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昆蓉

(川北医学院 临床医学系，四川 南充 637007)

多元社会决定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倾向，高校教职员工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追求也不例外，往往呈现出价值与利益的多元纠结状态，为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而研究高校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有助于迎接这一挑战。本文将从高校教职员工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特性出发，探讨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对于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以期能为有效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

一、高校教职员工民意表达的特点

高校教职员工有其自身的职业特点，其民意表达具有独特性。

首先，教职员工的知识密集程度高。高校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其学历之高、知识之广，在整个社会中独一无二。在我们的问卷调查对象中，大学本科学历的占45.8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占46.88%，其他仅占6.25%。①这种优势决定了高校教职员工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提出和发现新的问题、勇于质疑和批判，能够迅速运用现代传媒技术将知识、观念、意见传播开。可以说，教职员工民意表达的条件得天独厚，这为高校建构民意表达体系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高校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与可能性。

其次，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他们大都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一方面对创造性有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教职员工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具有很高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教职员工的个性色彩强烈，个体差异大，对包容性要求高，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表达体现为高度的沟通性、创造性，这为高校建设人格魅力的教职员工队伍提供了人力资源。

再次，教职员工的工作过程难以监控和衡量。就教师而言，其教学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主观性强，如果依靠静态的评价体系很难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衡量。我们认为，突破这种困境应该由监控转向交流、沟通乃至辩论的公共领域建设，将民意表达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形成动态的监控和衡量标准。可以说民意表达具有动态性。

最后，高校教职员工作为教学科研的独特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容易形成沟通协商的场域。虽然当下高校管理中出现了较为突出的行政化现象，使得这个场域的空间非常狭小甚至消失。但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一现象。也就是说，民意表达有利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培养教职员工参与高校发展的积极性，为学校改革发展献言献策。

综上可见，高校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创造性、动态性、建设性，这些特点表明，民意表达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施《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因而探讨高校教职员工民意表达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校教职员工民意表达的价值

(一)迎接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减少高校管理风险

德国学者马尔里希·贝克是较早探讨风险社会的学者，他所提出的“风险”概念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齐·吉登斯进一步提出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1］并指出:人类社会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人及其控制风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朱华友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正视我国进入了风险社会，在改革中化解风险。［2］对于改革进程中的高校而言，同样面临着如何迎接社会现实对其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挑战问题，换言之，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种种风险。

如果将高校作为一个场域，我们清楚地看到场内各种利益的冲突与矛盾逐渐尖锐突出了。例如“张鸣事件”已经表明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如果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缺少沟通与表达，必然产生不和谐状况;再如，云南呈贡大学城高校教师的住宅建设问题。这些事件足以反映学校与教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沟通、交流、协商机制的重要性，在“公共领域”的空间中解决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必要性。对于场外而言，社会发展与改革给高校也带来了诸多挑战，高校因此而面临巨大风险。例如，随着国家人事改革的进程，很多非事业编制人员进入高校，非事业编制职工所占比例近年来不断攀升，有相当一部分高校仅非事业编制职工中的进城务工人员就占在册职工的1/4，有的甚至达到 1/3，［3］其结构较为复杂，维权组织基础薄弱，利益诉求层次性和差异性也非常突出，这就形成了高校管理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突出表征是科学技术与人为因素导致了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使得以往各种保险手段失灵，因而需要新的途径和方式化解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充分的民意表达既是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也是社会风险的化解机制，民意表达可以及时反映民意，是疏解和缓释教职员工不良情绪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学校科学发展。

建立学校风险防范体系，首先，要从教职员工的社会心理调研入手，全面了解其利益诉求。其次，要研究现有的民意表达渠道及其在缓释社会情绪上的作用和潜力。以此为基础，研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的策略和方法，并进一步探索建立高校风险防范机制的政策架构体系。特别是要坚持以学校为主导，建立工会组织，积极参与并实施的社情民意论坛，进一步开放和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和空间，促进以学校为主导的社会情绪缓释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但学校的主导作用，并非行政力量的强行干涉，学校与教职员工必须在平等的地位上就各种民意进行沟通、交流和协商，进而建立哈贝马斯所言的协商式民主或谈话式民主，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协商式伦理。

(二)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管理模式，有利于高校“去行政化”

马克思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事实上，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历来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了大学精神在于“兼容并收”，这成为后来大学精神的写照。然而，科层的管理模式与大学追求自由精神的理想状况时常发生碰撞和矛盾，尤其在当下高校管理存在的科层化比较突出的情况下，重视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对于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必须肯定，民意表达蕴含自由精神，这是人类追求自由生活使然，由此，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的民意表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成为可能，当然也有利于高校民主管理成为可能。《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指明了高校管理模式改革的方向，也就是重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对于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积极作用。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是民主监督、积极参与的有效形式，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在学校管理的实施纲领和具体行为当中。［4］可以说，民意能否得到表达，能否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以及民意表达所发生的效能情况，都是民主管理程度的重要指标，只有发挥教职员工参与民主讨论的积极性、民意表达的主动性以及民主管理的实践过程，才有可能实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的“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民意表达还蕴含了正义精神。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揭示了正义契约的形成原理。在罗尔斯看来，表达意味着各种话语进行碰撞和融合，没有表达就没有契约形成的可能性。换言之，民意不能进行表达与磨合，也就无法形成哈贝马斯所言的“协商式伦理”，因此，民意表达既是人类走向公平正义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协商式伦理”建构的重要价值标准，是高校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目标。［5］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即是将正义精神融入高校管理的实践之中，进而为实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一目标创造条件。总之，民意表达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民主协商精神有利于实现高校“去行政化”，形成民主、科学的管理模式。

(三)促进教职员工的人格发展，建立知识与人格魅力相融合的教职员工队伍

埃默森曾说:“人主要以其精神特征区别于其他动物，人使用抽象的术语思考，使用语言传达他的思想与感情，具有形成文化的能力。人是通过发展上述能力来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意义和地位的。”［6］民意表达不仅有助于个体人格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个体思想的发展、知识的探求与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民主意识的提升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如果发表意见的自由和论辩权力丧失，则意味着个体人格难以健全，追求知识的能力难以提升，这将影响个体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状态，阻碍其与外在世界进行知识或情感上的分享与交流，结果即是无法展示和发展他的潜能以及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无法培养独立的具有尊严的人格主体，学校也就谈不上有利于学术研究、科学发展的民主环境。就个体内部而言，压制民意的自由表达也意味着个体的内心世界将承担更大的情感压力，结果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问题成为高校的一大危机。建立教职员工交流辩论的公共空间，进行知识与情感上的交流，一方面可以提高教职员工的安全感、幸福感，减少焦虑，减轻与外界的排斥情绪，另一方面有助于个体将内心意志表达出来，敢于说真话、实话、直话，避免人格扭曲和道德堕落。

《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这要求包括教师在内的教职员工队伍需要不断增加正性情感，减少负性情感，对学校和事业高度负责，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和良好的自我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营造良好的成才氛围。我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要关注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了解教职员工的利益诉求，进而建立和拓宽更多的民意表达渠道，这既能及时疏导教职员工的压抑情绪，又能包容个性的表达与独特魅力的存在，从而在沟通、协商、辩论的公共空间中培养教职员工的创新精神、个性精神、人格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民意表达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认可”，而非“强力”。民意表达的真正本质是在自由认可的过程中增进知识与获得真理。密尔指出:“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自由地抒发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时，那么真理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自动显现，为大众的理性所辩明。”不过这种辩论并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是自由认可后达成的契约。事实上，个体不同的观念在民意表达的自由讨论和辩论过程会不断得到修正，一些“假民意”和“民意被表达”现象的症结即在于民意表达的不充分，个别教职员工与所谓的“民意”相游离甚至产生尖锐的矛盾，也是民意不能自由表达、不能充分讨论和辩论，进而无法获得知识与真理并修正错误观念的结果。总而言之，充分的民意表达是形成知识魅力与人格魅力相融合的具有个性人格的教职员工队伍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

三、结语

高校教职员工的民意表达问题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及高校建立现代大学校制度的背景下提出的，构建民意表达机制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一方面，要尊重教职员工的职业特点、行为方式，做到以人为本;另一方面，要建立教职员工交流、协商、沟通乃至辩论的公共空间，为其参与学校建设拓展多重渠道，在自由认可的过程中发挥教师治学的重要作用，进而实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的目标。

注释:

①“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观背景下高校教职工民意表达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12月编制了《关于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的高校教职员工民意表达机制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52份。

［1］(英)安东尼·吉登斯，等.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22.

［2］朱华友.中国改革为何成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1.

［3］北京市教育工会调研组.北京高校非事业编制职工入会及维权状况的调查报告［J］.中国教工，2006(7):6-8.

［4］张 玲，凌保东，何昆蓉.健全民意表达机制 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2(2):64-67.

［5］曹 妍.网络民意表达的辩证分析及完善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1):192-193.

［6］刘 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