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抗战初期京沪地区政府和人民物资的后撤 (1937年8

卢作孚与抗战初期京沪地区政府和人民物资的后撤 (1937年8－12月)

2013-04-12简笙簧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1期

简笙簧

一、前言

1937年7月7日日军于中国河北省宛平县城卢沟桥掀起侵华战争，是时中国政府历经1928年日军阻挠北伐的济南五三惨案，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及1935年谋夺华北冀察两省的何梅协定等等的种种欺凌，〔1〕刚于一年内完成两广统一、国共联合抗日及川康整军，国家呈现团结统一的态势，遂认为对日本欺凌已到忍无可忍地步，只有起而抗战，故于7月17日由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于庐山谈话会严正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积极部署对日全面抗战。①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召集全国精英人员，于江西庐山办大规模谈话会、训练班。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后，据参与庐山谈话会的罗家伦表示，蒋介石情绪特别激昂，跟胡适说:“胡先生，你从前批评何梅协议，我现在撕破何梅协议给你看，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已经下令派6师军队进河北省前往应援”。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43－144页。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正协助政府完成川康整军，并代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将川康整军会议的圆满成果及建设新四川意见，呈报给蒋介石，甚得蒋介石赞赏，请求刘湘允将卢作孚调至中央服务，并先派卢作孚参加政府组成的赴欧洲考察团，以开拓其视野。〔2〕惟适逢卢母逝世及中日战争爆发，卢作孚遂中止赴欧考察行程，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实业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遂带领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抗战行列。本文即拟就1937年8月至12月战争初期，卢作孚参与全面抗战总动员，发动川军出川抗战，及率民生实业公司船队参与京沪地区政府、学校、科研机构、工厂及人民、物资后撤，并为民生实业公司长期抗战的营运发展进行筹划的相关史实，作一叙述与分析，以期了解卢作孚在抗战初期的表现。

二、号召民生实业公司负起抗战任务

1937年8月4日北平失陷，日军由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南侵，中国政府出于进行全盘对日抗战的考虑，决定于8月13日日本内阁决议于上海发动扩大侵华战争时，进行强力抵抗，以期争取时间，将京沪杭地区最富有经济价值的人力、物力，沿长江内撤大后方，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战。①8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议决派兵上海，击破中国军队，扩大侵华战争。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卢沟桥事变前之海军战争指导》，(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1年)，286－296页。由于上海战事即将爆发，8月11日军政部、海军部联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上海、南京间布防问题，决定于12日晨7时，集中所有预备船只，开往江阴，沉塞长江下游航道，以防日舰长驱直入，争取政府与人民、物资沿长江后撤的时间。同日，交通部密令各航政局及轮船公司，速将航行沿海及长江下游国轮驶入长江或停泊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3〕卢作孚配合抗日国策，令民生实业公司航行上海轮船，不等卸货，即刻原船返航重庆。〔4〕

1937年8月12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亲率舰队开始于江阴城下游长山港鹅鼻嘴下端长江江面最窄处下令沉船阻塞长江航道，构筑第一道长江封锁线。〔5〕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陆续调集75万军队与25万日军进行主力战。〔6〕面对全面抗日战争的情势，中国国民政府于8月11日特命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组织陆海空军大本营，指挥全面抗日战争。卢作孚一面奉派出任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担任拟订抗战总动员计划，〔7〕另一方面赶回四川，促川军出川参加抗战。9月1日川军14师和两个独立旅分东、西两路开赴京沪及平汉路作战，其中东路4个师及两个独立旅由卢作孚集中民生实业公司所有轮船于两星期内迅速由重庆、万县赶运至宜昌，参加南京保卫战。〔8〕10月18日再赶运川军出宜昌转汉口赴南京及平汉路抗敌。〔9〕卢作孚感受到中国长期抗战的决心，即刻号召民生实业公司首先起来参加抗战，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实业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10〕卢作孚首先号召民生实业公司员工为长期抗战捐款救国，而且不可如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每月捐1日薪金。规定最低限度，每人依所得多寡，一次捐月薪10% －30%:即所得50元以下捐月薪10%;50元至100元捐月薪15%;100元至150元捐月薪20%;150元至200元捐月薪25%;200元以上者捐月薪30%，以购救国公债，发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本分。〔11〕于是民生实业公司在卢作孚率领下，发挥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民生精神”，动员全体职工救国捐款，进而调派全部船只，不畏日机轰炸，英勇地投入紧张又艰险的抗战运输。〔12〕

三、赶运政府机构、兵工署和民间工厂器材内迁

面对淞沪会战爆发及长江江阴航道的封锁，从航运的观点而言，卢作孚了解到政府势需内撤京沪地区的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器材和人民至大后方，建立抗战基地，才得以维持持久抗战的国力。此时卢作孚为因应即将来临的京沪地区政府人民物资沿长江航道的大撤退，集中民生实业公司长江中下游船只于镇江、南京、芜湖等地，紧急作如下的部署。

(一)集中镇江的船只主要接运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后撤的民间工厂机械、货品。在8月中旬，卢作孚即多次与负责上海地区工厂内迁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8月11日接任)，商洽内迁工厂入川设厂事宜，〔13〕随时派人调查接洽，有货可装，即派船接运。〔14〕9月1日，卢作孚设民生实业公司镇江临时办事处统一指挥。卢作孚开设镇江临时办事处的目的，在于长江江阴封锁后，长江下行轮船止于镇江，且镇江已为上海地区人民、物资利用长江水道后撤的运输枢纽，因而镇江临时办事处即成为民生实业公司与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地区后撤工厂商办配货、装载、转运的办事机构。〔15〕9月2日，民生实业公司民泰轮首航镇江。〔16〕当时上海地区民间工厂的后撤系先以木船循苏州河运苏州后，雇用小火轮拖原船经江南运河至镇江，再换江轮经长江直驶汉口或重庆。〔17〕卢作孚先后派民生实业公司的民泰、民宪、民族、民勤等轮参与上海及附近地区工厂内迁。〔18〕上海地区工厂自8月22日起，第一批顺昌机械厂等4家工厂，雇用21只木船自上海开始迁移，至12月初镇江撤退止(12月8日日军天谷支队侵占镇江)，共迁出民间工厂146家，机械器材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人。①张朋园、林泉访问《林继庸先生访谈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39－45页。另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608页。其中镇江临时办事处自9月1日设立，至11月20日因日军向镇江进逼而撤离的两个月又20天内，办理运送政府公物及民间工厂器材到汉口或重庆，共5，149吨，其中9月运1，692吨，10 月份运 2，063 吨，11 月运 1，393 吨。〔19〕

(二)集中于南京的船只主要撤退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和公物，学校师生、仪器、图书等。为了顺利完成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和公物撤退任务，民生实业公司特于1937年10月23日专门召开转运西上客人服务工作及宣传办法会议，研究转运国民政府官员600人及留宜昌旅客5，000人的服务宣传办法。会后通函公司航行各轮，在抗战非常时期，全体船员动员起来，努力实现公司宗旨，表现服务精神。〔20〕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各机关人员器材、公文档案开始由南京后撤武汉，卢作孚亦派民生实业公司民政、民贵、民元、民风等轮船参加撤运。其中11月16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由南京乘永绥军舰后撤，于11月21日抵宜昌，23日林森主席率文官、参军、主计处主管改乘民生实业公司民风轮入川，其余人员和物资亦分乘民生实业公司民政、民贵、民元等轮随后跟进，于26日抵重庆，〔21〕使得国民政府能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22〕在撤运时，如民元轮上客舱均由几个政府部门分配应用，于房舱门上用粉笔写上使用部门名称，民元轮船工打趣说，民元轮成为国民政府啦!〔23〕综计1937年10、11两月，民生实业公司利用其南京办事处所属澄平码头，从南京抢运到汉口的物资，共6，491吨，其中 10月运公物2，957吨，11月运公物2，877吨，另搭商货657 吨。〔24〕

(三)集中于芜湖的船只主要运送兵工署兵工器材。1937年9月间卢作孚在南京首先和金陵兵工厂商谈由民生实业公司抢运金陵兵工厂枪弹厂2，000吨器材至四川事宜，10月18日双方签订合约，由芜湖装船运重庆，限两个月完成。以超低运价全程每吨75.6元(如交外国轮船运送每吨超过300元)，分起运时、过汉口时、抵重庆时，三次平均付清;兵工厂员工、家属搭船半价优待。卢作孚调民生实业公司可容500吨之民本、民风、民元、民权等四轮至芜湖，于限期内提前完成任务，取得了兵工署的信任，为其后承运超过10万吨兵工器材后撤四川，制造武器弹药，抵御外侮，为中国长期持久抗战打下良好基础。〔25〕

四、协助各学校、学术机构内迁四川重庆、成都、北碚各地

(一)协助南京中央大学迁重庆、成都。1935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以日本侵华日急，即开始为中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校而筹谋，因而特于重庆观察可迁校地点，并交待中央大学总务处订做900个大木箱备用。及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19日日机轰炸中央大学，罗家伦迅经蒋介石同意将中央大学校本部迁重庆，医学院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26〕中央大学遂将迁校事呈报教育部核准，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公文批复始下，中央大学迁四川作业正式展开。

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庆校址的选择，事经重庆大学的支持，提供该校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为中央大学重庆校址。此地虽然山丘湫隘逼窄，但嘉陵江从坡下环绕而过，山清水秀，自成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惟在筹备校舍建筑工程时，即遭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制造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益的舆论，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事经罗家伦造访正在南京参赞抗战军务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及东南文化输入与交流，于四川文化发展大有裨益等理由，但成效有限。最后请卢作孚居中协调，这场风波才告平息。〔27〕

至于学校的搬迁，罗家伦亦了解由南京一路到重庆、成都只有走长江水运一途。惟是时正值京沪大撤退，长江客货运船只极为紧缺，不可能全校包船包舱入川，经学校讨论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化整为零办法，各自购买船票，分散而行，约定于10月10日在汉口集合，再由学校在汉口设立的联络站负责统一安排舱位入川。而最困难的是如何将已运到下关的2，000箱图书、仪器和畜种一并直运入川。此事虽经罗家伦校长多方交涉，仍无结果，正在进退无计之际，卢作孚基于教育为百年大计，弦歌不可因抗战而中辍的爱国理念，慨然派民生实业公司运送川军开赴淞沪战场返航船只，免费搬迁中央大学入川，且全力配合中央大学的需求改造船舱，给予鼎力相助，使中央大学迁川顺当成行，〔28〕其中包括:

(1)不顾日机轰炸，派船至南京下关，载运中央大学图书、仪器 2，000 余箱。〔29〕这次搬迁的东西，如罗家伦校长所言，有极笨重的，有极精细的:包括航空工程教学用拆卸的飞机3架，医学院解剖用泡制好的死尸24具。〔30〕

(2)特别改造轮船的一层，装载农学院的畜种每样一对，为抗战大后方留下牲畜种子。对此，罗家伦特别引用唐朝诗人“鸡犬图书共一船”诗句，及圣经中“罗哀宝筏(Noah's Ark)”来描述当时卢作孚协助中央大学搬迁的情境。〔31〕

(3)将航空工程系7吨多重、无法分拆、值20万美元的风洞，想办法一并运入重庆。〔32〕

(4)从中央大学9月23日奉教育部核准迁重庆，10月初开始装运，只经30日，至11月初，已让中央大学师生如期于重庆校址上课。〔33〕

(5)由于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民的内迁，导致重庆居大不易，房价及租屋价高涨，且面临无屋可租窘境，对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教授们，造成极大困扰，邹树文等教授亦函请卢作孚代为解决租屋问题。〔34〕

中央大学迁川，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完整和成功的典范，且中央大学亦在重庆快速发展，成为战时最大的学府，学生人数由1937年战前在南京时1，000余人至1941年增至4，000余人，不但为战时文化教育起了赓续的重要作用，且为国家培植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35〕而中央大学此次得以快速、完整迁川，无论校址阻挠风波的平息，图书、仪器、畜牲、教职员、学生的装运输送，甚至教授租屋问题，卢作孚居中献替良多。其后南京大学在该校百年史中纪录其前身中央大学迁川历史时，亦特别表示卢作孚帮助中央大学迁川的“这一举动，为保全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36〕

(二)协助上海复旦大学迁北碚。1937年8月上海战事爆发，复旦大学校舍被炸，图书馆数据及教学设备毁于一旦，遂遵教育部令，复旦、大夏两校组成联合大学，分成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先暂迁江西牯岭，再于1937年12月初于九江搭“永利”差轮至宜昌，再分三批搭船迁重庆。〔37〕初期暂借重庆复旦中学的菜园坝校址先行复学，其后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于1938年2月很快觅得四川北碚对岸下坝(经陈望道建议改名夏坝)数百亩地为校址。〔38〕吴南轩副校长之所以看定北碚为复旦迁川校地，是认为“重庆人烟稠密，不可以建校。北碚距重庆不过二百华里，陆路以车，两小时可达;水路以舟，三小时可达。北碚是一乡村，背山临水，风景奇丽，曾经卢作孚先生经营为实验区，故乡村中又略带城市化，以此建校，最称适合”。〔39〕惟在吴南轩看定下坝校地时，该上、下坝地区已先由资源委员会林继庸勘定为北碚工业区，预为上海地区内迁二三十家工厂用地，事经吴南轩、卫挺生、陈立夫等人相继向卢作孚请求协助争取，希将该地作为教育文化用地，卢作孚转告林继庸，①《吴南轩致卢作孚电，1938年2月4日》、《卫挺生致卢作孚电，1938年2月4日》、《陈立夫致卢作孚电，1938年2月10日》，见《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631－632页。案:卫挺生时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陈立夫则刚于1938年1月接任教育部部长。林继庸遂放弃设置北碚工业区计划。〔40〕复旦大学很快于下坝建成登辉堂、相柏图书馆、大礼堂及教室，另在下坝东边黄桷镇，用一座小学校舍、一座古庙、一处煤炭坪和王家花园的一幢别墅，作为部分学生、教授的宿舍和办公室。〔41〕1938年3月底复旦大学即在北碚开学，最初设置4院16系，至1940年增至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27个系科，并于1942年改置为国立大学，为战时国家培植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事业3，000余专业人才。②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重庆出版社，2005年，262－264页。另见复旦大学北碚旧址前言(石碑)，2010年4月立。案:笔者特于2010年8月前往参访，在展览资料学生名单中，见在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的李焕亦为战时复旦大学学生。

由上述可知，复旦大学选择北碚为建校地点，实为卢作孚经营北碚实验区有成效所吸引，故认在北碚建校最称适合。而其北碚校地能顺利取得，亦由卢作孚给予大力协助争取，故而1938年吴南轩在《复旦大学在北碚》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复旦大学得迁北碚，“卢作孚之力居多，最热心爱护”。其后复旦大学董事会，亦由董事长钱新之具名，聘卢作孚为复旦大学董事，卢作孚亦欣然接受，继续给予协助。〔42〕

(三)协助科学学术机构迁北碚。卢作孚认为发展科学的学术研究对落后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重要的工作，因而在1930年，他就在所负责管辖的四川嘉陵江三峡峡区的北碚，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并于1934年积极倡议和支持中国科学社到北碚召开年会，使中国西部四川重庆、成都掀起了努力发展科学事业的热潮。以后不少全国学术会议相继来四川，特别是来北碚召开，不少科学家也来四川考察，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西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当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京沪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纷纷经由卢作孚协助内迁北碚。如1937年9月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决定内迁北碚，即由卢作孚全力给予协助。9月5日，卢作孚致函民生实业公司代总经理宋师度，表示“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并进而交待宋师度“渝中各事业有需特取联络之处，并盼特接洽为感”。〔43〕9月13日卢作孚再函告宋师度:“中国科学社已开始迁移，请告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为酌让房屋，并一切帮助”。〔44〕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抵北碚时，即由在北碚负责的卢作孚弟卢子英，全力帮助解决馆舍问题，其后该所动、植物两部亦借用中国西部科学院部分设备，进行学童健康和桐、茶虫害等研究。〔45〕有了上述卢作孚在交通运输、电信、房舍和研究设备上全力协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迁北碚的先例，其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及中山文化教育馆等18所科学和教育机构，先后到北碚安营扎寨，推动抗战基地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确如李约瑟所说，北碚已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更使北碚的科学研究事业获得空前发展。这一切，都与卢作孚抗战前和战时建构北碚为适于科研的平台，积极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有很大关系，也体现了卢作孚为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良苦用心。〔46〕

五、为民生实业公司长期抗战运输作准备

卢作孚说，民生实业公司抗战中最艰巨的不只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的确，在抗战前，中国的造船、修船、油料大多集中于上海一地制造、修理、进口与采购，民生实业公司的第一条船民生号即在上海订购制造。故而上海战事起，江阴封锁，造船、修船、进口油料来源断绝，卢作孚对民生实业公司的46只轮船如不及时因应变局，及早储备油料、五金器材及技术人员，则民生实业公司不久就得面临无法开航的困境。

(一)储备油料4，000多吨。抗战开始时，民生实业公司有46只轮船，其中32只以柴油为燃料，每月约需用油300吨。上海战事起，长江封锁，柴油来源断绝，民生实业公司面临不久后可能一半以上船只无燃料可用而停航的命运。故卢作孚将其视作第一紧急大事，即从香港、广州、长江沿岸，到处搜购柴油，共得4，000多吨。有了这4，000多吨柴油，才使民生实业公司安然在1938年汉口、宜昌大撤退一役中，因燃料无缺(共用去2，000多吨柴油)而完成任务。〔47〕

(二)储购轮船五金器材2，000多吨。抗战前，民生实业公司有一半以上轮船在上海修理，其轮船所需机器五金器材完全取给于上海，或向国外采购，由上海进口。上海战事爆发后，轮船不可能再到上海修理，势需返回重庆民生机器厂修理，而民生机器厂的扩充，修船所需五金器材的储购，是卢作孚认为的第二大事。因而卢作孚紧急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搜购所需五金器材2，000多吨。此项五金器材储购，不但让民生实业公司得以扩充民生机器厂设备，承担轮船修理，并于1939年因战时油料奇缺，将燃油轮船改造为燃煤及建造燃煤新船(即需1，000多吨五金器材)，得以承担战时川江航运，维持战时后方交通，均与此项轮船五金器材及时储购，息息相关。〔48〕

(三)延揽造船技术人员。在抗战前，中国的造船、修船大多集中于上海、大沽、青岛、马尾等造船厂，尤其上海，可说集全中国造船、修船技术人员精英于一地。中日战事爆发后，如任此批造船人才星散，则对长期抗战后方造船、修船业是莫大损失。因而在大沽、青岛、上海、马尾等造船厂撤退时，卢作孚尽量延揽造船技术人员入川，至民生机器厂工作，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献身抗战事业的舞台，其中包括原周恒顺机械厂厂长、著名轮机工程师周茂柏，应卢作孚之邀，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著名电气工程师陈仿陶担任民生机器厂副厂长兼工务处处长;上海江南造船厂造船专家叶在馥担任民生机器厂总工程师;另如担任民生机器厂工务处修造总监的王超、工程师刘学曾等人均为造船知名人士。上述知名人士的延聘，及其带来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加入，让民生机器厂在长期抗战后方技术人员无缺，得以扩大人员和设备，进行川江轮船改造(如将燃油锅炉改为燃煤)、修船及建新船。民生机器厂成为中国抗战后方最大的民间造船机器厂，也解决了抗战后方水上交通工具问题。〔49〕

由于卢作孚在1937年8月上海战事起后，紧急应变，储备航运所需大量油料、五金器材及技术人员，不但得以完成1937至1939年长江大撤退的任务，而且撤入四川后利用此批购储的油料、五金器材及延聘的技术人员，扩充民生机器厂设备，进行旧船改造和建造新船，以适应航行川江的需求，因而民生实业公司的船只，由战前46只，18，000余吨，于1940年撤入四川后反增至116只，3万余吨，成为战时最大的轮船公司，担负四川航运的主力。〔50〕另卢作孚储备的航运所需大量油料、五金器材，使得在日军封锁、四川物资奇缺及物价高涨情形下，支持民生实业公司长期亏损。1943年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对此事表示:“汉口宜昌撤退以后，剩下来的油和五金器材和配件，不但支持了这几年的使用一直到今日;而且还支持了这几年的亏损一直到今天。假若没有当年的若干油、五金器材和配件的准备，而完全靠今天的大量的高价收购，或且无法收购，来供应全部的使用，则其亏拆及其航行的困难，将更不堪言”。〔51〕

六、结语

卢作孚的一生，抱持着崇高的爱国理念，就是拯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呢?就要推动中国现代化，以期厚植实力与侵入中国的列强势力竞争，进而将列强势力逐出中国。例如卢作孚于1925年成立民生实业公司，经营四川航运，即首先废除四川轮船经营的买办制，建构起公司现代化企业的有效管理制度，形成以爱国为中心的民生企业文化，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进而合并川江各轮船公司，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其中特别期望以能胜过当时欺凌中国的日本轮船公司为首要目标。〔52〕因而在1933年4月卢作孚特别请瞿士煊到民生实业公司永年轮(后更名民俗轮)上讲演“战胜日本茶房”，卢作孚在瞿士煊讲演文的后记中表示:“瞿先生讲演词中有两句最精粹的话，就是‘请永年茶房，战胜日本茶房’，推广起来，应该是:永年全部船员战胜日本船员，乃至民生公司全部船员战胜日本船员，乃至中国各业人员战胜日本各业人员”。卢作孚认为，如果全中国这样总动员，真能够把日本战胜了。〔53〕由于有此战胜日本的期望，故当得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政府亦决心起而抗战时，卢作孚的抗日之心是激昂的，毅然停止赴欧考察行程，参加政府为抗日战争而设立的大本营，出任第二部副部长，担任制定抗战总动员计划工作。〔54〕而卢作孚亦首先动员民生实业公司及川军出川抗战，进而发挥其爱国心与航运长才，以其缜密的思考，周详的规划，在1937年8月上海战事爆发后，紧急率民生实业公司船队于3个月内疏运京沪地区政府机构、学校、学术团体、兵工器材及民间工厂、人民后撤武汉及四川，共紧急赶运13，460吨。其中还特别关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及中国科学社等教育、学术团体的后撤，给予交通、校舍的解决协助，以厚植长期抗战国力，其爱国心及远大眼光，实非常人所能及。同时，为应对日军封锁，紧急采购长期抗战所需油料、五金器材和延聘造船技术人员入川，也未雨绸缪地解决了战时川江航运问题。

由于卢作孚在抗战序幕战京沪地区政府与人民、物资后撤中，精确有效力且眼光远大的表现，为政府当局和人民所倚重，故于1938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担负起在日军追逼和不断轰炸下，紧急疏运汇集于武汉、宜昌一线各党、政、军机关人员公物、兵工器材及民间工厂、难童、人民后撤四川，以厚植持久对日抗战国力的重责大任。

〔1〕梁敬钅享.日本侵略华北史述〔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1－4.

〔2〕卢作孚致蒋委员长电 (1937年6月30日) 〔Z〕.四川省官员任免案〔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档号:02000－032220.

〔3〕黄振亚.王洸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4〕〔10〕〔13〕〔15〕〔16〕〔18〕〔19〕〔24〕〔43〕〔45〕〔49〕〔53〕张守广.卢作孚年谱〔M〕.重庆出版社，2005.243－244，245，246－247，248，248，248，253，254－255，249，249，228－229、282，139－140.

〔5〕江天凤.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486－487.

〔6〕简笙簧.中日淞沪会战的历史意义〔J〕.(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2期 (1980年):301.

〔7〕陆海空军大本营组织法 (1937年8月11日)〔Z〕.陆海空军军事单位组织法案〔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档号:0120.71－74383.

〔8〕〔14〕〔47〕〔48〕〔51〕卢作孚文集〔M〕.凌耀伦，熊甫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56，481，558，559，559－560.

〔9〕卢作孚致蒋军事委员长巧电 (1937年10月18日)〔Z〕.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Z〕.

〔11〕卢作孚致宋师度函 (1937年9月18日)〔A〕.卢作孚书信集〔M〕.黄立文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594.

〔12〕〔20〕〔50〕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74，177，173.

〔17〕〔40〕张朋园，林泉访问.林继庸先生访谈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39，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