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艳玲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钟惺(1574 －1625)，明代竟陵派的领袖之一，他和谭元春评点的《诗归》风行一时，家置一篇，为文学评点的经典之作。钟惺不但善于诗文评点，同时也注重历史品评，其中之一则是关于《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的品评。

一 重史与好古

钟惺品评《春秋》三传以《史怀》卷一、卷二中关于《左传》的分析为主，其《隐秀轩集》中还收录6 篇春秋人物论，此外还有不少题名钟惺评点的《春秋》三传。①参见郑艳玲《钟惺评点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150－152 页，李先耕《钟惺著述考》(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54－55 页、110－111 页。题名钟惺的《春秋》三传评点，文字大体依据《史怀》而来，与钟惺的文学观、史学观基本一致。

《史怀》是钟惺的历史著作，刻于万历47年，内容上包含对多种史书品评，形式上以短篇条目式随笔出现，少则十几字，多则上百字，大多短小精悍，绝无长篇大论式的论说。《史怀》一、二卷是专门针对《春秋左传》的论说。此外，钟惺的《隐秀轩集》中还有《郑庄公》、《鲁庄公》、《城濮之战》、《荀林父》、《公孙黑肱》、《宁喜》。这几篇文章大体与《史怀》中的相关内容一致，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每篇加上了标题，二是个别篇目的文字有出入，如《史怀》中的“庄四年春二月”，［1］5《鲁庄公》则为“庄四年夏”;［2］397《城濮之战》开篇有“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之语，结尾有“吁，此制胜之道也”，［2］398－399这两句话在《史怀》中并未出现;《宁喜》篇开头的“臣子不幸处君父之际，事有所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在有以自处而已”，［2］401《史怀》中也未出现。

钟惺品评《左传》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一，钟惺品评《左传》和其秉性、喜好有直接关系。钟惺秉性严冷，与当时文坛的主流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差别很大。钟惺在《司城程公墓志铭》中说自己“性寡交，于贤士夫鲜所识，亦不为人作文。”［2］535好友谭元春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说:“退谷羸寝，力不能胜布褐。性情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与世俗人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仕宦邀饮，无酬酢主宾，如不相属，人以是多忌之。”［3］邹之麟在《史怀序》中说钟惺:“其人风韵清严，神检闲逸，与人居落落穆穆，间佐片语，微甚冷甚，令人服亦令人畏。”［1］序从性格上来说，率性之人，如袁宏道，自然敢于标新立异，乐于激进，发前人未所发;严冷之人，如钟惺，则行事谨慎，更倾向于厚积薄发，立说有据。当然钟惺立说的依据就是各种史书和前人作品。

钟惺重史。钟惺从小就阅读各种史书，因而养成了研究史书的习惯。钟惺在《自传》中说:“惺自馆归，(父)必教以《通鉴》、《语录》、《国朝宪章录》等书。．．．．．惺十三四岁，私诵《左》、《国》、《史记》、《汉书》、《文选》。”［2］374题名钟惺评点的《玉堂故事》也沿用了他的这一观点，明确说明学习史书的重要性:“教子弟者，勿谓史学无益于幼稚也。”［4］

钟惺好古。钟惺读古人之书而有《史怀》，《史怀》自《左传》起，至《晋书》终，因为钟惺认为之后的史书就无法阅读。对这种好古的倾向，蔡复一在《寄钟伯敬(时以先人传至并示史怀)》中赞叹说:“《诗归》寡可恨，《史怀》幸加删”。［5］《史怀》完成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读者追慕竟陵之风，甚至不远千里，前来拜读，如邹之麟的记述:“于时魏士为者，扁舟裹粮，不远数千里，来观伯敬所读之书，上下其议，凡月余。两人者居然有古人风概，士类翕盖以文人宗之。”［1］序钟惺对《左传》的品评深得后人喜爱，如清代的潘氏家族，就把以钟惺评语汇集而成的《钟评左传》视为“世宝”，代代相传，并评价钟惺的点评“令人陡惊”、“如听黄鹂音”、“丝丝见奇”。［6］

其二，钟惺对于学古的提倡，尤其是对史书的重视，是对于公安派流弊的批评。钟惺评选《诗归》、写作《史怀》的时代，公安派已经衰微，［7］69但袁中道、雷思霈等公安末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袁中道虽然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正，但在本质上仍然坚持反复古、拟古，如袁中道曾经以“荔枝”和“新枣”作比喻，批评当时人们学习盛唐诗歌却只学到了皮毛;［8］1043在《珂雪斋集自序》中又说“文法秦汉，古诗法汉魏，近体法盛唐，此词家三尺也。予敬佩焉，而终不学之;非不学也，不能学也。”［8］19这些说法对于治学之风难免带来不良之气。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对于公安派这种不学古的风气是十分不满的。钟惺曾经十分尖锐地批判过江盈科:“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钉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捩，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2］461针对公安派带来的问题，钟惺转向古诗、唐诗，以及各种经典史书:一方面和谭元春共同评选《诗归》，“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而策求古人真诗所在”，［2］235－236成一家之言;一方面有感于“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间，处之未竟善，大半生于不读书。弟向欲作《二十一史详略》，附于各史简末，隐括事文，窃取其义。计成功无时，姑撮其论事者，自《左》、《国》起，讫于《宋》、《元》，勒成一书，名曰《史怀》”，［2］483－484“取其事以经世，取其文以传世、以怡情”。［2］423－473《诗归》和《史怀》两部书均成书于万历后期，二者从对公安末流的清算中树起竟陵派的旗帜。至此，竟陵派取代公安派，成为明代后期的又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明代近三百年，文学复古运动以不同形式不同面貌多次发生，茶陵派、前七子和后七子、复社和几社都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进行了复古运动，由此形成明代文学论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钟惺并非鲜明的复古派代表者，但他从实际出发，尊重古人，学习古人的做法，与复古派的起点是一致的。

二 “取其事以经世”

陶珽赞扬《史怀》中表现的的经世精神:“世之服膺伯敬者，大都在《诗归》一书，不知《诗归》鬯风雅，而《史怀》吐经济。经济之于风雅，何啻过之。譬之经，《诗归》刺美恶得之《诗》，而《史怀》则道政事得之《书》。公好恶，寓褒贬，又取之《春秋》矣。”［1］序钟惺对《左传》的认识偏重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品评，从而总结规律，阐述道理，表达自己的经世治国之说。这些观点虽然是强调儒家已有之说，但在时代凋敝的晚明、士人精神整体萎靡的万历时期，这些说法是有积极意义的。钟惺品评《左传》所表现的经世治国之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君主仁德，内修外治。重视德行修养，因而君主才能够仁厚地看待问题。庄王想要娶夏姬，巫臣劝谏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自己却纳之而奔晋。对于这件事，庄王说:“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钟惺高度评价了庄王:“大哉言乎，可为万世用人听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愎谏，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国与否，一切以有为而言坐之，弃其言而锢其身，岂不为楚王之罪人?”［1］16如果丧失德行，以狭隘的私人恩怨去处理事务，就会导致国家的祸乱，正如郑伯因母亲姜氏偏爱弟弟共叔段而伺机报复，姜氏因为郑伯寤生就嫌弃他，这都是不应该的:“爱恶二字，遂基国家无穷之祸，慎之，慎之。”［1］2普通人难免有名利之心，但是君主却不能一味索取，大方谦让是显示自己的威仪的最好方法，这样也能得到后人的认可:“异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将死，自请谥灵与厉，群臣以其知过而谥之曰共，成王以争得之，孰若共王以让得之之妙也。然则古今工于请谥为身后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1］12君主提倡德行，由己到人，由内到外，国家自然繁荣昌盛，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想要从外部去解决治国之道，就是缘木求鱼，最终只能走向衰亡，所以钟惺说:“献公灭耿，灭魏，灭虞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溃内，父子兄弟闲釀乱无已，此可为不修内治之戒也。”［1］6－7又说“晋成虒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内治不修，此晋霸始衰也。”［1］26

内修的方法之一是讲究信义，遵守礼仪。无论君臣都应该把信义作为治国的原则之一，如果背信弃义，逆天行事，那么这样的君主和臣子就都是浪得虚名:“晋饥，使乞籴于秦。子桑请许之。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处既高，又树阴其民，使归心于我，霸主作用妙矣。及秦饥乞籴于晋，晋弗与。庆郑谏，虢射曰:‘不如勿与。’夫丕豹之请伐晋，为父仇也，虢射何为者?无故陷其君以不义，而怒一与国乎?秦晋两国，非惟君不能当其君，臣不能当其臣矣。”［1］7

内修的方法之二是重视贤才。人才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成公六年，“栾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看众字高识，可定千古国是。孔子谓五臣盛于十乱，岂数其人哉!”［1］16君主当然要爱才惜才，大家同心协力，就算失败，也仍然存有自己的威仪:“吴师克鲁东阳，获公甲叔子与析朱鉏献于王，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盖谓其能俱死耳。于败之中看出一胜局。居聪明之主也，国能用人，人能同心，虽败犹足以威敌，可不念哉。”［1］31爱惜人才，不要把让他们失望，否则就是“弃贤资敌”，［1］23帮助敌国强大，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当然，政治集团内部，除了贤才还有很多奸佞之人，钟惺通过分析羽父为了太宰一职而弑君的做法，认为“自古乱贼篡弑多从谄入，……勿近谄人，止乱之道”，［1］4所以要亲贤臣，远小人。

第二，为臣之道，贤明忠诚。臣子要忠诚于国家，“祁奚举其仇，又举其子”，“此其所以信于君与友也”。［1］19嬴氏执着奉行晋王的命令，其忠诚之心是所有臣子的典范:“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虽圣贤处之，不过如此。季隗之侍赵衰二十五年，不为不贞，齐姜杀桑下之女，不为不侠，然其从容详妥，似皆逊之。”［1］9“贤者自爱其名”。［1］30

臣子贤明的表现之一是善于进言。当然，进言要讲究结果，即“人臣进言以君之入不入为程耳。”［1］3进言的基础是清楚掌握本国政事和大局，此外，进言还要讲究策略和方法，才能达到帮助君王作出正确选择的目的。钟惺高度评价了魏绛劝阻晋王进行和戎的进谏之道:“魏绛论和戎而云《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作一未了之语，以待其君之问。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间光景妙绝。乃详后羿游畋事，而终之以虞箴，是时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然此段和戎之旨何关?深厚婉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语不及和戎，晋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则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头人，深思领会，一语写出。绛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贵货易土，说尽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汉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穑人成功。此李牧守代无所失亡，民得民牧，赵充国屯田备羌意也。既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盖用和为战守也。魏绛真是经国实际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张，事事有颠末，其后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将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亡备，故先为此杜其萌也，可谓知本矣。”［1］19

臣子贤明的表现之二在于根据民情为政，一旦确定了法令制度，则要严格执行，而不是刚愎自用，滥用权力。襄公十年，郑子孔当国，出尔反尔，焚书于仓门之外。对此，钟惺认为:“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从者而后为之法。法已立而后诛弗顺者，诛不可行而复自赞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为载书，但亦无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议，发于子产而子孔听之，此国体也。”［1］20

臣子贤明的表现之三是做事有章法，遇事应对自如，进而化解危险。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了火灾，当时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他步步为营，处理的很好，因此钟惺评价他:“世间最仓促之事，孰有过于救火者，乐喜始终处分，妙在极细极详极迂，盖仓促之事，有卒而应之，反乱而无益，闲而应之，反整而有绪者，此类是也。”［1］20

第三，民贵君轻，取民心所向。庄公四年春，楚武王曰:余心荡。邓曼感叹王禄尽矣，王薨于行，国之福也。钟惺认为邓曼的这种“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说，先孟子看出”，［1］5是极其可贵的。为政要顺应民意，取民心所向。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钟惺说:“国破君亡，千古时势之难，莫有过于此者，臣子处此，不徒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塞责，看其苦心干济，从何处入手，何地结局。然大要以民心为始终，首教君告其民，则主于引咎而众皆哭，次代君以问其民，则主于归美。且何教以自强待敌之道而众乃说。众说乃作州兵，实有一段处分，不独恃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顺民心为之，施为步骤，何其妙也。”［1］8关于民与财的问题，钟惺的看法是:“财者必用之物也，聚则宜在国，散则宜在民。在国则君以养天下，在民则民以自养，而又以养其君，财所在不同，而同归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纪纲渐弛，吏恣取诸民，有权力者又恣取诸吏，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积于仕者之家，无论诲盗敛怨，计一家衣食所余，积而无用，理数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乱。予尝谓治久必乱，见仕者之家积而无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犹可言也，富而生乱以祸天下，尚忍言哉?”［1］22

三 “取其文以传世、以怡情”

晚明时期，评点风行一时，钟惺和谭元春以《诗归》倡竟陵之风，盛行一时。这种寻章摘句的品评也影响了钟惺对经史的接受，因而在著书立说之时也分析《左传》的文笔章法之美。这些点评，言语不多，却往往一针见血，指出优劣，令读者豁然开朗，不觉拍案。从整体上看，虽然零散不成体系，但与原文结合，往往妙笔生花，对于学习写作来说是很有裨益的。

钟惺品评《左传》，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钟惺认为《左传》写人往往能够凸显个性，描摹传神。庄公寤生，他的母亲姜氏受到了惊吓，钟惺赞叹《左传》中的“惊姜氏”三字写出了“真妇人之性”。关于郑伯纵容共叔段的记述，钟惺认为这一段把人物写得十分精彩:“郑伯处心积虑，日以杀段为事，非必以其能为曲沃武公而杀之也，不过追恨于姜氏之爱段而恶己。欲一有所出之耳。请制请京时，目中无段久矣。杀段如笼鸟釜鱼耳。……公自明其(共叔段)欲过之，欲贰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无能为也。……母子义绝，不待黄泉之誓矣，气雪意满，恶有绝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颖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掘地及泉一语愚之，掩耳偷铃，为草草结局之计，益足明郑伯之凶而狡矣。”［1］1～2《钟评左传》甚至把这种说法发扬成三绝之说:“庄公之狠，叔段之痴，姜氏之愚，可谓三绝。”［9］这种说法显然比毛氏父子的三绝说要早。突出个性，有时候是突出人物的某一种个性，有时候是在事件中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特质。写人贵在传神，如果能够写得活灵活现，则是最高境界。叔鱼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小人。鲁国的季孙意如在晋国不愿回国，韩宣子和叔向都没有办法，于是派叔鱼前去劝说。叔鱼说:“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微武子之赐，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归子而不归，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之后还哭起来，季孙意如被吓怕了，于是回去了。钟惺评此处写出了:“感恩知己，小人不情，面目如生。”［1］27又进一步赞叹《左传》通过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谗人之雄”:“读古今谗人之言，未有不使之愤者，岂牛费无极之言，吞吐操纵，读之反使人笑，况当时听者乎?此所以为谗人之雄也。”［1］27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术士郑裨灶扬言“宋卫陈郑，将同日火。”又说“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不答应。后来宋卫陈郑果然都发生了火灾。郑裨灶继续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钟惺评价这一段描写，“术士幸灾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1］27钟惺反复用“如生”来评价，当然是在赞叹《左传》的人物刻画生动传神。之后，钟评《左传》用“痴语痴状在目”、［9］钟评《公羊传》用“写强弱吞并如画”［10］等语，也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的。

第二，钟惺认为《左传》记叙注重章法布局。僖公十五年，“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阴饴甥对秦伯先说“不和”，令人一惊，引起紧张气氛，之后列举了小人狭隘、君子坦荡的不同举动，令人产生疑惑，最后通过德行的论述，表达了希望秦伯爱惜德行保全晋王的心愿。钟惺对此评价:“不和二字初觉骇人，解来却实实至理。身处危辱，两路擒纵，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驾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对强邻，著数节次，毫不可紊乱。”［1］8这部分的章法布局，缜密细致，安排合理，循循善诱，说服力强。钟评《左传》又借此补充说:“妙在章法整整中颠倒奇变，莫知端倪”，［9］赞扬了《左传》章法变幻之妙。叙述讲究方法，“季札观周乐”部分运用想象和虚实相生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音乐和舞蹈，足见《左传》记叙的杰出成就:“字字是反复想象光景，舞《象箾》以下语便着实，歌属闻，舞属见，闻虚而见实，虚则疑，实则信，慧不必言，其慎如此。”。［1］24楚子围宋，有一部分关于“晋侯始入而教其民”的记载。《左传》通过晋侯和子犯关于“用民”的三次对话来进行记叙。晋侯三次想要用民，子犯都不同意，晋侯三次的表现是“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晋侯遭到子犯反对后，每次的行径都不一样，但其结果实质上是通向霸王之路的。对于这段层层递进的记叙，钟惺评:“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标之，说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径，和盘托出。‘可矣乎’三字安顿尤妙，忍不能待，竞心露于一问矣。”［1］10文章的写作更多的时候需要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点，因此钟惺用裨谌的特点来表达自己对文章写作布局的观点:“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是作文绝妙行径，非有之性有奇趣之人，不能知之。”［1］24钟惺还通过记叙战争的变化和多样性来称赞:“三代而后，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氏，只讲得离合二字透明耳。”又评:“兵者不习用，不习见，又不习言之物也，焚者贵显言之，危者贵快言之，繁者贵要言之，恒者贵幻言之，定者贵错言之，阔者贵细言之，生者贵熟言之，其《左氏》一书乎!”［1］4－5

第三，钟惺认为《左传》用语恰当合理，往往一针见血，用词精简凝炼，风格简古。钟惺评价《左传》的语言合情合理，如评公子突的“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之论，“勇而无刚”四字，“事深情深理深”;［1］3认为有些语言用的充满智慧，例如评邓曼关于楚武王“余心荡”的用语“灵光剡剡”，［1］5评斗廉的“且日虞四邑之至也”中“只在看破一虞字”;［1］4有些语言委婉细致，如评乐喜救火的一段语言描写“妙在极细极详极迂”;［1］20有些语言用的含蓄深远，如评楚子关于晋公子“广而俭”的用语“蕴藉如此”。［1］9钟惺认为《春秋左传》的很多用语往往很精当，痛快淋漓，发人深省，例如评曹刿的“君举必书”“四字悚然，使人不敢妄动”;［1］6评师慧过宋的记述中，“无人焉”三字“笑尽叔世君臣”;［1］21评范文子的语言“深厚久远”，尤其是“知勇”二字“肤而近”［1］16评陈辕颇的“惧先行”“三字说得可畏，即杜甫诗所谓‘受谏无今日’也，千古亡国丧家之人，不得先闻其过者，皆为此三字”;［1］32华元为植，巡功被讥笑，无可奈何。钟惺评:“若不解弃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顽钝得妙”，又评华元“止得尤妙，口众我寡四字，可悟应变止谤之法。”［1］13－14《左传》的整体语言风格是简古质朴，钟惺也强调了这种特征，如关于崤之战的语言描写，钟惺评价“简至”，为“天造妙文。”［1］12

钟惺的史评方式与内容在晚明时期的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想要扭转世风，仅仅通过一种风尚还不足以完成。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精神退缩，即便有心纵横经典，也难于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从整体上来看，钟惺的品评过于随意，缺乏深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钟惺对《左传》的品评:“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11］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此外，片段零散式的品评容易导致学识不足的倾向，钱谦益就以此为据，大加批判钟惺“寡陋无稽，错谬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筴以攻其短”，［12］570－571又批评钟惺及其竟陵派给后人带来了不良影响:“彼自是其一隅之见，於古人之学，所谓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者，未尝过而问焉。而承学之徒，莫不喜其尖新，乐其率易，相与糊心眯目，拍肩而从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於不学而已。”［12］572这些批评当然有所夸大，但是钱谦益对于钟惺学力不足的分析，从客观上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明)钟惺．史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明)钟惺．隐秀轩集［M］．李先耕，崔重庆．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明)谭元春．谭元春集［M］．陈杏珍，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81．

［4］(明)钟惺．玉堂故事序［O］//玉堂故事．明刻本．

［5］陈广宏．钟惺年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96．

［6］春秋左传五十卷［O］．(晋)杜预，(唐)林光叟，注释．(明)钟惺，孙鑛，批点．清康熙刻本．

［7］钟林斌．公安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69．

［8］(明)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春秋左传三十卷［O］．(晋)杜预，注．(明)钟惺，评．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

［10］(明)钟惺．公羊传十二卷［O］．明崇祯刻本．

［11］(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5．

［1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