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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林莽散文诗的人文情怀*

2013-04-13王幅明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关键词:散文诗诗人

王幅明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 郑州450011)

耿林莽是当代中国散文诗界一位广受尊敬的长者、领军人物和精神导师。他的散文诗创作始于1980年。那一年,他已54岁。老作家柯蓝在青岛的一场散文诗报告会,点燃了隐藏在他心中的散文诗火种。火种一经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他后半生不懈的追求。

1981年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散文诗六人谈”,引发同行关注。同年加入散文诗三人合集《星星河》(花城出版社,另两位作家为徐成淼、刘再光)。1983年,加入另一部散文诗三人合集《潮音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另两位作家为孔林、张歧);1987年独立出版散文诗集《醒来的鱼》(漓江出版社),《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耿林莽散文诗选》(青岛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诗十家精选》选人《马背上的月光》一辑,收作品39章;1993年,出版《五月丁香》(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耿林莽散文诗精品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飞岛的高度》(四川人民出版社),《梦中之马》(台北上游出版社);2002年,出版《草鞋抒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三个穿黑大衣的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出版《散文诗六重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鼓声遥远》(四川文艺出版社)。自选集《散文诗六重奏》收入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诗刊》2011年4月号(上)在“中国诗人”专栏刊发了耿林莽7篇代表作,均选自该书。

三十多年来,耿林莽共创作散文诗一千余首,出版十多部散文诗集和一部散文诗评论集《散文诗品评录》(2008,华艺出版社)。除此,还有多部散文集面世。其中《耿林莽散文诗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青岛市首届文学艺术奖,《草鞋抒情》获山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青岛市文学艺术奖。2007年,获《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颁发的“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耿林莽孜孜矻矻勤奋不息的创作成果,成为当代散文诗最引人注目的亮色。象他这样大器晚成且又保持艺术之树长青的人,十分罕见。他被公认为最具开拓精神的散文诗大家。他在几十年间不倦探索和攀登所创作的精品,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诗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深入探讨耿林莽散文诗的成因,对于新世纪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和繁荣,大有裨益。

耿林莽散文诗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可以引发许多探讨的话题。本文仅就贯穿在他中后期作品的一条主线——人文情怀,试作论述。

人文情怀来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最集中体现是以人为本,即以生命为本,以生存为本,以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本。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尊重人性,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人的生存和发展,揭露鞭挞摧残人性的社会丑恶,同情爱护弱者的悲悯情怀,是作家的良知。缺少良知思想苍白的作品,即便有乖巧的情调和技术,也只能取悦于人一时,最终难以走进文学史的殿堂。耿林莽的作品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皆源于作品所蕴涵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

一、对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同情

耿林莽成熟期的作品主要写于晚年。人生到了这样的年龄,通常会远离社会生活,沉浸往事之中,大多写一些怀旧类的作品。耿林莽也有怀旧,但不是他的主旋律。他的主要作品则是跟踪并表现现实生活。其中一些作品,倾注了他对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如《窗口鲜花》、《走过,走过街头》、《三个穿黑大衣的人》、《十六岁:打工的男孩》、《落叶》、《陷落》、《石像辞》①本文所引耿林莽散文诗作品,全部出自《散文诗六重奏》,耿林莽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等。这些作品或写城市里打工者的生存况味,或写山乡农人的艰辛,无不寄寓着作者对某些现会现状的忧虑、思索和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

一个卖花窗口吸引了诗人的目光。卖花者仅是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女孩喜笑颜开,因为她收获了大把的银币。可诗人的心却是沉甸甸的:“市场是一口灼热的大锅,卖花女,怯生生的目光己被炒熟。窗口鲜花,以少女的名义,悄悄地跌落了一朵。”(《窗口鲜花》)

一个冬天的夜晚,在突然停电的五星级酒店的大门前,先后有三个身穿黑大衣的人出现。一个是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酒店的贵人,一个是毕恭毕敬开关车门的保安,一个是只求避避风雪的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三个人,浓缩了都市里的三种人生。诗人通过三个人的举止神态,写出了商品社会带来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世风日下的冷酷现实。三个人中,诗人对流浪汉着墨最多:“第三个穿黑大衣的人,踽踽而来。乱发,横髭,苍苍然一脸惨白。是一个求乞者吗?不。他只求在高檐下避一避风雪。‘走!’一声棒喝,不容商榷。那人的腿抖动了一下:撤!流浪者移动茫然的足,大片大片雪花,从破大衣的领口鱼贯而人了。冷吗?不。在举目无亲的大干世界,唯此纷纷扬扬、不远万里飞来的莹莹雪花,给了他一点亲及肌肤的‘暖’……”(《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此时的雪花,竟成为亲及肌肤的暖,人心却无比的寒冷。一个“暖”字,形成巨大的反讽效果。暖是大自然给予的,更来自作者笔下的体温。

一个4岁时被人贩子拐卖到城市的男孩,16岁了,成为“王子般亮洁”的打工仔。但人们称他“野孩子”,成为他心头难以言说的痛。亲子鉴定残酷地宣布,他与现在的家庭并无血缘关系。挥之不去的痛楚也许会伴随他的一生。“沉默的一滴雨,只能够含在眼角,被乌云或雾锁住,而无处降落。”(《十六岁:打工的男孩》)诗人以他柔软的爱心,关注这个常被社会遗忘的人群,无情揭露经济罪犯把人作为商品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对人的健康成长的长久伤害。关注和同情的潜台词,是呼唤利益熏心者的良知,呼唤国家法治的健全。

二、对崇高人性和普通劳动者的深情赞美

耿林莽写了不少赞美的诗篇,他赞美崇高,赞美人性,赞美那些为了大众的幸福而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的赞美绝不等同于我们常常听到的公式化的廉价的赞美,而是发自肺腑的充满人文内涵的赞美。

他赞美城市建设者:“一只沾满泥污的手:油泥、灰浆、汗渍,被石头碴子割裂的伤口,血迹斑斑。这是一只在工地卖命的民工的手。看手相的人,一眼便看出了吉凶祸福:‘你的手,一望而知,苦命的根由。’”“指纹的的密码,印在一块砖和一块砖上,砌进了直线上升的高楼中了。塔一样立地高耸的楼,构成了现代都市皇宫式的巍峨。珍藏其中的民工们手上的汗渍和独特的指纹,也享有一份荣耀吗?一些人的命运,一些手的艰辛,成为与楼同在的原始档案,将被长久地封存。没有人查阅。”(《手的档案》)当我们住进向往已久的高楼套房,可曾想到过墙壁的砖头上,留有建设者的指纹和汗渍?绝少有人去想。可有一位老人想到了。他提醒我们,要永远铭记和敬重这些无名的建设者。

他赞美乡村教师:“‘穷人’。你在黑板上写着‘谁回答,穷人的意思?’一个男孩站起来,他说:‘今早上,我还没吃饭。’答案像一把锤,敲在你心上。黑板上的字,震颤,震落了粉笔的灰。”“格老溪,山上流下来的水,石缝渗出来的水,满山绿枝上滴下来的水,浅浅地流着。光屁股洗澡玩水的孩子长大了,走出教室,走出穷山沟。他们打工去。站在河堤上,你向他们挥着手。淌出去的水,留不住的泪,从你干枯的眼眶蹿出来,热辣辣地流……”(《“穷人”——个民办教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是谁改变了这些穷孩子的命运?是伟大的时代,是穷孩子们衷心爱戴的与他们同属一族的老师。不是高调赞美。就象山涧溪水一样朴实、自然。溪水流淌着诗人的崇敬,流淌着孩子们的憧憬和梦想,也流淌着老师深情留恋的泪水。

他赞美种树老人马永顺:“绕着树枝的雾,缠在他手指上了,难分难割。—片叶子都像婴儿张开的唇或乳齿,洁白,柔嫩,眼睫毛上欲滴。种树老人伸出手去:‘别哭,别哭!’那是一滴泪吧。心疼每一棵树像心疼自己的孩子,脚印踩过的地方,便有一棵树亭亭地萌生出亮如阳光的叶片。有鸟飞来,蓝色之羽翩翩地落户。种树老人在树下,收获一串串鸟语,很绿。”“八十高龄噌噌地爬上山顶,身板骨还行?‘小马”’驹儿,跑得正欢!谁也看不见他的腿,早年的伤口肿胀、化脓了,发黑的窟窿像老树朽烂的根。”“每棵树、每片叶子都熟悉的脚步,依旧是老人生前的节奏。仿佛怕惊动了谁,走走,停停。雪击打着枯叶,风撼动着虬枝。谁谱写的安魂曲,洁白、幽深。献给与树同住的老人,永不寂寞。”(《老人与树》)心疼每一棵树像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人,属于哲学家冯友兰所说的人生四境界中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诗人所赞美的,是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境界。具有此境界的人,是普普通通的山野老人。

三、对奴性及人性异化的辛辣揭示

诗人曾在南京凭吊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的全是耻辱的纪录,看不到血性的反抗。他愤慨写下:“三十万件出土文物,展览着一页耻辱。展览着兽性对奴性的一击。展览着我们背诵了许多遍的国情。”“江东门外,燕子矶头。杨柳依依,摇曳着风景。那柳条串蚂蚁似的穿起一队队人,以便于‘武土道’们开展杀人大竞赛。岳飞的后代子孙,以鲜血在江上,涂写一阕《满江红》,没有人怒发冲冠。”(《骨头、骨头、骨头》)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守城的15万军队弃城而去,随之有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一幕。15万军人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交枪投降,之后,又惨遭屠杀。我们同情手无寸铁的骨肉同胞,永远铭记那些奋勇抵抗的热血烈士。但血性男女实在太少太少啊。写南京大屠杀的诗作中,这是立意迥异的一篇。它给了我们面对历史反思与自省的新视角。

在另一篇题为《埋》的作品中,奴性变成了麻木:“老太太被推下去了,怀中抱着小孙孙,四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当土抛过头颅,一铲,一铲,循序渐进。孩子叫道:‘奶奶,迷眼。’奶奶安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在人被活埋时,老奶奶竟如此镇静!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认命观。作者接着说:“一会儿,果然。一会儿是很快的。荒诞岁月里的一会儿,坑已被填平。坟是没有的,那里种上了庄稼,鲜花野草,风调雨顺。历史被封上了顶。”历史被封上了顶。笔锋何其尖锐!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历史可以短时掩盖,但终有露出真相的一天。

耿林莽以辛辣的笔触,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那些庸俗伪善表演者的丑恶嘴脸:“小人物上班,摸一摸口袋,钥匙带否?更要紧的是,几种面具更替,最好对着镜子操练一番。笑的时候赔一副笑,要掌握放飞的时机,幅度,节奏,适时地收敛。怒的时候低下头:‘是的,是的,我有罪……’那一晚多喝了两杯,一觉睡去,梦里忘记戴上面具,一照镜子,认出了真的自己,吓出一身冷汗,醒了。”(《面具:百科全书》)他写世态炎凉:“杯子传到我的手上,酒还是热的。我的唇却在打战。有一种冷,与季节无关。”(《有一种冷》)写荒唐思维灌输后的荒唐自残:“愚公越发地老了,越发地憔悴。满脸沟壑,周身骨立。黑胡须,红胡须,白胡须,五彩缤纷,哪有时间剃!智叟送来一把电动剃须刀,西方进口的,说是很方便。愚公谢绝了,他是爱国的。他要一根一根用手拔。他坚信:胡子是能够拔得尽的!”(《愚公移须》)写胆小如鼠丧失自我的人生:“我是一只虫子,在古墙一角的砖缝间爬着,爬着。多余的占领多余的爬行玷污了谁的尘土,想起来便坐立不安。”“我是一只虫子,你是一只虫子,他,也是。以别人的轨迹为轨迹,别人的面具为面具。忙忙碌碌,一辈子都在赶路,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像那驴,就像那驴踩着自己的影子也会叫一声,担惊受怕恐惧一生收缩自己。”(《我是一只虫子》)这是一种人性的异化。不少人却不自知,视为遗传和生活习惯。可悲,可叹,可怕。

四、反思摧残人性的历史事件

耿林莽艺术视野广阔,一些聚焦和反思摧残人性的历史事件的作品,显示了他的思想深度和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德国纳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最大的一座集中营,110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1979年,该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2005年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年纪念日。当地居民燃起哀悼死难者的红烛。一支支红烛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耿林莽写道:“绿草如茵的土地,每一棵小草下面,都有一群亡灵在啜泣,请不要惊动他们……奥斯威辛什么都没有了,唯此一支烛,以她怯弱、惊恐的眼神,在张望。幽灵的眼睛,一个小女孩发给全世界的手机短信。”(《奥斯威辛的烛》)一支蜡烛,小女孩惊恐眼神一样的蜡烛,蕴含了无比沉重的情思。这是诗人以他独有的方式,对死难者表达的深切悼念。他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要再现这样的灾难。

他也同样让人们铭记在中国发生过的灾难。194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6时,一位同胞在一辆火车的闷罐车厢里被击毙了。这一声枪响,仿佛冻结了时间,一直沉淀在诗人的记忆里:“一声枪响宛如爆破,将时间炸醒。一声枪响,滞重而涩,如转不动的轮子,戛然而止了。‘逃兵!’有人低声嗫嚅。一个老妈妈用双手掩住了脸,那手,在抖。”(《时间冻结》)整篇作品像一组沉甸甸的电影画面,没有对话,只有惊心的枪声和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老妈妈痛苦的表情,留下巨大的空白和余音绕梁的艺术张力,让人久久难忘。

四十年前,日本侵略兵的高头大马,将一个活泼的中国女孩践踏在铁蹄之下,脑壳破碎,脑浆涂在青石板上。“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的黄昏,一个女人在呼唤。‘给你,给你,最爱吃的冰糖葫芦……’(她躲在谁家的黑门洞呢,和妈妈捉迷藏?)四十年岁月流逝,铺下一条条陌生的小巷。苍老,低沉,嘶哑,碎裂,一个女人在呼唤……”(《黄昏,一个女人在呼唤》)撕心裂肺的的呼唤在空中,也在诗人的心中回响。诗人以他特有的方式,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告诫世人永远记住侵略战争的罪恶。

五、缅怀与追忆背后的人间温情

耿林莽写过不少怀旧和乡愁类的作品。这些缅怀与追忆,有他珍藏在记忆最深处的旧梦和秘密,有对故乡山川风物的怀念,有对失落的人间温情的追寻,也有对生存环境的反思,流淌其中的,依旧是温热的人文情怀。

长时间生活在城市,草鞋已是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但这记忆历久弥新,一直缠绕着他:“草鞋底吮吸大地深处的凉,传送给脚,化作神秘的暖,田原,山冈,森林,河流,呼唤一个人的长征。”“小油灯油尽草枯,编草履的人手掌麻木,这是他编织的最后一双鞋了。跨出门去,他听见满街筒都是高跟皮鞋叩出的响声。”(《草鞋抒情》)草鞋是具象,更是意象,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且听作者的夫子自道:“‘穿草鞋的脚,亲近大地和泥土’,这是‘人与自然温暖的一握’。恰是在科技化使人类迅速物化、异化,从‘黄土地’上腾飞远离之时,我对草鞋产生了深情依恋。诗人张毅在散文诗《乡间》中写道:‘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城市只是驿站,乡间才是人类最后的家园。’我对草鞋的抒情,以及其他一些诗篇中流露出的此类情怀,或也可算作是对于人类精神家园渴望回归的一种痴情吧。”[1]他称自己是一个“在油灯下编草鞋的老人”,[2]某些媒体也亲切地称他为“编草鞋的老人”。[3]

诗人感叹时光之快,过去的生活瞬间,像是飞奔列车窗口外的景象,一一闪过。“路上走过来一个阔肩的少年,那微笑,那眼波里湖水的光泽,只一瞬,车上车下的对视,有如触电。闪过,速度吞噬了一切。来不及接触的爱情,天长地久的爱情,却只是闪过的一瞬。”(《闪过》)一闪而过的美好瞬间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因为美好的情愫,是爱心的闪光,这种健康的心理,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如果人世间多一些传递爱心的微笑,就会少一些误解和仇恨。

串场河是一条穿流于苏中平原的河,也是诗人的家乡河。这条有着诗人少年梦幻的河,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一组三题的《串场河》,流淌着不尽的艰辛和温情。他写脚夫们深沉的劳动歌声:“脚夫们踩着颤悠悠的跳板,沉重的盐包压肩。‘哼哟,哼哟’:是沉郁,是负荷,是愤懑。男低音,呜咽着一条河。”(《男低音》)写夕阳下的河岸:“砖砌拱桥,驼背的黑老人,伏在河上多年了。河水从他胯下流过,一条船。一条船。船行终日,终月,终年。一辈子的流水,不知流向何处,逝者如斯。”(《落日上船》)写船妇的苦难命运:“船轻轻摇晃,河轻轻摇晃。夜夜这样。睡不着,河睡不着,她睡不着。有一天,她要扎那根白头绳吗?她不敢想。船轻轻摇晃,河轻轻摇晃。夜夜这样。红头绳到白头绳,很短。而河,很长。”(《串场河》我们从一曲曲刻骨铭心的咏叹中,感受到诗人对家乡父老的血脉深情,对生命与尊严的庄严叩问。

耿林莽还有一些作品,写出了对生存环境的忧患:“倦游之鸟,从这里飞过。双翼临空,想歇一歇脚。(足足停留了三分钟)找不到落脚的树,它飞走了。”“只有石头的声音,锤子敲击石头。石匠与石头对话,结为知音。他采完最后一方石头,人已精疲力竭。放下锤子,也放了自己的缺水之躯。空山中乃有了最早的一尊雕塑。”(《空山》)破坏自然,最终伤及的是人类自身。这已不仅仅是乡愁,是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诗人呼唤天人合一、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环境。

耿林莽散文诗的人文情怀,来自他对中外散文诗经典作家如鲁迅、波德莱尔等人的自觉继承,也来自他在三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不懈地探索和攀登。

他说:“鲁迅的《野草》,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经典之作,当代散文诗能继承这些经典中厚重的现实关怀与沉甸甸思想含量者似不多见。我曾在《散文诗》刊上提过散文诗可不可以‘野一点’的倡议,主张适当引入一点杂文因素,以克服某些散文诗过于矜持和格调单一化的缺点。后来,又试写‘反讽式’散文诗,也是基于同样动机。忧患带有悲剧色彩,反讽带有喜剧色彩。对社会上的邪恶事物,站在高处,投以冷峻的观察和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微言相讽,在不动声色中或能产生点讽喻作用。似乎,散文诗习惯了悲剧性、柔弱性、忧郁性风格,适当引入喜剧性的反讽因素和杂文色彩,或将有助于她多样化风格的形成。”[4]“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鲁迅,他是我心目中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首先是人格的、思想的,然后才是作品的。他的反对奴性,以及揭示封建腐朽文化培育奴性思想实质的深刻观点,已成为我晚年散文诗和随笔创作的重要理念。”[5]

他是一个不断否定自我自觉前行的人。谈起自已的散文诗之路,他这样表述:“我与散文诗结缘有一点偶然因素,即时代的赐予。欣逢改革开放之潮兴起,文学处于活跃一时的恢复期,散文诗也呈现复苏迹象。《诗刊》于1981年组织了一次‘散文诗六人谈’,我有幸参与,便算悄然加盟了。其实那时我对散文诗的认识很肤浅,和许多局外人一样,将其视为一种浅唱低吟式的美文小品。收在《星星河》、《潮音集》中的作品,现在读来,便觉十分幼稚,使我汗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开始对凝练而又舒展、自由灵动而又有所节制的这一文体,感到如鱼得水的喜悦,觉得很适合自己的美学气质,便决意以身相投了。但同时也发现了她在习惯力量尤其是某种误解、误导下形成的某些弊端。譬如,囿于一种狭隘视野的拘束,使它题材逼仄,矫揉造作、扭捏柔弱的诗风相当突出。令人不安的是有人竟将其视为当然的常规,不以为憾。我觉得这不利于她的发展。一种不能或不肯承载厚重内容的文体,难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于是,我开始摸索、探究,在写作中试图有所创新,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4]我们发现,在同一时期起步的某些散文诗作家,几十年固守一种观念和写法,几乎是原地踏步。有的已在中途改弦易辙。与体育竞技何其相似!到达终点的人,除了热爱与毅力,尤其需要超凡的思想和智慧,勇于在探索中自我超越。

耿林莽在日记里,写下散文诗探索的心路历程:“1989年3月25日突然有一个顿悟,在我的散文诗众多题材、风格以至感情色彩中,有没有一个主旋?我发现,忧郁是它的主旋,底色。人生本是一场苦难,由生到死。由此而派生出我的人道主义。贯穿我的散文诗的情绪主旋是一根忧郁之旋,或称调子,”“1994年1月2日诗的灵魂是诗人对于人类苦难和命运的关注,是个人与人类的统一性契合。世界上的诗歌大师都从苦难中汲取了营养。没有一个是由轻飘飘的玩技巧和单纯表现自我而成功的。”[6]他这样解释他作品的忧郁基调:“我少年时代所生活的社会,总体上的阴暗色调,和接触到的苦难人生,为我写了一幅幅忧郁的画面;二是来自我自身的性格和心理素质,似乎对于这种画面有着特别的敏感,这样的内外结合,便为我的美学倾向和情趣设定了基调。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又增加了一种自觉追踪的理性因素,那便是认识到‘为世界喊痛’,即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是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之所系,悲天悯人的情怀,原是会自然产生并持续坚守的。”[4]读到这里,我们已清晰看到耿林莽在创作中自觉的人文情怀。他没有使用“人文”这个词汇,但他所说的“忧郁”“苦难”“人道主义”,“对于人类苦难和命运的关注”,“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疾苦”,又无一不是在诠释“人文”。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耿林莽谈到他散文诗创作的几个阶段:“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初涉散文诗时的作品,大都肤浅,是因对社会现实和散文诗文体两方面的认识不深所致。80年代中期,逐渐吸纳现代手法,作品技巧有所提高,算是一个过渡阶段。从1989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便是你提到的,由于吸取了‘人文思想的光辉’,作品的骨骼才坚硬起来。可以说,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双向充实,促成了我散文诗的成长,这也许是我30年散文诗创作的一个总结。”[5]这段话更直截了当地说明,他进入成熟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吸取了人文思想的光辉。

从中我们可以领悟,清醒的自觉的高屋建瓴的创作理念,对一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是何等重要。这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1]耿林莽.小序·草鞋抒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2]耿林莽.题记·草鞋抒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周海燕.“编草鞋的老人”跨越60载[N].青岛财经日报,2006-10-30.

[4]耿林莽.序文:我的散文诗之旅[M]//散文诗六重奏.郑州:河南文艺出版,2011.

[5]耿林莽,王幅明.耿林莽访谈录[J].诗刊,2011(4上).

[6]耿林莽.日记中的“诗论”[C]//散文诗精品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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