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比多”动力说里的政治观念

2013-04-12杜瑞华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杜瑞华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在作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定性为“性本能的表现”。［1］49它有很大的能量，能够推动人的创造活动，包括文艺创作。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文学起源论就是纵欲主义，就是与社会政治的论调相对抗，而后者只是意味着对前者的压抑。在文学发生的心理过程中，“压抑”确实是力比多动力说中的关键范畴，另一个关键范畴则是“升华”，如果我们耐心看清楚它们的本义，就会发现事实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压抑”机制里的政治性运作

“压抑”机制的发现，像“力比多”动力一样也是源自弗洛伊德神经症治疗经验，他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回忆与布洛伊尔合作期时说：“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抗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2］51－52解除压抑，使相关潜意识进入意识领域，从而对它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基本原理。

就每一个人而言，从梦的形成到梦的诉说，无不体现了“压抑”的作用，没有压抑便没有梦。我们的梦里有很多的快乐，但那是“检查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梦里有很多的焦虑，那也是“检查作用”的结果；检查作用实施着“压抑”，迫使愿望“歪曲”呈现：“梦表达了一种潜意识的愿望满足，而显然居优势的前意识系统在迫使愿望接收一些歪曲后便承认了这种满足。”［3］327）梦的内容都是经过了检查制度审查的被压抑的潜意识呈现。“检查制度”这个较潜意识更为虚拟的存在，通行了一些愿望，也压抑了一些愿望。——“睡眠状态通过减少内部检查制度而使梦形成成为可能。”［3］300梦在我们清醒时逐渐被遗忘，“梦的遗忘大部分是阻抗的结果。”［3］300我们醒来的叙述，再次体现了“检查制度”的“压抑”之力，被弗洛伊德称为“梦的二级的并且常是曲解性的制作”［3］298。

梦中“压抑”形成的心理机制，在于童年时期的愿望与继发意念的冲突。当潜意识中所包含的愿望、情感与继发的思想观念之间产生了冲突，受到后者的压制而不能正常地加以表达，这时压抑就形成了，“这些愿望的满足不再引起愉快的感情，而是引起痛苦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上的变化构成了我们称作‘压抑’一事的本质。这种感情变化采用什么方式并依靠什么动机力量而完成，便构成了压抑的问题”［3］346。

不一定所有的潜意识都会跑到梦里来，跑到梦里来的却都是带有被压抑特征的潜意识，而且历经了“检查”和再次压抑，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满足。这种压抑在于自我服从“快乐原则”，自我实施压抑不利则在梦里呈现为焦虑。

在清醒状态，我们那些愿望受到了更为强劲的压抑：“假若阻抗在夜间就像白日一样占据优势，梦就根本不会存在。”［3］303

“压抑”显然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检查制度”的职能，它不仅仅存在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也存在于“前意识”与“意识”之间以及“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压抑”与“稽查”是共生共存的，对此弗洛伊德在1915年《论潜意识》里的解释如下：“考虑到压抑，稽查便不可或缺，因为这种稽查决定着Ucs和Pcs系统之间什么能进入仪式。现在看来在Pcs和Cs之间又多了一道关卡。然而，我们最好不必纠缠于这种复杂情况造成的麻烦，但我们可假定，从每一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系统的过渡（即：每向更高一级的心理结构迈进一步），都得经受一番稽查。”［4］489稽查，是政治性质的行为。

以上主要是谈压抑的内在心理机制运作，其中也隐含外在的作用力，因为意识中主要存在了现实的规则；“自我”除了接受本我的信息外，还要受超我的支配，并对现实原则保持警觉。在弗洛伊德阐述的人格理论中，“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压抑发生着，自我也妥协着，可以说，有多少这样的愿望进入梦中，便有多少压抑和妥协发生着。自我和潜意识中力比多之间的妥协使得本我的力量得以释放，从而产生了梦境、歇斯底里症等。从外在条件来考虑，压抑机制的形成，和“自我的理想”之养成以及“文明”相关，即，超我也在起作用。Henk de Berg在“如何接近潜意识”（How to Gain Acess to the Unconscius）中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内部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5］17《少女杜拉的故事》中，杜拉所以因抗拒K先生的爱而唤醒曾对父亲的爱，是道德的作用；而回到过去的情感状态亦是道德意识所不能接受，转而发为歇斯底里症。

简言之，“压抑”是力比多动力说里的政治运行的体现。这种抽象政治的论断来自现实中的政治运行方式的启示，也体现了现实政治对人个体的影响。而不管现实中的政治若何，我们心理中都在运行着自身的政治性压制。

二、“压抑”在保护中蕴存创造契机

“压抑”机制的存在，说明了力比多的活跃与被动处境，但甘于被动也可以视为要满足的一种手段，J·贝尔曼——诺埃尔在解释梦的“审查”作用时阐明了这个道理：“弗洛伊德采用审查一词，主要是取其政治上的含义：一方面，审查官有权对一篇文章‘进行删节’（就像压抑将不为人们所期待的欲望的模式抹去一样）；另一方面，一个有点经验的记者懂得如何预测这种删节，并若无其事地通过间接的方法让自己想传达的信息‘通过考核’。梦就是这样。”［6］46审查作用，即“检查作用”、“稽查作用”。这里形象地表达了弗洛伊德梦的理论中压抑和“妥协”的共同作用——梦的发生，是审查机制与“妥协”机制的协同工作的结果。既对立又妥协的灵活性，使得人的精神健康得以维持。

“妥协”的结果，当也包括文学，即那些可以容忍的愿望跑进文学中。弗洛伊德曾说，文学中表达的是作者平时羞于表达的愿望。在《苦闷的象征》里，厨川白村以马匹拉货车为例阐明了压抑对众生的普泛存在及必要，他关注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压抑：“并非劳动者一件事有苦患，给与苦患的毕竟不外乎从外面逼来的要求，即枪支和压抑。”［7］12指明在人的意识中和人际中人群中弥漫着压抑机制，于阐释文学的表层关系，自是有用的。但弗洛伊德的“压抑”说里还阐明了妥协与压抑机制的相伴而生——这是梦与文学得以出现的最终心理根源。

一方面，“性压抑”与生俱来［8］59。它是生命的伴随状态，是“证明自己的生命性的存在”的方式”［9］207－208。它突出表现在“潜伏期”：“孩子从日积月累的压抑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好处。他将各种不可缺乏的实用知识（语言、各种用法、社交规则）积累起来。”［6］18另一方面，梦中的检查制度取消了潜意识愿望的运动能力，即时体现出压抑的存在对我们的“保护作用”：“潜意识愿望冲动显然努力在白日表现自己，移情和精神病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它们致力于通过前意识系统冲入意识中并获得对运动的控制权。因而，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梦迫使我们假设的介于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检查制度是在守卫着我们的精神健康。”［3］326弗洛伊德在发现“力比多”动力的同时，也发现了“压抑”这种既压制又保护的机制，而且称其为“关键性的守卫”［3］326。

从梦中情绪看，压抑机制迫使强烈的愿望以其他方式呈现，防止了痛苦与焦虑的产生。弗洛伊德举例解释说：“一个人的愿望的满足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除非这两个人完全成了一个！”［3］333压抑的存在，使得每一方在被压抑中被保护，这里尤其体现出弗洛伊德学说的社会包括政治情怀。失去对性的“压抑”，对肉身也会造成伤害。德国影片《自由意志》表现了一个人在极强的欲力控制下成为他人所憎恨、自己所憎恨的对象，最终以死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证实了弗洛伊德假想的正确性，也证实了他的论调的正确性：对欲力的升华与控制、调节是必要的。

通常我们认为“压抑”对生命只是负面的力，甚至以为，弗洛伊德就是那要推翻上帝要解救世人于性的压抑之中的神。这么看来不然。高觉敷曾在《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一文结尾给弗洛伊德正名说，无论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治疗中，弗洛伊德并不主张性的放纵。［10］

“力比多”必然要被压抑。也正是有了这双方的存在，世界热闹起来了、多彩起来了。“压抑”，为文学的诞生提供了生理——心理基础，现实中也成为一种创作发生的契机。莎乐美诠释了本能中存在着一种“压抑”机制和必要后，又指出思想与艺术创造也从中成为必然：

压抑不仅存在于意识的顶峰，同样存在于所有事物的秘密变化中；所谓压抑，就是指那些决定我们内部存在的基本框架的东西，通过本能选择和方位，与潜在的诱惑相抗衡，正如所有的活生生的肌体通过同样的反应节奏展现出其生命的界限。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发芽力……［9］131－132

对于精神神经症患者来说，解除压抑是治疗的关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适度“压抑”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正是压抑与苦闷促成了其艺术创造。

那些存在于我们经由潜意识中力比多推动而成的“性”的意象，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压抑”，都因为那是“幻想”，是有情感取向伴随的性取向，受情感驱动也受情感制约，从而幻化出美好，幻化出诗意。它不是现实中的血肉之躯所能触摸得到的。压抑导致升华、导致艺术表现的“游离”。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说：“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本能压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33

看看谭正璧的《女性文学史》，我们会很容易明白“压抑”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关联。那些唐代宫女在秋天写在枫叶上的诗，承载着多少宫中苦闷的生活的辛酸，让其顺水而出，又寄托着多少情爱的热望？压抑使人的生命力受了抑制，到头来又转化成人类文化创造的力量。这是一种生命的辩证法，有些残酷的辩证法。

人要摆脱压抑，于是创作；而创作，必要有压抑的催迫；人要做起文学，便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幸乎？不幸乎？“压抑说”告诉我们，幸与不幸，都是人所需要的。

自从领教过“文学中的造神运动”之后，中国人开始对文学与政治发生关联极其敏感，或者不如说极其反感。但哪怕是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看，文学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试想，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作品同时打动了多少普通读者？

三、“升华”谋求社会价值的认可

“升华”是力比多科学、艺术实践化的最后关口。要说明“升华”的心理发生过程，需要从“转移”及“替代”说起。

“替代”是“力比多”的乔装呈现，是其“转换”的结果之一。梦中所有的呈现都是一种替代，只是梦中的所有表现都不具“动力”特征。而在神经症症状中，运动特征在实现着。其机转如布洛伊尔所说：“如果本应该产生情感的观念立即释放了一种异常反射，即一当兴奋产生就立即溢出，则不会产生可观察到的情感。然后‘癔症转换’就完成了。最初属于情感的脑内兴奋已转入周围通路中的兴奋过程，最初是一种情感性的观念，这时不再激起情感，而只是异常反射（abnormal reflexes）。”［11］183即兴奋没有转变成躯体症状，情感没有显现，造成郁积，为日后的复现埋下伏线。

之所以“力比多”会采取“转换”的方式出现，在于“压抑”机制的存在。梦的表现方式与神经症症状都是在“压抑”下的表达，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中说，愿望属于潜意识系统，而前意识系统却抵制并压抑着它。但压制又不是彻底的，“此种压制的程度表示出我们精神正常的程度。”［3］333－334前文说过，压抑必然存在，“转换”或“升华”必然出现。所以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中指出：“症状是为防止焦虑爆发而构成的。”［3］334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中他也说：症状是完成愿望的表现，是“相反的本能势力妥协的结果”［12］137。也就是说，歇斯底里症是对潜意识中的心理压力的一种逃避和解脱、平衡，是“力比多”直接发泄的转换。正是因为患者本人没有一定的方式将“性动力”进行创造性的转移，才转向歇斯底里发作的道路。

毕竟，症状替代与升华是力比多活动的不同结果，理解它给了我们理解创作家与神经症患者之区别的入口：病患以症状替代力比多愿望，创作者以创造升华力比多能量。

在神经症治疗中，升华的实现，前提是要取消压抑：“早期未成熟的压抑使被压抑的本能不可能升华；祛除了这种压抑，通往升华之路才重新畅通。”［14］42即从时间流程来看，压抑与升华不会同时发生。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五讲》中说到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时，对“升华”的功能作了详尽阐述：“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不会消退而会得到应用——各种冲动的无用目的被一种更高尚的、也许不再是性欲的冲动所替代。碰巧的是，性本能的这些成分特别显著地能进行这种升华，可以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化成一个更远大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也许我们把最高的文化成就归功于以这种升华作用的方式释放的能量。”［14］42那么，“升华”一方面源自力比多冲动，一方面也成就了文化成就。“升华”谋求“社会价值”的认可。

“升华”，就文学创作而言，简单说，是一种压抑的观念在这条通路上的“替代性满足”，人的文艺创造，以艺术的方式呈现着人的“力比多”的“升华”。阿尔伯特分析说“雪莱有着‘多妻本能’冲动，却始终过着一种贞洁、诚实的生活，从未实际满足过他的多妻本能；他写诗，就是为了替代性地得到满足。”［15］217

爱是一种宣泄，焦虑是一种转移，暴躁与伤害都是宣泄，唯有创造（不管是理的还是文的），创造着肉体满足与生殖之外的社会价值。

神经症患者生活在幻想之中，精神分析的根本任务便在于将患者从幻想中引导出，从而找到回到现实和康复的路。文学也是创作者一种幻想，羞于直白被压抑的幻想，短暂的幻想。在《诗人同白昼梦》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成人的幻想，在年轻女子，是不满足的色欲愿望；在男子，则是与野心联系在一起的色欲愿望。创作家不同于神经症患者，只是他能够回忆并努力回忆来时的路。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中有这么一段对白：“我每天练习剑法三个小时。”“每天练三个小时！肯定是因为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女人。”力比多，压抑与升华，都在这一句话里面了。

人们惯于将政治视同文学的“创伤”，但文学创作的“力比多动力说”并不回避政治，也肯定了文学家不可能脱离社会价值体系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力比多”一经艺术化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化。

那么，文学无法脱离政治就要无条件地表现政治吗？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是“升华”，经“压抑”的机制而离“压抑”并以脱“力比多”的面目出现，文学若只是图解性欲便不需要精神分析了。同理，文学势必也不能停留于对政治、文化的图解上。文学中如何表现政治本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升华说”对文学表现的合理化取向已经有所暗示。

［1］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M］／／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M］／／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3］弗洛伊德.梦的释义［M］.张燕云，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4］弗洛伊德.论潜意识［M］／／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5］Henk de Berg.Freud’s Theory and Its Us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M］.New York：Camden House，2003.

［6］J·贝尔曼——诺埃尔.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M］.李书红，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7］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弗洛伊德.幼儿性欲.爱情心理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9］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师从弗洛伊德［M］.王绪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高觉敷.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M］.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11］约瑟夫·布洛伊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癔症研究［M］／／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12］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M］.文荣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