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霞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社科部，江苏 南京 210048)

文化强省建设的“硬”资源
——江苏近现代工业文化资源扫描

陈 霞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社科部，江苏 南京 210048)

江苏作为近现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近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工业文化，成为工业企业发展的精神资源，在其创始、延续、转型、重生的过程中，滋养着近代工业企业发展，并在地域内外都扩大了影响，且与今天的产业发展有着渊源关系，也是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资源，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启迪意义。

江苏；工业化；工业文化；文化资源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新创意产业，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普适性和影响力，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引导作用。江苏省作为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工业文化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资源，这些文化资源通过曲折的途径对当代的工业企业、教育科研和整个区域社会文化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注重开发这些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的工业文化资源，对于当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来说，有着更加鲜活的意义，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求新、求用的文化需求，有着更加鲜明的针对性。因此，梳理和拓展近现代工业文化资源，对于工业文化强省建设有着积极意义，值得加以重视。

一、江苏早期工业化中形成的典型工业文化

自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从历史来看，江苏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亦可追溯至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借法自强”，引进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以求“自强”的过程中，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而“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从而使早期洋务运动以军工为主的政策成为基本国策。

(一)军工企业的“自强”文化

江苏在洋务运动中起步较早，率先建立了一批以近代化的机器为主要生产手段的近代军工企业，如1862年的苏州洋炮局、1865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尤其是金陵机器制造局在1875年以后开始由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培养了自己的工程技术力量，江苏人徐寿、华蘅芳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科技专家。这些成就使江苏在当时的洋务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开启了江苏近代工业的先河。虽然洋务运动中的军工企业在产品质量、生产管理、服务社会方面都极其落后，无论对于整个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还是对于抵御外敌侵略方面，都未能达到洋务派预期的目的。其根本原因是，“坚船利炮”等西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取得的科技成果不可能在落后的以自然经济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通过封闭式的简单摹仿所获得。它必须在充分掌握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整套科学、文化、技术、设备的条件下才能奏效。但是，这种追求“自强”、勇于学习、抵御外侮的精神，却可以作为军工企业的精神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二)早期民族工业的“利权”文化

19世纪末，江苏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重视私利，求富重商，要求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逐渐苏醒。在洋务运动军工企业的启发和带动作用下，资本主义萌芽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有所发展。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设厂自救成为社会潮流，也体现了部分绅商“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的爱国主义思想。江苏早期一些企业家接触面广，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直接从事新工业企业的创办活动。其代表性的企业有：1882年胡恩燮主持开办了徐州利立国驿煤铁厂，1895年张謇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1904年郭鸿仪创办了镇江大照电灯厂，1907年李光瑜创办了金陵自来水厂，1910年后镇江先后建立了义生火柴厂、荧昌火柴厂，后者并入“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这段时期江苏民族企业的迅速发展受到收回利权和抵制外货运动的推动。例如，当时煤铁工厂的出现，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河沿海航运的垄断，为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事业提供燃料。大生纱厂创办者认为“非人民有知识不足以自强”，决心通过发展实业，筹备教育经费，培养振兴国家的各类人才。刘鸿生则认为：“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作点事。”[2]162早期的企业家具有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意识，包括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熟悉，对中国固有的传统经济模式的认识和批判，还包括对新的目标的追求及实践的勇气和气魄。这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二、江苏近代工业化中形成的典型工业文化

“洋务运动”是江苏步入工业化征程的起点，也是时代要求和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产物。不难看出，当时江苏走上工业化道路是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刻下的被动行为，是受到了外来工业文明的刺激，这种“半边缘化”的工业化道路必定被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所左右。在近代以来，江苏工业化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

(一)20世纪初民族工业的“黄金发展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陷于战争泥潭，放松了对中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些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创造了良好条件，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江苏民族工业抓住时机，形成了纺织、面粉、缫丝3大工业部门。无锡成为棉纺织业重要基地，无锡实业家荣宗敬成为“面粉大王”，其旗下的茂新面粉厂生产技术先进，出产的面粉产品质量高，远销英、法、澳及南洋等地。荣氏集团的创办者之一荣德生提倡团结对外，大声疾呼国内企业“毋相倾轧，应该使全国一体，专心于对外竞争”[3]3。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荣氏企业重视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先后以钢磨代替石磨、以柴油引擎代替蒸汽机改进面粉加工机，1910年引进当时最新式的美式制粉机，使得产品质量大大提高。茂新面粉厂在引进美式600筒粉机后，聘请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改进，最终使日产量提高20%，该厂还在生产流程中仿造圆筛，改进清麦设备，添置直立打麦机、风箱等装置，使生产出来的面粉质量更加优化，取得了市场优势。在这一时期，江苏民族工商业发展体现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勇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创业精神。

(二)20世纪上半叶民族工业的独立与工业文化的成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棉纺织业仍然是江苏第一大工业部门，当时各厂的纱锭总数占全国民族资本纱厂纱锭总数的20%左右。缫丝业经营者经过改良蚕种，改进缫丝车，使生丝质量大为提高，并创出优质名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销路，南京云锦改良产品，开发了椅垫、琴条、台锦、手夹、皮包等类织造品[4]177，广受西方市场欢迎。薛氏被称为中国的“丝业大王”。当时的民族工业企业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努力创出名牌产品，以求打开市场，如“人钟”牌棉纱、“绿兵船”牌面粉、“盆双船”牌生丝等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也声誉鹊起。在重工业方面，1936年建成的常州戚墅堰铁路工厂成为江南最大的铁路工厂。无锡的机械工业可以制造柴油发动机、缫丝机、碾米机、纺织机、机床等，畅销全国。机械工业的兴起，是继纺织、面粉、缫丝之后江苏的又一主要产业，是江苏的近代工业逐步走向独立的重要里程碑。1931年中德计划合资筹建南京卸甲甸国营钢铁厂，但因战争影响，未能投产。1931年天津水利制碱公司获准在南京卸甲甸筹建制酸工厂，在侯德榜的主持下，工厂于1935年建成投产，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制酸工厂。侯德榜将制酸工艺用英文写成《纯碱制造》专著，在美国公开发表，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垄断，为世界化学工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永利集团总经理范旭东提出了“四大信条”的企业文化：“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5]“四大信条”全面概括了永利集团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作风、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使集团同仁有了共同的信念和是非标准。迄今仍然在天津碱厂、南化公司等企业沿用，成为化工文化的典范，标志着工业文化的成熟。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江苏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典型企业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1953年中央制定了“一五”计划，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江苏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先行者，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特色。

(一)传统工业化道路及其典型企业文化

由于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原因，江苏人有着求稳避险的政治、经济价值取向，在新中国建立初保持着与中央政府节拍的高度一致[6]。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南通大生一、三纺织公司已经开始公私合营。1953年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学习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江苏工商界大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和热情很快得到提高，纷纷表示拥护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申请公私合营。1952年永利宁厂实现公私合营后，迅速还清欠款250多万元，总成本降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55年10月底，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资本家应“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7]57。江苏工商界代表人物刘国钧、张敬礼、陆小波等出席了会议。刘国钧作为江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人物，青少年时期即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先后创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大成纺织染厂、上海安达厂及香港东南纺织厂等纺织染工厂，他认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八字方针，在资本家的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工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认为这些要求符合自己的主张。在公私合营方面，刘国钧认为：“要求国家扬眉吐气，民族昂首阔步，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兑现的，只有通过公私合营，自己的理想方可真正实现。”[7]641954年，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常州市财经委签署公私合营协议，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江苏地区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刘国钧顺应形势、敢为人先的独创精神，在江苏、华东、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刘国钧后当选为江苏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副省长。许多私营企业申请合营，由公方代表参与对企业的直接领导，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企业生产发展，产量逐渐增加，质量逐渐提高，成本逐渐降低，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盈余逐渐增加，职工福利有了改善，不少单位有了扩大和发展，显示出了合营的优越性。1966年后，在政治动乱的间歇中，江苏工业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城市工业及农村社队工业有了较快发展，1972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逐步形成了以集体工业和中小企业为主的工业格局。

(二)改革开放后特色工业化道路及其文化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江苏投资兴办了一批大型骨干项目，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乡镇企业蓬勃成长，形成了一股新的工业生产动力。苏、锡、常等地区利用靠近上海的特殊区位优势，充分利用上海国有企业人才和技术扩散的双重机遇，开创性地走上了以工兴农的乡镇企业发展之路，一度形成蜚声中外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由政府指派管理者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将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中国的领先发展。苏南农村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工业企业大量停产，全国工业品供应严重短缺，苏南农村抓住这一市场机遇，以下放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为骨干，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机器设备，大力发展机械修理、加工和制造，以此带动农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虽然苏南模式技术落后，生产条件恶劣，能耗和污染都很大，但它们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灵活高效的营销手段打开了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90%以上，苏南农村已形成了以机械制造为中心，由机械、纺织、化工和建材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格局。苏南模式通过农村的工业化实现了产业的转化和就业的转移，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就地转移。苏南模式的文化精髓在于：善于利用外部的资源和信息，利用市场机制来获得外部资源，建立集体、民营、外企多元化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苏南模式的代表企业有小天鹅、波司登、红豆等，沙岗集团的沈文荣成为新时代的“钢铁大王”，也成为“苏南模式”的代表人物。

四、江苏工业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根据工业文化的一般规律，工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其渊源和传承，并且与代表性人物的总结与实践不可分割。纵观江苏工业化历程中出现的大量文化现象，不但符合工业文化的一般规律，还有着自己的特色。首先，工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伦理文化基础。例如早期工业化过程中“自强”、“利权”要求，有着一定的超越历史的进步意义。其次，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工业文化相比，江苏的工业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例如永利宁厂的“四大信条”工业文化，历经70余年仍受职工推崇，堪称企业文化的典范。最后，江苏工业文化有着超越性的精神特质。工业文化形成于企业经营实践之中，往往与利益相关联。但江苏工业文化充盈着爱国、爱民、共富、遵法等特质，例如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一些优秀企业家认同国家政策，响应号召，率先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侯德榜公开制碱工艺，甚至有了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意义。

从工业文化资源的价值来看，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使命的提出，工业文化成为难得的文化资源，它们距今时代不远，容易理解，也符合当代社会人们关注经济管理的思想倾向，经过开发和创造性转化，这些工业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有的企业文化至今仍在应用。进行工业文化资源开发，也可以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提高企业职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随着江苏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工业文化成为稀缺资源，也是江苏典型工业文化走向社会的新的契机。在这些方面，江苏有的地方已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效。如金陵机器制造局原址已经变身为“南京晨光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园区内部及周边地区人文历史景观丰富，将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融科技、文化、商业、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创意产业中心。无锡茂新面粉厂旧址则改造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博物馆通过230余件文物实物及1 300余件资料照片，反映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起源、发展、繁荣及其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南京市六合区则在原永利宁厂旧址规划筹建面积达11万余平方米的中国化工主题公园及南京化工博物馆，项目包含了范旭东广场、文化长廊、现代化工智慧体验区等，为现代化工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交流和研究的场所。总之，江苏工业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进一步系统的整理挖掘，将对江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新时期江苏“三创三先”的时代精神发展，乃至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都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1] 贾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M].民国年影印本.

[2]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册)[M].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

[5] 张克生.我国早朝企业文化的结晶──“永久黄四大信条”[J].道德与文明，1994，(2)：15-18.

[6] 程俊杰，刘志彪.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江苏模式：背景、特色及其演进[J].江苏社会科学，2012，(1)：245-251.

[7] 中共江苏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统战史[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桂萍)

HardResourcesof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Province——ExplorationofJiangsu’sIndustrialCultureResourcesofModernTimes

CHEN Xia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Nanjing College of Chemical Technology,Nanjing,Jiangsu 210048,Chin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Jiangsu, as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 of moder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creates abundant industrial culture which becomes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resource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In the process of initiation,continuation,transformation and rebirth,these cultures nourish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imes,have great influences around China,and have original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y.Meanwhile,they are also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rovince and make indispensable,open and enlightening sen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creative industry.

Jiangsu;industrialization;industrial culture;cultural resources

F 427

A

2095-462X(2013)01-0061-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4.C.20130109.1024.004.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3-01-09 10:24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研究文化精品课题(12SWC-011)

陈霞(1979-)，女，安徽全椒人，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