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近 平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阳 55000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力量，对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309由于“文革”的严重错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出现极不正常的变化：刘少奇被打倒迫害而含冤逝世，朱德、陈云受到冲击“靠边站”，邓小平先后两次被打倒，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而出逃身亡，只有周恩来还能够在逆境中苦撑国家危局。[2]叶剑英、华国锋、李德生等人是在“文革”后期提拔起来的，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成员。康生、陈伯达、王洪文等人是在“文革”期间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靠“文革”错误、靠“批斗造反”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理应排除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外。可见，“文革”时期是中共历史上中央领导集体的非常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牢牢掌控着国家政权和人民军队，维持着党和国家机构的日常运转，领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因为“文革”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一时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失误，也有贡献。因此，对待“文革”时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非功过，既要分析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也要分析其所犯的历史错误；既要看到集体领导的作用，又要看到个人才智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失误及责任不应回避

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在历史必然性面前，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有一定自由度，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做出不同的历史选择。这就意味着，尽管“文革”的发生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它并非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发生的，这里包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的人为因素。作为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失误的“文革”，是当时中共高层集体做出的一个错误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党，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的领导。“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剧，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也更加凸显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过程中，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仍然是探索的核心主体，“文革”的错误，是集体领导的失误。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3]285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威望，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极其赞赏和钦佩，相信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忘不了他的功绩，紧密相随，顾全大局。“文革”前，在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思想方面大致保持一致；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即便不理解，还是以特有的方式给予支持；在“文革”中，除了处于无奈和违心的情况，也在不同地点、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事实上“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4]296虽然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不能说他们在“文革”问题上没有错误。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无疑是“文革”集体错误的标志性事件。虽然“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有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因素，但出于认识不清等各种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获得多数通过，以后很多类似的集体错误经常发生，且都是在党中央的名义下进行的，以决议、通知等文件形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既然“文革”是集体错误，那就必然要承担集体责任。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从来不忽视错误而且能够正视错误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5]304。而正视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担责任。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并有深刻阐述：“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6]719“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4]296在集体责任的分担上，“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7]284“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4]309这些论断，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文革”的领导责任，揭示了集体责任分担的原则。

积极发现错误，主动正视错误，善于改正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和损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严重错误。党的历史上的每一次错误，都是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中依靠自身力量，从领导集体内部加以纠正的，表明我们党具有自我纠错、自我净化的非凡能力。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改正错误，勇敢地担当责任。“文革”的集体失误及领导责任，虽然话题非常敏感，但不能回避且无法回避。而正视“文革”的集体失误及领导责任，无损于党的伟大，无损于党的执政合法性，反而更能表明党视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为最高准则，更能增强党的威信，更能增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参考，推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在现实生活、网络世界和学术研究中，正确对待“文革”的集体失误及领导责任，就要坚决反对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把错误扩大化的倾向。讲错误和责任，绝不能随意放大错误和责任，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探索的过程中，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肯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像“文革”那样的失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对前人不能苛求，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不能因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集体失误和集体责任，就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没有根据地把错误和责任扩大化。其二是把集体失误及责任归于毛泽东一人的倾向。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无人能望其项背，在“文革”期间他的个人专断也达到了顶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领导“文革”，事实上，毛泽东主导“文革”犯了一定错误，其他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也跟着犯了错误。因为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当时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够看出“文革”本身是个极端错误。即使有不理解和不同意见，也只是涉及“文革”怎么搞的问题。把失误和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必然导致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丑化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形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过要辩证看待

“文革”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理论成就如“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确定、国防科技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等，这些理论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成就如经济建设的成就、国防尖端科技的快速发展、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排除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辛勤劳动而取得的。所以“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贡献。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都不能也无法抹杀“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贡献。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文革”期间的成就对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文革”前的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工农业基础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实现的。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完成了大量的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要求在这十年得以顺利完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一期间初步建立。

第二，“文革”期间的成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文革”时期我国农业获得大发展；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投入规模大、建立企业多、发展速度快；科技发展也是累累硕果，据中科院的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中，“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飞船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1970年代的外交辉煌开拓出了第三世界的生存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文革”成就的基础上有了起飞和持续大发展的前提。

第三，“文革”期间的成就在十分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取得难能可贵。中国的周边形势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在“文革”前期一直十分严峻，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苏关系也由破裂走向敌对。1961—1968年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上驻军100多万人，把核导弹基地的攻击方向对准中国。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13日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制造了又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面对战争危险，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决策，一方面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广大人民群众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自力更生精神，在缺乏物质激励的年代，发挥了精神激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

“文革”期间，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因“文革”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失误，作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个人不可能置身度外，不可能没有个人错误或责任。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取得了不少成就，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功劳。

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处于核心地位，作出的贡献最大，但在“文革”时期他所犯的错误最大，该负的责任也最大。发动和领导“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对国内党内情况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实际，主导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革”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领导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外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仅就“文革”时期来看，毛泽东的过失较大，功劳较小，而就毛泽东的一生和中国革命及建设全局来看，“文革”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失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误。同他的功绩相比，“文革”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4]334

刘少奇曾经是中共党内的第二把手，很长一段时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在1963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他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成为“文革”的理论和方法的最初来源，他在“文革”初期到失去自由之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是赞成的，希望由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文革”，进行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巩固党的领导。虽然有过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理解，有不得力的情况，但作为中央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和初期出现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出了力，自己也成为一个“文革”的受害者而悲惨离世。刘少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文革”问题上的错误极小，不足以影响他的杰出革命家形象。

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职务，从新中国成立到他去世，一直担任总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他的人格魅力举世公认。在“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非常艰难，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富有策略的斗争，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冲击。在“文革”复杂而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外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提出仿效台湾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虽然没能付诸实践，但是这一思想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一起，成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最为耀眼的亮点，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先期探索作用。很多时候，处于无奈或策略考虑，周恩来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对违心之举，不能简单刻薄地加以评价。“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4]348

朱德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年纪最大，以温厚长者见称，备受尊敬。“文革”期间，他多次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攻击，被诬蔑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在中南海的家被抄，被赶出了中南海。林彪事件后他的困局有所好转，为纠正“文革”错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也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文革”初期，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也犯了一些错误。由于毛泽东的不满，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后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1975年初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复出后的邓小平进行了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的一些错误，取得了巨大成效。

陈云在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后，由中共中央决定，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也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文革”爆发后，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仍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排挤，只保留着中央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还曾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陈云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革”的错误。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等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对我国19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

概而言之，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和发展的观点，分析和看待“文革”期间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个人功过，就要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和脸谱化。作为正面人物也有错误，作为反面人物也不是没有一点功劳。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功劳也好，错误也罢，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超越那个历史时代、脱离历史实际的任何看法都是有害的，不利于正确认识和反思“文革”历史。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唐双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2011,(7).

[3]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