的品质

谦虚与退让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精神品质受到了古人与今人的崇尚和颂扬。《礼记·曲礼上》有云：“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史记·淮阴侯列传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这种品质也在康百万庄园的匾额和楹联中有所体现。其中“留余”精神中也反映着“谦虚退让”的品质，倡导做人心胸坦荡，做事谦逊忍让。另外，还有一种直接表达谦虚谨慎、正直清廉精神的匾额与楹联，如端节退让匾、谦受益匾等，有着浓重的调节教化功能。

3.3 忠贞节孝的美德

忠贞节孝是传统礼制思想的产物，忠贞和节孝皆是对上一级或上一代人的忠诚和孝顺。在古代有专门为表彰和颂扬忠贞节孝之人而修建的牌坊，如庄园中的“清族表节孝武生康道兴妻王氏坊”，颂扬了康道兴的妻子王氏对丈夫的贞洁的品质。在园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匾额和楹联，用以宣扬“忠贞节孝”的传统美德，如“节孝义举”匾，其意是教导子孙要孝顺父母，友爱弟兄，德惠乡邻。“辉扬彤管”匾和“竹节松操河山并寿，芝泥金简绰楔长信”楹联，也是宣扬康道兴的妻子王氏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用以教导世人将其高尚的节操铭记在心，保持忠贞的理念[4]。还有“节孝流芳”匾，意为节孝流芳的美名将会被永远的颂扬和流传。

匾额与楹联之上所体现的“忠贞节孝”，教育着后人要恪守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原则，倡导着“长幼尊卑”的家庭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3.4 乐善好施的道德标准

乐善好施是康家一直信奉的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康家在邻里乡间有着较高的声誉和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也是“康百万”之称号来源的部分原因。当地有很多乡绅名士、普通百姓纷纷制匾题赠，以颂扬其助人为乐的精神。如由乡亲集资题赠的“万金济黉”匾，意为纪念和颂扬康应魁为全县人民捐建学校的高尚美德。还有“义赒仁里”匾、“轻财义举”匾、“德泽齐鲁”匾、“谊重桑梓”匾、“爱人以德”匾等等(图10～12)，皆是康家向善，行好事的见证。这不仅传播了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而且还通过匾额形式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标准，使得后世子孙都能够按照这种标准去更好的利用与分配财富，同时也包含有“以义当先，义中取利”的豫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