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

摘 要：近年来，随着“族群”一词的产生并在我国的广泛引入，引起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对于“族群”与“民族”两词定义的界定及其用法争议不断，分歧较大。民族研究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学术范畴内的问题，更关乎国家民族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把“族群”、“民族”这两个词重新予以判定，在使它们得到合理运用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族群；民族；定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52-02

当前，“族群”已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民族”一词的传统性和存在性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学者纷纷建议用“族群”一词来替代“民族”，当然反对者也罗列出充分的理由去捍卫“民族”一词的地位。民族研究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学术范畴内的问题，更关乎国家民族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把“族群”、“民族”这两个词重新予以判定，在使它们得到合理运用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国家的利益。

一、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定义

（一）“族群”的定义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词汇“族群”，一经提出便成为各国学术界热议的话题。马克斯·韦伯对“族群”定义作了经典表述，他认为族群是在非亲属群体中，依凭共同的生存习惯、风俗习惯、传统记忆等同质性特征，而形成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群体。斯蒂文·郝瑞认为族群群体成员认可的拥有共同祖先和文化这一特质，既是保持国内族内的团结统一，又是相异于其他群体的根本特征。“ethnicgroup”的概念因为地方居民认为自身是拥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群体而得以界定，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群体意识形态的语境依据。

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族群的形成是一种群体自发集聚的行为表征，或许因自身群体文化、语言、习俗等异质化特征被原先有接触与交往的群体孤立演化而成。族群所拥有的丰富内涵既可以指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指不同文化与社会的集团、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种族体等。概括来说，族群就是相信共享相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共同体[1]。人们所共同分享的基本身份特征和文化特质成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有效标志。而随着有效标志的变迁，人们的族群认同、族群关系也随之发生迁移，族群之间以及内部进行新的整合与聚合。在当今社会日益密切的国家与国家交往中，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之极。

（二）“民族”的定义

作为前苏联和国内学者长期奉为经典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把“民族”定义为“四个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斯大林关于“四个特征”缺一不可以及普遍适用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斯大林这一在特定时期带有政治性考虑的定义，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和族群交往史的国家，也不一定适用于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

对于近代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的定义，孙中山先生关于“国族”的提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他认为“国族”应是“nation”的中文释义，用“中华国族”来指称“中华民族”。学者宁骚在此基础上把“民族”与“国族”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国族”即“中华民族”，而“民族”是国族的组成部分。

当前西方社会民族学研究中，安东尼·史密斯对于“民族”的定义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史密斯认为“nation”就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排除性别、阶级、空间等客观因素，因区域差异和区域特性而分化重新组合成新群体，拥有新的身份认同。由于“nationlism”的兴起，人类群体凭借新的政治权力而形成新的共同体，同时也诞生了“民族”这一概念。

二、“族群”和“民族”使用界限的不同观点

20世纪80年代“族群”一词从西方学术界传入我国，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许多学者纷纷投入到对其内涵的深入探索研究中，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族群”一词的国内研究初具成效，该词被广泛流行并被大量引用，然而学者对其具体的引用范围和领域产生了分歧，形成不同的观点态度，总的来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强烈要求用“族群”取代“民族”，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国内的民族群体实质上就是“族群”。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家的民族总称，为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族群的共同体，56个族群组成一个以政治、经济、社会为基础的政治权利主体——民族国家。

著名学者马戎著有专著《民族社会学》，专门论述族群及其相关理论。他完全赞同“族群”一词的引入，并在相关领域得以有效使用。他赞成把“中华民族”译为“Chinesenation”，这样“民族”就与“nation”相对应，而“少数民族”改为“少数族群”，让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族群”与英文中含义相同的“ethnicgroup”对应起来。这样一来，摆脱关于斯大林有关民族“四个特征”普遍适用性的束缚，冲破西方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枷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分析和探讨族群现象和界限。在解决族群问题时能淡化过去民族工作中充斥着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多地融入文化、历史因素，使得56个族群在平等、团结中实现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同时学者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ethnicgroup）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称“民族”、“民系”，也可以指称像“摩梭人”、“门巴人”这种未被政府正式确认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以是否享有自治权，及国家的优惠政策为界限，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界定的标志，民族间的交往与发展刻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而由“族群”发展起来的群体是基于文化选择、文化融合的自发利益群体，消解了政治权力的隔阂，涵盖了“民族”的应有之义，并作出丰富的延伸。正如纳日碧力戈所言，“‘民族更多的是历史结构的产物，而‘族群更多的是利益互动的‘宠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