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德，吕金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近世中国弘德崇孝的多重践履
——评《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王玉德，吕金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是一部探察晚明至民国初年《孝经》学与孝文化的文化史力著。该著深入洞见此时期围绕“《孝经》与孝”集结而成的文化脉络与实践形式，勾勒出“孝治天下”的种种面向。孝治散播管道的视像，孝治天下蓝图的铺展，孝治神秘意蕴的充沛，这三个层面最能彰显近世中国社会里存在的弘德崇孝的种种努力，也最能还原孝治天下的宏阔画卷。

孝治管道；孝治天下；孝通神明

孝——一个充满温情又质朴的字眼，一个学术界参齐异调的研究着力点。它既可充任维系人伦纲纪的意识与观念，也可是日常生活中蕴含尊长敬亲与继志弘远双重意向的行为规范。“孝”是家庭生活中辨别长幼次序的圭臬，是社会交往中体认亲疏远近的基石，是政权统治中维系和合秩序的枢纽。而承载孝道意识的《孝经》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流转变迁的岁月里，得以跻身十三经的部列并成为学术论著的源头活水之一，其通俗平实之特点助它跨越年龄、性别、阶层、信仰、地域等差别而变身为建构社会伦理道德范式的可资借鉴的教本。

近代以来，研究孝文化的学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下领域：《孝经》的文本、《孝经》的成书时间与著者、《孝经》的辑佚与辨伪、《孝经》的阐发与政教功能、《孝经》与其他经典的关系、忠孝关系、愚孝与新道德、“孝”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境遇、王朝孝文化及孝的掌故，等等。然遍览撰述，笔者亦可窥见某些领域的薄弱情状。幸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吕妙芬女士的力著《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1]，才于“晚明以降孝文化研究”式微之处有所补正。

《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是吕妙芬女士近年来研究晚明以降《孝经》与孝文化的思想结晶。它从对《孝经》文本的诠释出发，考量中国近世《孝经》文化史的进展脉络，并对“孝”的多层意涵和影响形成某种关照。该著勾勒了晚明至民国初年围绕《孝经》与孝所结集而成的文化脉向与政教趋势，着重探察了晚明《孝经》学的宏阔学术背景，共推孝治意识的力量(国家与宗族)，《孝经》文本定位的变迁，《孝经》论著与学术思想及政治威权的关系，“孝”道神秘色彩的增长等问题。虽按问题线索循时推进，但其学理主线仍高扬彰显。该著对《孝经》文本的认识视野是广阔的，以社会文化史和学术史为两大透视窗口，对晚明至民国的《孝经》学与孝文化展开深彻剖析，不乏新颖独创的见识，透现出著者锐利而公允的学术涵养。

一、孝治散播管道的视像

《孝经》囿于古代经学研究领域内，又加之与政治的瓜葛，历代对其研读、辑佚、考辨、阐发的著述不胜枚举。[2]诸多著述或可涵盖政教读本、研究硕果、蒙学教材、宗教典籍。然而，与历来普遍关注《孝经》文字、章节、注释论调相异的是，著者并未过分流连于堆积如山的“学术遗产”，而是以极为开阔的视野将《孝经》文本进行“宽泛化”处理，不刻意明辨《孝经》的唯一性与确定性，将一切散播孝道意识的文本全部采集利用。著者认为，《孝经》与孝“既非同义，也不是简单的涵摄关系”，特别是“孝的涵盖层面太广，不仅孝的传播或落实未必需要透过《孝经》这个管道，某些时候人们还特意要将两者区分，强调《孝经》曲解孝义、不能代表真正的孝”。[1]1这种体察《孝经》与孝治密切关联但不等同的见解，正是著者不局限于《孝经》，广泛考究孝义，也是其研究的重要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著者从《孝经》文本定位的历史变迁中揭示出《孝经》性质的曲折嬗变。她以锐利的眼光觉察到《孝经》在近世主要被认定为蒙学教材，与庶民、儿童、女子教育的关系紧密，并更进一步探讨其在蒙学领域的地位——一本普通的不占绝对优势的蒙学教材。另外，关照以《孝经》为内容的文本记叙也是著者的独特视角。她认为，自汉魏至宋元以降，男女传记凸显孝道的论述存在差异——男传中涉及《孝经》的记叙渐趋隐微化，女传则明朗化，并以“传记记叙的高度选择性”和“男女皆孝”来解读这一颇有意味且对比鲜明的历史现象。

正如著者所言：“希望透过人们对《孝经》文本的不同解读，透过对《孝经》在政治与文化各领域中被运用的情形，考察其与人们生活交织的历史情景，藉此呈现中国近世孝文化的某些面向及其重要的文化意涵。”[1]323可以说，孝治散播渠道——孝义文本是其研究的重要起点，而领悟、阐释文本背后的文化现象才是著者的真意所在。在著中，她着力描绘《孝经》文本在宫廷中被庄严宣读，孝子守丧或祈福时的虔敬吟诵，官员敬告天地或悔悟时的心迹流露，儒者笔耕不辍的辛勤书写，三教论辩时的口唇相讥，乡村私塾的朗朗书声，开蒙教育的谆谆教诲等生动图像，把人们在生活与思想中同孝义文本交汇的史实表述得淋漓尽致。

二、孝治天下蓝图的铺展

“以孝治天下”源自《孝经》，但此观念渐渐成为中国宗法专制社会共同赞许的可期达成的理想。在此社会理想趋于实现的道路上，我们看到王朝反复宣扬的身影，宗族组织不断鼓励的行动，学术群体不懈呼吁的努力，这一切都为推动孝治天下蓝图的构建而奋进。在《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书中，我们看到著者竭力捕捉社会各阶层通过努力建立、完善孝治天下蓝图的种种面貌。

1.王朝的谆谆教导。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中,《孝经》因其所承载的孝道思想可成为家国同构等级社会的统治权柄，故颇受政治威权的干预。黑格尔也赞同“孝”与国家的某种关联，他说：“国家所以能够得到那些已经是道德的个人来做它的国民，都由于这种孝悌的赐予，这些个人在结成国家时，他们替国家带来全体合而为一的感觉作为国家坚实的基础。”[3]即“孝”意识在推进国家一统时的突出功效，必定会受到统治者的过分关注与操控。著者在展示晚明《孝经》学的宏阔学术背景时着重剖析了国家政权与宗族组织的复杂关系，流露出认可国家政权强势力量的某种倾向。国家政权的需要与否同《孝经》的沉浮地位紧密相关，没有国家政权的支持或默许，孝治天下蓝图终将是空中楼阁。书中第六章讲述清初帝王通过圣谕与躬行对“孝治天下”理念加以弘扬，通过国家政策的强制性来构筑一幅上督下效的崇孝图景。这种统治者以身作则、垂范天下的强大感染力，以及在此影响下形成的弥漫于社会各角落的孝道意识，成为开创孝治天下蓝图的最强力支撑。

2.宗族组织的鼓励支持。“孝”是家庭生活、宗族生活中维系血缘亲情与表达敬意的纽带，是宗族灌输尊卑长幼、男女秩序的有效依托，是宗族维系内部秩序的“灵丹妙药”，是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社会得以巩固的根基。著者在第一章中把宗族组织视为“政治地缘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社会的羽翼，进而赋予它在国家政权默许之下的部分自主性，对宋元以降新的家族组织与宗族文化庶民化趋向的不断演进展开审视，认为国家于律例上承认宗族协助治理地方的合法性，形成朝廷与宗族的强势联合，成为共举孝治意识的两大推手。

3.学术群体的殷切关怀。研究《孝经》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变迁的轨迹在论述《孝经》的各类著作中可见一斑。由宋学到朴学到近代新学的学理嬗变，对各阶段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各具特色，自然也对《孝经》的诠释产生冲击。在著者笔下，信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箴言的晚明江浙士人(如吕维祺、江旭奇)以上疏使《孝经》复立于科举必考科目的历史被还原，清代考据之风盛行，也对朱熹凭己意刊误《孝经》的草率之举产生质疑或排斥(如曹庭栋《孝经通释》、毛奇龄《孝经问》、丁晏《孝经徵文》、方宗诚《孝经章义》等)的面貌被重塑，新文化运动中学人在“孝道与《孝经》”问题上分庭抗礼、壁垒分明的图谱被重构。此外，著者辨识清初河南、江浙两地《孝经》学殊异情形的缘由，也是极富价值的。

国家政权孜孜不倦的教化，宗族组织不遗余力的灌输，学术团体念念不忘的关注，共同描绘出一幅孝治蓝图。

三、孝治神秘意蕴的充沛

在著者宽广的学术视野里，《孝经》论著、宗教典籍、蒙学教材、王朝谕令、政府律条、宗族礼节等涵括孝道意识的文本全部属于孝治散播管道——孝义文本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考量“孝治天下”得以有效运行之社会机制的边界。今文《孝经·感应章》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历代有关孝行或《孝经》可感通神明、遇难呈祥思想的滥觞。在对近世中国孝文化的研究中，著者对神秘色彩笼罩下的孝道意识开展辨析时，全力再现了“宗教性意涵的孝”与“个体有关孝的实践”相辅相依且耐人寻味的历史情景。

弥漫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促成人们向善去恶、行善积德的文化土壤，是孝道意识影响人们生活的催化剂。著者在文中第一章和第九章对社会各角落潜藏的崇德弘孝观念，宗教教义中孝道意识的存在进行梳理，对学界研究中“宗教的孝道意识”这一缺失领域进行补救，也客观上佐证了孝治天下蓝图得以铺展的社会因由。

另外，“个体有关孝的实践”也是著者如椽巨笔所擘画的生动场面。著中剖析了虞淳熙与杨起元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吕维祺旦夕焚香诵《孝经》的虔敬，潘平格诵《孝经》祈雨的意图，许三礼诵《孝经》以告天的诉求，黄道周狱中手书《孝经》的悔悟之情、民国融末世宗教意味的《孝经》刊物等，丰富了孝的文化内涵与实践层面。

四、结 语

史学工作者的旨趣在于从留存的材料中构建已逝去的图景，并给予历史合理而可靠的解释。笔者相信，著者在该书中将一幕幕晚明至民国有关“孝治天下”如何铺排的图像勾勒了出来，也形成了“一种理解中国孝文化的努力”[1]1。然而，极为客观的史学研究，或可产生极为主观的个人感悟。诚如著者在序中所言：“它带领我透视常识的表象，看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许多事物都辐凑交织在‘孝’这个核心价值上，变得彼此关联而更具立体感，也更有生命力”，又“从平凡中看见另一层意义是令人欣喜的生命成长”。这是著者从这个极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得到的现实关照。

如若，在译读史籍时对古人论著抱有同情之感悟，或更能达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真了解”之境界。郑樑生亦言：“最困难者莫过于要使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里，以自己的新方式生活着的某一代人同情地进入前一代人的生活里。”[4]历史学的求真精神并不容许个人情感的掺杂，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或许是个人论著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的佳境，这亦或许是文化史研究能够提供深层次、多视角的史学关照途径的缘由。

[1] 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2] 王玉德.《孝经》与孝文化研究[M].武汉：崇文书局，2009.

[3]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9.

[4] 郑樑生.史学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7.

(责任编辑：祝春娥)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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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824(2013)04-0123-03

2013-03-12

王玉德(1954— )，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金伟(1990— )，男，湖北钟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