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春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早在现代词学肇兴之初的1930年代，龙榆生、任二北诸先生就已经注意到词选的研究。任二北在《词学研究法》一书当中把词选的研究视作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讨论，并提出了诸如编列总目、分别性质、考订选旨等等具体的研究路径［1］73－75。龙榆生则在1933年发表长文《选词标准论》，讨论了选词的主旨以及其历代词选主旨演变的轨迹。［2］59－86由此，词选研究在词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确立。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迄今，有关词选的研究虽硕果累累，但粗略梳理之后，则呈现出两点不足。首先，从研究对象的时段分布上看，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宋代和清代。宋代词选虽然传世不多，但由于宋代是词体定型、完备的时期，这就使得此期的词选在理论探讨和文献保存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清代则是传统词学的总结期，词选的编撰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承载的信息更为丰富。可见，目前词选研究较多关注宋、清两代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不过，作为词史进程中连续的环节，元、明两代词选也不应被忽略，这也正是目前研究格局不足所在。其次，从研究的操作方式上看，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之间比重不协调，前者所占分量较大。具体到元、明时期的词选研究，这一点更显突出。所见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仅有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3］、凌天松《明编词总集评述》［4］（博士论文）两种。理想的综合研究，应当是在具体考证的基础上，重构历史过程，进而抽象出理论和规律等概括性的内容。就上述两部著述而言，似乎离这个理想尚有一定距离。由此可见，在词选研究这块领地，可以挖掘之空间亦复不小，尚需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丁放教授的《宋元明词选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以宋、元、明三代词选为研究对象，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综合研究。这对目前较为薄弱的元、明词选研究而言，起到了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

一

元、明词选研究的薄弱，有其客观原因。元代词学不被重视，是因为研究对象不足。除了被视为南宋遗民的周密、张炎等人外，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作家、作品。词选也存世无多。因此，它往往被视作是南宋词坛的余音，在词学史上几乎找不到它的位置。明代词选虽然数量可观，但却是“《花》、《草》独秀”，被认为是低水平的重复，自然也不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一书不迷信这些成见，坚持从材料出发，通过细致的考索，去迫近历史真实，多方面地展现了元、明词选所蕴含的内容，也丰富了我们对词学史的认识。

就元代词选研究而言，《研究》一书将《绝妙好词》和《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归入元代词选研究范围，就别具手眼。

周密的《绝妙好词》一般被视作宋代词选。但其书编成于至正二十八年（1291）前后，本书据此定其为元代选本，不为无据。更重要的是，《研究》通过细心比对，统计出元人陆辅之《词旨》所用词例和《绝妙好词》所选之词高度重合，进而指出“《词旨》所选词例，当以《绝妙好词》为主而略有旁涉，加上张炎的《山中白云词》而成”［5］66，从而揭示出此选和元代词学思想的密切关系。这一发现，不仅发前人所未发，更显示出将周密此选归入元代词学研究范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一向被视为遗民词选，自然也不在元代词选序列之中。但《研究》一书通过细致考索，从三个方面更正了前人成说。首先，考查所选词人生平，得知其中大多数人并不能视作南宋遗民。其次，入选词作内容相当广泛，不可简单以“故国之思”概括。最后，从其中所选作品的作年看，“知此书成1306年之后”［5］72，此时已经入元近三十年。有了这样坚强的证据，将这部向来被视作遗民词选的选集，恢复其元代词选的正身，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样的研究，既使得我们对两部词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又正本清源，将它们放置到合适的历史阶段中，丰富了元代词学的内容，对元代词坛的建构和词学史的进一步厘清都有重要意义。

《研究》一书有关明代词选的研究，也多有发明，有许多新的突破。撮其要者，大体有二。一是对明代词选的总体面貌进行把握，从而使明代词选的面目显得清晰、完整。二是对明代词选的演变进行了动态把握，突破了此前多是静态描述的研究格局。

书中特设一章，对明代词选诸问题做了宏观性的概括，特别是对明代词选的总体体风貌进行了理论性描述，从词选背后的商业因素、词选本身的演变，以及明代词选新的形式要素三个方面，勾勒出明代词选之特点。此前明代词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或者是个案研究的集合，对明代词选总体面貌和特点的探讨，不够全面、深入。应当说，综合抽象是学术研究的较高层次，相对个案研究来说，更务虚一些，也更不容易把握。因此，综合与提升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学术过程，但同时也独具魅力。《研究》一书对明代词选总体风貌的把握，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也许会面临一些挑战。但这种理论抽象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勇气，及其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相当的价值。

明代词选的主体是围绕《花间集》和《草堂诗余》形成的“花草系列”。由于明人编选态度不严谨，学风空疏，大多数词选面目雷同，给人屋下架屋之感。此前的研究都注意到这一点，评价也不甚高，认为有明一代词选难逃“花草”的影响。但《研究》一书更注重其间动态的演变，在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明代词选的编选观念趋于明确与自觉，词选家逐渐摆脱“花草”的束缚，编选出具有“集成”性意义的大型词学选本；明代词选选录范围和重心从关注晚唐、北宋词人词作发展到对南宋词的大量选录，明人的词学视野趋向合理。同时，明人围绕《草堂诗余》而进行的选编，也有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可寻：其编选体例出现创新、选源选域逐渐扩大、审美趣味也趋向多元。

《研究》一书在梳理出明代词选的演变轨迹之后，更进一步指出这其中所蕴含的词学风会转移的消息。《研究》一书在梳理了明代词选入选对象的变化之后，发现南宋姜夔、张炎等风雅派词人逐渐受到选家的注意，而这正说明了“雅词”在明末词坛的潜回。联系清初词坛，雅词的这种“潜回”对清代“浙西词派”朱彝尊等人的词学主张也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样就促使我们思考，明代词学是否仅仅是词学史上的一个“中衰”阶段？在看似低水平的重复中，是不是正孕育着新的因素和可能？而这些也许恰是清代词学大盛的前期铺垫和准备。

通过这样一番动态的梳理之后，明代词选的面貌流动起来，显示出历史的演变，而不再是触目“花草”，混沌一片。而《研究》一书从词选演变中揭示的明、清两代词坛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我们客观重估明代词学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支撑。

综上，《研究》一书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突破了目前学界一些成见，修正了我们对词史的认识。使得原本较为薄弱的元、明两代词学研究，在词学文献资源的开掘、研究视野的拓展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出致力于创新的学术品格，而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

二

《研究》一书之所以能够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元、明词选方面创获颇多，除了研究者迎难而上，致力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外，还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得当。《研究》一书考、论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视野开放，方法多元，显示出研究者对词选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和娴熟掌握。

这首先体现在全书的体例安排上。本书上编共四章，分别论述了宋、元、明三代词选总体上的特色和意义，及其在后世的接受过程和影响作用。下编共四章，分别选择明代较为重要的词选，进行个案研究。综合概括和个案研究既层次分明，又相得益彰。书中另外一个特色，是摘录了从五代到明末的四十余篇词选序跋。细读这些序跋，可知其正文都是多方校对，力求完善，显示出严谨的学术态度。在细校正文的基础上，作者还对序跋做了笺注，钩玄提要，揭示出其词学观点。序跋和正文相互发明，一定程度上成为正文有力的补充。同时，通过这些工作，还省去了读者翻检之劳，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可靠的文献资料。

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一书也非常重视考、论的结合。书中扎实的考证，除去上文所述荦荦大者，还可举出一些例子。如对《乐府补题》主旨的考辩。历来学者认为《乐府补题》诸词中有寓意和寄托，本文摆脱前人种种陈说的束缚，直接面对文本，依据原作所用典故和具体描写来辨析主旨，认为将这组词视为有一定身世之感的咏物之什，较寄托之说，更为稳妥。又如对于《明昌词人雅制》的考辩。此选饶宗颐先生《词集考》收录，认为是赵秉文所编之词选。而本书通过仔细核对材料，指出：“《明昌辞人雅制》是诗选而非词选，《元儒考略》误读‘辞’为‘词’，又未暇翻检《中州乐府》，因而致误，饶宗颐先生误信之，故有此千虑一失。”［5］78又如吴熊和先生根据《历代诗余》中所收周密评词之语，推测《绝妙好词》原貌云：“疑原书间有词评，卷八则兼录女流之词，此或为八卷本之原貌。”［6］125－126《研究》则排比周密论词之语所涉及之人、词，并与《绝妙好词》对比，指出：“《历代诗余》所引周密评语，无一条与今本《绝妙好词》所选词作相吻合，估计另有出处，恐怕难以作为该书有八卷之证据，《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八卷，或当别有所据。吴熊和先生推测第八卷间采女流，有可能，但无确证。”［5］61以这样扎实的史实、史料辩证为基础，就使得本书可以不为前修时贤的观点所局限，所得结论也使人信服。

要揭示词选演变的轨迹、把握元、明词选的总体风貌，进而梳理词史演进的线索，只有细致的考证是不够的。必须将微观考证和宏观的论述结合起来，方能得心应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理想境界，也是诸多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但是，考、论结合，看似容易，实则困难。关键就在于如何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联系，让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考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避免论是论、考是考，成为两张皮。《研究》一书在这个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底。兹以书中论述词选和创作间关系的部分为例，稍加阐述。

词选往往体现了操选政者特定的审美追求，也是对词坛风气的隐性批评，自然也会指向词坛的创作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自不待言。但是如何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抽绎出词坛演变的动向，则颇为不易。很多时候，研究者往往以归纳出词选中所标举的审美倾向、理论主张为鹘的，认为词选提倡的理论主张，就是其对创作实践的影响所在，进而归纳词坛创作走向。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以论带论，停留在“观念史”的层面。《研究》一书在论述《草堂诗余》和明代前中期词坛创作实践的关系时，则避免了这一缺陷。本书通过扎实的考证，重构了以陈铎、张綖为代表的明代前中期词人对于《草堂诗余》的接受过程。提出陈铎之《草堂余意》是其追和《草堂诗余》之作，时间当在嘉靖以前。而这种亦步亦趋的追和，显示出陈铎以复古的姿态，寻求词坛创作新路向的努力。这种努力“客观上将《草堂诗余》树立为可供模仿和学习的范本，在词学衰蔽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5］108。作者又考察了张綖《草堂诗余别录》一书的形成过程和其中所透露出的理论倾向，并结合张綖自己词作的特点，揭示出张綖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观点与《草堂诗余》之间的密切关系。

经过这样仔细的考辩，作者指出：“综合考察《草堂诗余》与陈铎、张綖、杨慎等人的关系，可以发现，明代前中期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实际上历经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草堂诗余》的传播与词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一种互动的态势。”［5］111并从四个方面归纳了明代前中期词学演变的趋势：一、在创作实践上，明前中期词坛对《草堂诗余》的学习经历了由大力模仿到有所突破的过程。二、在词学观念上，明前中期词坛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评价大致经历了由肯定到反思、由学习实践到理论提升的过程。三、陈铎、张綖、杨慎等人的词学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草堂诗余》系列在明代的传播和繁荣。四、《草堂诗余》的流行也给明代词学观念演变也带来负面影响。

这样的论述，既有词学史实的精确重构，又有对词坛风气演变的抽象归纳，于是词选和创作、词选和词坛风气之间的互动，就显得清晰、可信。由史实重建到理论归纳的线索清楚明白，考和论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就启发我们，微观考证和宏观论断结合一起的关键，在于找到两者互动的“环节”，只有找到这样一个点，论才能有“据”，考才能有“的”。

除了坚持考、论的结合外，本书还综合运用了文化学、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对词选展开多层面的研究。例如，运用西方现代美学中的接受理论对《绝妙好词》、《乐府补题》、《草堂诗余》等重要词选的接受史进行研究，指出《绝妙好词》在明代罕见流传，其重新发现与重新受到关注均与清代浙西词派有直接关系；《绝妙好词笺》及续书的问世对浙西词派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常州词派对《绝妙好词》既有批评又有吸收；而《乐府补题》的接受对与清代“比兴寄托”说及常州词派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关系。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词选所承载的时代信息得到了充分地发掘，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展示了词坛风会的变化。

词选本身也是文化现象，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往往会有新的发现。例如，书中探讨了明代刻书业和明代词选的关系，指出明代词选数量众多与明代中后期刻书产业的发达密切相关，明代书坊商业化运作模式在促进词选繁荣与传播的同时也给明代词选带来了因袭等弊病。这一论断丰富和深化了对明代词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自身特点的认识。本文还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列出数据表格，使得研究对象一目了然，便于对比分析。

从内容上看，《研究》一书以元、明词选为主要研究对象，加强了词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坚持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注重史实的构建和规律的探寻，显示出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娴熟和自觉。这种追求创新的学术品格和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探寻，也正是《研究》一书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1］任二北.词学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1935.

［2］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M］.台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

［4］凌天松.明编词总集评述［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5］丁放，甘松，曹秀兰.宋元明词选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吴熊和.《宋人选宋词十种》跋［C］／／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