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增华

（河北大学 河北·保定）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黄文节公。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他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与杜甫、陈师道、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黄庭坚进士及第，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他出于苏轼门下，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在书法艺术方面，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而在诗歌方面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61年的人生历程，基本上是在清寒、贬谪、流离、奔波中度过的，一直到晚年在政治上仍然被忽视。

艺术家面对郁郁不得志的外在环境时，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精神支撑，佛禅和老庄的一些思想理论被很多不得志的艺术家所推崇，甚至会遁入空门，潜心研究，寻求心理上的慰藉。黄庭坚也不例外，他不断潜心研究，进而从中寻求消除人生苦痛的良药，形成一种圆融的人生态度。通过参禅明心，去除我执，认识到真正的心性是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所改变的，如雪“皎皎不受尘泥涴”，又如月“黄流不解涴明月”，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动摇，如翠竹于枯荣中不受影响，形成了一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黄庭坚认为，古人的隐居山野并非为了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而是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与高尚的心灵境界。归隐并非得道，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脱，关键是在心灵是否执著。在《答王子厚书》中曾说：“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自放于深山穷谷，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盖欲深明己事，开百圣而不愧，质鬼神而无疑，故于彼有所不愿耳。”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黄庭坚把庄子的物化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观结合起来，把“逍遥”理解为无累于物，超尘拔俗，与道合一，心不执著的般若境界。如果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为外境所动。黄庭坚用庄子“朝三暮四”典故，说明人随外境变化而为之起伏的心态。如：“朝四与暮三，适为狙公玩。臭腐暂神奇，暗噫即飘散”；“狙公七芧富贵天，喜四怒三俱可怜”，等等。黄庭坚认为外物、外境的变化不过就像狙公赋芋，朝三暮四，情境虽异，实质相同。所以，面对外境时要不瞋不喜，无取无舍，荣枯随时。这是庄子的“安时处顺”，也是佛教的“以心转物”，黄庭坚为佛庄二家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

黄庭坚对佛家心的本质、修心的方法看得很透彻，文人如果能够借鉴佛教修心的方法，那么就更容易体悟圣贤之心。在《跋双林心王铭》中，黄庭坚指出，学人如果能从《心王铭》中领悟心的本质，并且从此心来读《论语》，那么就“如啖炙，自己味矣”。在《与胡少汲书》中，他也说：“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开卷论说，便穿得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却观旧所读书，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极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禅在修心方法上的作用。

黄庭坚反对传统汉学那种章句训诂之学，而希望文人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反诸己身，自觉地以自身心灵去体悟圣人之心，来提高道德修养。他经常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往往涉及道德问题，认为“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学习道术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标准来把握人生方向，闻道是为了“养心”，用来涵养自己的道德修养，践履忠孝之道。

“忍、默、平、直”也是黄庭坚一生的处世之道，在北宋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结合了儒、庄、佛的思想内涵。黄庭坚由于孝养母亲、养活家庭等现实问题不可能不入世，而且初期黄庭坚还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来入世，在几任官职上，他综合了儒家仁政思想、佛家慈悲教旨与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形成了勤政爱民、恪尽职守、誓作砥柱的入世态度为立身之本。但是，自从经历了新旧党争的政治风波，不但打消了他的入世理想，更让他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庄子全身避祸的思想开始进入黄庭坚的思想领域。再加上黄庭坚本身就喜欢自由闲远的生活，时时向往着江湖归去，所以他积极入世的理想蜕变成了一种与世周旋的态度，在不触犯道义、气节的情况下，他还是和光同尘的。这时“忍、默、平”，对外就成了他与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锋”的全身手段，而对内则是他消解内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态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罗蜜，“无可简择”是指以对境时无好恶之心。这些都给黄庭坚处理内心不平之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佛禅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思想也给他安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培养超然的心态提供了精神资源。不过，虽然外在的际遇可作随缘看待，灵活处理，但作为一位甘当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节自比的儒士，黄庭坚内心里是时时抱持着“道义”、“气节”等大的是非原则的，这些是不可动摇的。

儒释道三教互融的结果，使黄庭坚的思想更加圆融，处世态度也更加自在。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他对出世和入世不再执着，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他更强调知行合一，着重从净化内心、明见心性的角度去体悟圣贤之心，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拘泥于礼节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渗入，还使他在入世时保持了清醒与超然的姿态。审时度势，安时处顺，以时势的沉浮作为自己进退的前提，是谓：“君子藏器，待时盘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观。”在建功立业时不执著于功名——“成功万年，付之面墙”；身处逆境时，也反身自观，去除烦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佛禅在心性修养理论与修持方法上的完备，黄庭坚更多的是用禅宗的观照方法来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斩断对自我的执著，“无死地以受众人之弹射”，从根本上对治烦恼痛苦，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黄庭坚认为儒、佛二教的现实教化功能是不同的，六经是“政治之成法”，用以治世，而佛教是治心法，可以成为王者之治的有益补充：“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意思是讲，国家的刑罚奖赏用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佛教的因果之论——祸福，可以让民众内心策动自律，让他们止恶向善。所以，黄庭坚认为王者以刑赏法律治理社会，佛教以因果祸福之道理来教化人心，儒释互补、内外兼治，就可以天下太平。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后又入佛门，参禅多年，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心中廓然。他统合儒释道三家，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在入世时以天下为己任，为地方官则仁政为民，忧民疾苦；为史官则秉笔直书，为后世留纲鉴；在卷入党争、两遭贬谪时，则随缘自适，心意平和。身处浊世却自保气节，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贫无立锥仍禅悦充满。严格来说，黄庭坚不是一个哲学家，并未提出新的哲学观点或者构建一个思想体系，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体验，以所行证所思，实践了自己构建的道德标准。

[1]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二.

[2] 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五，《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

[3]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一.《晋州州学斋堂铭》之《君子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