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奎1,2



近十余年《诗经》篇作时研究述评

邱 奎

（1.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2.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近10余年来，一批学者在对《诗经》篇章写作时代的考订上进行了集中而持续的工作，有较大进展。该项研究的总体趋势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日益丰富、研究范围日益拓宽、对年代的推断和史事的考证日趋精细、相应的学理思考也日渐深化。但因《诗》篇作时研究自身的困难，该项研究仍存在不足，如果加强对基础材料的收集整理，并注重在现有基础上从历史视角深化对《诗经》的宏观讨论，则该项研究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更大价值。

《诗经》；《诗经》篇章作时研究；西周；春秋；编年；综述

对《诗经》(以下简称《诗》)篇作时的传述至迟始于春秋时期，汉以后因其成为经学专题之一而受到持续关注。但在20世纪较长时期内，此传统课题曾一度稍显冷落。约自90年代开始至今，对该问题的研讨有所回温，出现了较多新成果。本文拟介绍这一阶段的《诗》篇作时研究概况及其特点，并根据其成就与不足之处，对该研究的前景略作思考。

一、近10余年《诗》篇作时研究的主要成就及特点

在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专门考证《诗》单篇或某一部类作品写作时代的论著虽不乏重要成果，但数量不多，且主要集中于《豳风》《十月之交》和《商颂》的时代问题上。近10余年来，上述3个热点问题的讨论仍有继续，但除此之外，研究所涉篇章已广涉《风》《雅》《颂》各部分，远超前几十年的范围。而且从90年代开始，已有一批学者较为持续地从事《诗》篇作时考订，其中如赵逵夫、邵炳军、马银琴等先生在该领域用力尤为集中，无形中形成一个以此为专题领域的学术群体，成规模地推出成果。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体现近年来《诗》篇年代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赵逵夫先生的研究自20世纪末围绕先秦文学编年而展开，其代表性论文有《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等。前一文据毛《序》、郑《笺》、《左传》《世本》的一致记载肯定了《桑柔》为芮良夫所作的旧说，并据诗本文考定该诗作于厉王三十七年，最后在此基础上将诗篇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中分析了其抒情主体性和民本思想。《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考证出宣王时期诗人召伯虎之作8篇，南仲、张仲之作各1篇，尹吉甫之作3篇，除此类能指明作者之诗外，还推论了其余多篇诗作也应出于宣王时代公卿大夫、乐师史祝、中下层官吏、士卒役夫之手，继而分析了宣王中兴时期诗歌的共同风格及其影响。以《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为例，可见作者的研究方法有如下特点：第一，非常重视历代重要《诗》说和史籍的记载，同时不拘泥于毛诗学派的一家之言，对三家诗说亦颇重视。如对南仲时代和《云汉》诗旨的考证，即主要参据了《汉书·古今人表》和《韩诗》佚文。第二，对《诗》各家旧说选取辨别的根本依据，最终归结于核之诗本文是否吻合。纵旧说尊从者甚多，但只要作者认为不合诗文之意，也不依从。如对《出车》的作者为南仲的判断，便是通过对诗文的细致辨析而得出，而非依从旧说。第三，综合运用文献、音韵等研究方法，结合出土文献材料作出论证。如对南仲、张仲的考论，则联系了《专鼎铭》《张仲簠》铭文。对《假乐》之“假乐”的解释，通过联系《礼记》《左传》《孟子注》《隶释》中对此篇名作“嘉乐”，佐以通志堂本和古写本《经典释文》中“假乐”之音注，证明今本《诗》之“假乐”实为“嘉乐”，“乐”音“岳”。第四，非常注重将研究由具体考辨提升到对诗歌艺术的宏观讨论，而这种讨论又有对作者、作时考证的基础，因此切实而不虚泛，带有鲜明的知其人、论其世、逆其志、品其文的特征，对《诗经》时代作家群体和时代、流派风格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先秦文学编年史》是近年赵逵夫先生主编的一部重要的先秦文学研究专著，《诗》篇作时考订集中在该书上、中两册，由赵先生和贾海生、韩高年两先生撰稿。该书对《诗经》大部分作品的作时有或详或略的考证。在方法上，该书承袭赵先生相关单篇论文的研究特点，只是因著述体例不同省略了“考”之上的“论”。该书尤可注意者在于突破毛诗学派旧说处。例如《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黍苗》诸诗，毛《序》皆以为是幽王时诗，该书以诗文自身不见衰世之气和刺讥之意为主要反证，否定了毛说，证明以上诸篇分别为成王、宣王时期的燕飨祈报之歌。另外，该书对《昊天有成命》《思文》等一系列诗是周成王时为某些特定典礼而作之乐歌的论证，是“以礼说诗”的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延续，将诗篇置于具体的产生背景事件之中，既不同于单纯在各家序说疏解中反复辩难，又能以此发掘诗作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类考证应与贾海生先生《周公所制乐舞通考》《洛邑告成祭祀典礼所奏乐歌考》《周成王行礼所用乐歌考》《由考古发现论〈棫朴〉〈执竞〉的本事》等论文参看。总而言之，该书对《诗》篇作年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采用编年体例考证了大量《诗》篇作时，其体例和规模都是此前所未有。

邵炳军先生从90年代后期始亦对《诗》篇作时进行了集中而持续的研究，兹以其对西周末至周平王初期《诗》作研究为例介绍。邵先生从两周之际的时世大势切入，在《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中详考此段史事。联系这一动荡纷乱衰溃的时局，撰写《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考论》《周大夫凡伯〈瞻卬〉创作时世考论》《〈青蝇〉〈宾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生平事迹考论》《卫武公〈青蝇〉创作时世考论》《卫武公〈宾之初筵〉创作时世考论》《卫武公〈抑〉创作时事考论》系列论文。上举论文所体现的作者研究方法的特色，首先是必对前人已有的《诗》篇作者、主旨和作时论说从事条列梳理，继而在驳难或补证旧说之后提出己见，或破或立，都务在细致分析诗本文基础上寻求依据。如《青蝇》之作时，经梳理，旧有刺厉王、刺幽王两说，究竟该诗反映何王之世，作者认为诗文“交乱四国”应为幽王时的政局，而厉王世尚不致于如此之甚，因而定《青蝇》为刺幽王世诗。其次，于古人《诗》学研究成果，对三家诗、宋儒说解之外的一些前人不甚注意或评价不高的著作也很留意。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前人屡言其穿凿附会，现代很少有学者涉采，而作者在论证《板》为凡伯作时便引何楷之说为旁证。细读文中所引何楷之论，并非皆出狂悖，确有考辨细密之处。此种文献采用，也体现出作者涉及材料广博，不持固见。再者，在史事勾稽和作者考证上，善于梳理有限且纷歧的传世文献，并在出土文献中寻求线索，敢于破除陈见。如《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对周幽王娶褒姒的时间、丰王名号、虢公翰之虢的地望等问题的考证，多与旧说不同。《〈青蝇〉〈宾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生平事迹考论》辨论“共和”确为大臣共伯和干王位，而后考证共伯和即卫武公，又如论《节南山》之“太师尹氏”即《十月之交》诗之“皇父卿士”。这类史事、人物考证均树立新说，又能言之成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邵先生的《诗》作时研究虽为具体问题考证，但能将一首诗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中，考虑到特定时代环境、时代思潮会影响到具体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以此作为判断《诗》篇作时的依据之一。例如作者认为“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忧人转变”，故该时期《诗》作中多天怒人怨、呼告昊天之语，这也可以作为断定此类《诗》产生时代的佐证。在对《板》《节南山》时代的考证中，便运用到这种方法，体现了作者经验实证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治学观点。

马银琴先生在该领域的代表作是《两周诗史》，因其主旨“集中在讨论《诗经》作品的创作时代以及诗文本的形成等问题上”，故其实即一部研究《诗》篇作时的专著。该书未考订全部《诗》篇的作时，但已涉及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后期各重要时段产生的若干篇章。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经研究认为《周颂》中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执竞》《潜》《载见》《雝》，《大雅》中的《棫朴》《文王有声》《灵台》《行苇》《既醉》《凫翳鹥》等14篇都作于穆王时代。前人鲜言穆王时代有诗之作，故此论的提出颇具创新。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特色：第一，作者对断定《诗》篇作时的主要依据做了比较充分的分析论证。如《绪论》主要从《毛序》与三家《序》的同源关系角度论证了《毛诗》首序应该产生于周代礼乐制度崩坏之前，即至迟在春秋末期即已产生，而且通过对《毛诗》首序解诗的几种模式的归纳，说明了《序》中相当一部分并非直指作诗之本义，而是解释其仪式功能、乐章用义、用于讽谏之时的借用义等。通过这部分研究，作者对《毛序》的合理性认识更为切实。第二，作者将《诗》篇作时置于《诗》文本的形成这一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诗》篇作时研究涉及很多纷繁复杂的问题，若仅局限在具体诗作上，则其中相当一部分争议是难以辨清的，因此作者这一研究方法颇为合理。其最突出之处，应是分别了“歌”与“诗”的关系：二者原本分别为义，其后才渐渐合流。在合流之前，“歌”用于仪式、颂赞，产生于礼乐订立之时，《毛序》对“歌”的解说往往是阐释其仪式、乐章意义；“诗”则是因讽谏刺讥而作，产生于周室衰微之后，《毛序》对“诗”的解说往往是阐释其美刺义。这一分析，对据周代礼乐修定和历史变迁的过程来推论《诗》篇产生的大致时代具有较大作用。第三，作者对《诗》文本的分析和《诗》与铜器铭文的比较非常细致。如对《行苇》文词，注意到其注重描写礼仪活动的过程，而与“西周后期燕乐歌辞注重描写饮酒燕乐时的气氛以及燕乐者的心情具有明显的不同”，进而用穆王时期金文《长囟盉》所载燕射礼的仪节与《行苇》的类似性，来作为该诗作于穆王时代的证据之一。通过金文与《诗》的联系分析《诗》篇时世，较常见的方式往往是着眼于二者中相关相似的人名、史事、语言等要素，而《两周诗史》此类利用金文资料的方法，则更见细致灵活之处。

除以上成果外，近10余年来对具体《诗》篇作时进行考订的论著还有很多。如张平辙《方叔其人》、冯浩菲《〈何彼襛矣〉诗写作时代重考》、李金坤《〈诗经〉作年考略》、刘次沅《〈诗经〉日食及其天文环境》等等。而曹道衡《关于〈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房瑞丽《〈三家诗遗说〉考述兼及举误》、刘毓庆《何楷的〈诗〉学贡献》、赵雨《有关先秦诗歌创作年代的几个问题》等文，则是近年来在《诗》篇作时研究持续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对其研究方法和依据等问题所作的学理思考。至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因在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中基本都得以收录，兹不赘举。总之，近10余年来该项研究的总体趋势表现为研究成果增多、研究范围拓宽，而且对年代的推断和史事的考证也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相应的学理探讨和反思也更为深化。

二、对《诗》篇作时研究的思考

篇章作时研究是《诗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但该项研究在已取得若干成绩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既难以为多数篇章考订比较准确的写作时代，而不同的研究成果对某一篇章的写作时代推断又往往有较大分歧，而且很多歧异的结论还是基于类似的材料、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的。

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献材料的缺乏和诗文自身的特点。对《诗》篇作时的最早系统性传述只有毛郑一派《诗》解流传下来，其余先秦两汉旧说残存偶见，且歧疑在在而有。后世《诗》说虽多，或固守旧解，或另立新说，但并非都能证据确凿。出土文献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诗》篇年代问题的为数亦微。至于铜器铭文的人物史事、文辞特征，以目前情况看，可作为断定某些《诗》篇作时的旁证，但因青铜器断代自身的困难，也导致将《诗》与金文系联的不易。《诗》的记事、抒情和语言往往不具备明显、准确的时代特征，且其形成过程复杂，未必皆为初写原文，何况诗歌语言本可导致多种理解，这在《国风》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从《诗》文自身判断时代，仍难以得出准确的年代信息，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持任何一种作时观点来品鉴《诗》篇，都可论证其符合《诗》本文的抒情叙事信息。另外，西周共和以前的历史年代并不清楚，周初至厉王诸王积年及其对应公元年尚未论定，故《诗》篇作时研究还面临时代标尺不完整的特殊问题。

上述困难导致《诗》篇作时研究具有先天性的缺失。但并非一切诗篇的时世背景都难以考明，我们可以选取历史年代标尺准确、传世旧说和诗文自身提供了较多时代背景信息的作品入手，将其作为突破重点，继而以此系联出一些具有类同因素的诗作，这应是稳妥可行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研究途径并非能够直接解决此问题，但将有助于《诗》篇作时研究，或有助于更多地实现《诗》篇作时研究的价值。

第一，低处入手，切实进行“涸泽而渔”的外围准备工作，即对历代旧说的收集梳理。以目前研究现状而论，这项工作尚未完成。若能尽可能全地参考历代诗说对《诗》作时代断定的论述，并注重从流派、史源、理据差异上加以梳理，将极大推动研究进展。这项工作虽不能解决《诗》篇作时问题，但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学界在该研究中穷尽资料的困难，避免参考资料不全或有意无意地随意选取资料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梳理并非全同书钞，在辨析上需要审慎细微。例如，对三家诗说的学派分辨，清人往往仅据史传所载某人习某家诗一语，便定此人文章所记《诗》文、《诗》义即为该家诗说，其实不无似是而非之处，今日都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第二，利用已有成果，作“据实运虚”的探索。作时考订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多相关研究，而现有的对《诗》篇章、部类年代之研究，已经为此提供了一定依据，完全可据之讨论不同时代《诗》篇在艺术文辞、思想情感上的差异和西周至春秋的文化、文学变迁，或就某些作时相对准确、史事背景相对详悉的诗篇进行更多诗史结合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对《诗》篇作时的考证，但与此密切相关，且最能体现作时考订的最终价值，甚至可以转而促进对具体篇章作时的推断，乃至对《诗》之成书、《诗》之经学史研究都有所促进。

总之，因《诗》篇作时研究面临的种种困难，其既极为重要，但又难以很完善地实现。这对每个研究者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能有见于此，便能清楚此项研究的有限性，从基本材料的收集梳理入手，逐步推进研究进展；能有见于此，亦能清楚此项研究的意义除考订若干篇章的大致“作时”外，更在于考订《诗》篇之“时世”，为《诗经》研究提供一个愈显明白的历史视角，从而更有效地提升该项研究的价值。简言之，即知其不可为处，方能更有所为。

[1] 赵逵夫.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J].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五辑,1996:133-134.

[2] 邵炳军.卫武公《青蝇》创作时世考论[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25-29.

[3] 邵炳军.《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考论[J].文学遗产,2004(5):115-118.

[4] 邵炳军.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J].文献,1999(2):23-39.

[5] 马银琴.两周诗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Review of Diachronic Research onin Recent Ten Years

QIU Kui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diachronic research on, and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research is reflected in the great number of i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expended study scope and the refinement in the inference of the time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makingas the research target itself,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in the research itself. If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ol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materials and if a macroscopic discussion is stressed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study will have a broader prospect and greater value.

; diachronic research of; XiZhou; ChunQiu; Annals; review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6.012

I222.2

A

1673-2065(2013)06-0044-04

2013-06-10

“2012-2013年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科研项目(沪学位办[2012]8号)

邱 奎(1982-),男,四川安县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