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映 冰

(兰州城市学院 文学院， 兰州 730070)

马克思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21，但到底是由抽象的哲学观念来指引历史发展的方向，还是从历史当中来生发出哲学的思想，这本身就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会、也并没有因为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被终结。

黑格尔讲：“真理是全体。”[2]12真理是由历史的全部发展进程构成的，它并非某种固定不变的“理念”，而是历史本身。这种历史观和真理观现在看来，依然是非常深刻不可超越的。黑格尔同时认为，历史是“理念”演绎的过程，因此，这样的历史就遵循着某种必然的逻辑规律，在黑格尔看来，这个规律就是辩证法。这个规律虽然可以为人所掌握，但并非可以用来干涉历史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讲黑格尔的哲学头脚倒立，就是批判黑格尔误认“理念”的演化史为真实的历史，用概念自身演变的一般性和规律性代替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传统意义上认为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就在于马克思用历史事实的实证分析代替了概念的演绎推理，不再把历史看作“理念”演化的过程，而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结果。与黑格尔把发现历史演化规律的任务赋于辩证法不同，马克思把这个重任放在了“历史唯物主义”肩上，同时，把推动历史进程的最终动力付诸于“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导下的“实践”，最终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超越历史，未来终究是无法预测的，而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已远远超出马克思的想象。

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多有论述。在1922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所写序言中他说：“我们确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经最终被发现了，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3]41这里所说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这种方法，卢卡奇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说：“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3]306

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发现了唯心主义哲学的虚假性，发现了资本运行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但是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些发现都是在历史之中的发现。换一种说法，借助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分析了欧洲的历史，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帮助马克思预测未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进一步讲，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方法限于发现问题，但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法；也许能够解决局部的问题，但不能期望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把预测未来、解决问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历史唯物主义身上，那这种认识和做法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

无产阶级应该消灭产生异化的全部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自己解放自己，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但是正如卢卡奇所言：“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在历史上是全新的事物，它同时又实现了全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一切智慧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4]6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是科学的，是人类千百年的夙愿，是人类一切智慧所致力达到的目标，但同时，它又是“全新的”，所以它就不是“历史的”。非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只能摸索着前进，而不会有什么现在就能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和途径。以此看来，整个作为社会实验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和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时，我们可以设想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如何来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没有历史可供人们研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到达了这种理论所能到达的边界。 是否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历史唯物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呢？答案是不可以。辩证法、唯物主义这种提法试图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同时，兼顾到精神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肯定是在否定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的，如果辩证法以某种形态稳定下来，停滞在某种固定的形式当中，那就不是辩证法。关于这个问题，阿多诺有着非常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用法有着某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第一性问题和辩证法从根本上是不兼容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斯大林的发明。阿尔都塞则更愿意使用“历史辩证法”这个概念，以避免我们顾虑的问题。

当我们使用“历史辩证法”这个概念来替换历史唯物主义时，主要表达两个含义：一个是强调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旧的历史不断被否定，新的历史不断地被创造的过程；另一个是强调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应该认识到的是，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在充分穷尽了研究对象所处的全部关系之后才是合理的，如果能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在无知和盲目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要不得。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之外，马克思还有一个“实践唯物主义”[1]18，48的提法，恩格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没有讲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实践呢？马克思讲实践就是“人的感性活动”[1]16。但从本质上，实践的原动力来自于人的自由精神，这个问题黑格尔讲得最清楚：“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5]381这种精神和形而上学的本体、体系、总体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因为举凡本体、体系、总体总是构成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实践的依据和方向是实践对象所处的全部关系，但是，即使充分地发挥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的前提也是对于历史规律带有主观性的、片面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对于规划未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不能作为对于未来进行预测的最终依据。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同时，从根本上，在“未来”成为历史之前，它也是不容预测的。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终究是盲目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失效的地方同样无能为力。没有合理规划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成为非历史的，那么这样的实践就是危险的。

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依据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得出的话，那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发挥自身功能的地方。因为研究的对象在历史之内，而且资本主义确实并非完美的制度。但是，采取何种手段来推翻这种制度其实已经不可验证。马克思从早期的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转变到后期寻求政党议会的合法手段来获得政权，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转变，但从实质上则是因为革命的方向问题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合理性都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解决的。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和“成为历史的主体”并不一定能统一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意识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实并不可知，也非天经地义。如果我们不能全部地穷尽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随时处在可能被证伪的境地当中。如果人所获得的某种意识、观念并以之建立的信仰、主义从根源上就是错误的，如果把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意识、观念、信仰、主义付诸实践，那么这种历史发展的进程固然也可以使主体成为客体，因为这个主体毕竟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但是也可能是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被实现的主体和客体，一种恶的历史。

二

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判断，卢卡奇晚年在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撰写序言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但是通过《序言》，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总体性”的反思，而这个所谓“总体性”的方法究其根源还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辩证法，准确地说，所谓“总体性”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变种。

卢卡奇是这样来评价他的著作的：“那么今天不难看出，它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然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进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就达到了顶点。这看起来的确已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了’，似乎《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一点好像又反过来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历史转折提供了哲学基础。然而，这里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不是比纯粹形而上学的构造更真实呢？”[3]17—18以此看来，到了1967年，当卢卡奇再次反思《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作品，反思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是怀疑这种“总体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卢卡奇虽然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全盘否定，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彻底批判，但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必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3]18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正确地拒绝了在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拒绝了谢林的‘理性直观’，而要求采取一种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解决方式。他的健全的现实感使这一要求仅止于要求而已；他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确在这种实现的前景中达到了顶点，但是他从未以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一实现的要求怎样达到。”[3]18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拒绝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而采取了一种现实的、非理性主义的、革命的解决方式，不仅表明了达到顶点的要求，而且付诸于革命的实践，但是在最后的顶点上，马克思又回到了黑格尔的设想当中，不过是以一种非哲学的、乌托邦的方式恢复的，主体—客体的同一不是在理性的层面得到恢复，而是在神话的层面得到了恢复。

如果说《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唯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一个结果，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上的一种乌托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黑格尔思想在现实世界的一种尝试，是比黑格尔更黑格尔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马克思难道不是比黑格尔更黑格尔吗？难道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对黑格尔思想的一次复活吗？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身上和寄托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而且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而是来到了现实实践的层面，因此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不可预料的。

因此，卢卡奇讲了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收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3]58—59如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终坍塌一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体系。体系的坍塌总是必然的，只有在方法的层面看待马克思主义才是合理的。而且一定要认识到这种方法自身不可跨越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有点过分乐观了，他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试图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来规划并干涉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样的做法虽然践行了他用哲学改变世界的宣言，同时也使他的追随者陷入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现实的持续忧虑当中。

历史本身又是由人来创造的，准确地讲，是因为人的自由精神，历史才成为可能。没有人的精神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但不论是历史的本身，还是“人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都远远超出哲学所能涵盖的范围，而人类创造历史的冲动，不论是理论上的实践，还是革命上的实践，都使这种不可预见性加强了。哲学的框架不能涵盖历史，更无法准确地预测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和马克思一样，黑格尔不是因为体系内部不可化解的矛盾才使古典哲学终结，而是因为他们把历史引入哲学而使哲学体系终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因为历史主义的哲学观而使自身的哲学终结。用哲学来思考、发现历史的一般规律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用哲学来规划历史，并用这种规划来指引无产阶级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则是一件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事。

三

《资本论》出版后，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简单地推广到一切国家，对此，马克思进行了严正的声明和批判。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130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对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的解读看作可以复制照搬的样本。马克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理论都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也不能超越历史。一旦历史唯物主义跨越了历史的阈限，这个时候，所谓“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成为和“理念”一样的东西，最终成为一种观念和教条。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如果成为观念和教条，很自然地就会蜕变为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总是和形而上学的、神学的哲学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则成为唯意志论的、极权主义孳生的温床，黑格尔的哲学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表现都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的判断，这是我们需要时刻加以警惕和防范的危险倾向。

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马克思继承着黑格尔的思想。他认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113辩证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否定”，如黑格尔所言，否定之否定成为肯定。但所谓肯定是讲否定之否定的全部发展过程，而不是停滞。辩证法只会在最终回复到理念的起点时才会终结，同时也孕育着一个全新过程的开始，这是黑格尔思想中非常深刻，也是非常细微的地方。但是他的辩证法后来却成为对于普鲁士封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正名，这无疑使他辩证法本身的合理性受到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和黑格尔哲学受到质疑的原因其实是相同的，那就是当他们把哲学的思辨延伸到对于现实生活领域的关注和思考的时候，当他们把哲学当中对于完满的理念诉诸现实的社会构想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就显现出自身的悖谬从而走到了尽头。无论如何当完美的理论面对着真实的历史的时候，当体系面对着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时候，理论最终显出它的苍白。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是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但更是发展。在阿多诺那里，传统意义上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成为肯定的基本原则被颠覆。否定之后，还是否定，否定之否定并不成为肯定，而是继续否定。这种彻底否定的非同一性哲学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破除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以使我们思考、言说的对象保持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保持着无限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可能性。阿多诺提出非同一性哲学的构想，就是认识到传统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成为肯定，其实还是同一性哲学思想的延续，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对纳粹主义的反思。

福柯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和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在福柯看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使他的思想最终背离了辩证法的初衷，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使然。福柯认为，辩证法并不容忍“异”，而总是要把“异”纳入“同”当中。马克思虽然说辩证法从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正如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最终成为对于普鲁士封建王朝的维护，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最后终结在他对于“自由王国”的乌托邦构想中。按照福柯的看法，马克思让历史重新回到了形而上学思维当中，从而使自身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旨而成为一种新的观念哲学。当总体性的历史取代了多样性的历史，历史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概念，吞噬了个体。因此，福柯拒绝任何形式的辩证法。

据福柯自己讲，他对于辩证法的批判并非承袭自阿多诺，但是他们两人对于辩证法的批判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大体是一致的，即保留辩证法的否定性、批判性，而把辩证法当中的肯定性、统一性予以舍弃。我们认为，这种对于肯定性、统一性的舍弃固然可以使思考、言说的对象保持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保持着无限阐释的可能，但这种彻底否定的精神同时也使我们感到彻底的无所适从，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信赖、值得去争取的了。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最高追求，而不再对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完美构想寄予希望。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 卢卡奇.审美特性[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 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5第三部分[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