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双音词选用的制约机制<br/>——兼论词汇古今未来不变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双音词选用的制约机制
——兼论词汇古今未来不变

2013-04-11谢永芳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关键词：双音词双音义项

谢永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双音词选用的制约机制
——兼论词汇古今未来不变

谢永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有三种形式,“日—太阳”、“月—月亮”、“星—星星”是相应的例子。普通话选“太阳、月亮、星星”作通称,是理据义上反映性状特征这一原则为主导,形式上追求简便经济、使用上要求通行常用这两个原则相配合,三者共同作用制约的结果。扩大分析词例,将验证补充上述结论。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来自语言最根本的社会属性,古今未来永恒存在。汉语词汇在古今未来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相同和不变,以“不变驭变”、“不变应变”是词汇系统保持生机活力、高效履行职责的根本机制,是国内外语言历史历时研究中“古今一致原则”、“均变性原则”提出和在它们当中再补充“未来一致不变”的缘由,也是开展汉语“词汇预测”研究的理论基础。

词汇;双音词选用;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

双音化是汉语词汇极重要的一种发展变化,像“日—太阳”这样基于单音词一个义项而来的双音化(以下简称“单音词义项双音化”)是其中一种类型。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看,这种类型是为已经存在的所指寻找一个新的能指。双音化要求能指是两个音节,并没有规定是哪两个音节、何种结构方式。汉语历史悠久、文献浩繁,汉语社团分布地域广、方言各异,存在很多可能分化单音词义项的双音单位。从理论上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今文学作品和方言中的同实异称,尽管其中不少单位并没有产生在单音词双音化阶段,但既然被汉语社团所创造使用,意味着它们在双音化阶段也有潜在产生存在的可能,即它们有可能成为分化单音词义项的双音单位。如据调查,“太阳”、“月亮”各有近200例文学异称、方言异称,“星星”有7例①,那么为什么普通话通称选择的是这些中的某一个词语,而不是其它?是偶然还是必然,其中有没有内在理据?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制约双音词选用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形成制约机制的?

“双音化”曾经是汉语词汇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那时大家侧重于探讨双音化发生的时间段和宏观动因、双音节词和词组的区分、双音化后结构类型和意义的调整整合等[1,2],并没有专门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回答。上世纪90年代末,来自印欧语的“词汇化”、“语法化”理论与实践,推动汉语传统的双音化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随即文献中的关键词“双音化”被“词汇化”、“语法化”所取代。从研究对象看,词汇化、语法化研究能将双音化中双音节词组或跨层结构变成双音词、四个及其以上音节压缩为双音节等类型涵盖并拓展[3],但对于本文讨论的单音词义项双音化却不能涵盖。从研究内容看,词汇化、语法化研究始终只关注双音词及其历史上的同形形式[3],对于本文提到的双音词与其所从来的单音词之间的渊源、作为分化单音词某义项的双音词从同实异称词汇场中被选择出来的因素机制等,一概未涉及。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有三种形式:A—BC式、A—AB/BA式、A—AA式。作为基本词、核心词的“日—太阳”、“月—月亮”、“星—星星”正好是每种类型对应的例子。本文以这三组词为例,通过对普通话双音通称自身形式与意义内在理据的逐一分析,通过对普通话双音通称与众多可能作为分化单音词义项的双音单位在形式、意义、使用等方面的比较,归纳出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制约普通话双音通称选用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深层制约机制,希望有助于推动因词汇化、语法化盛行而隐退的双音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加深对普通话通称所具有的“通用优势”和汉语词汇发展变化中隐藏着的古今未来不变的内在逻辑道理的挖掘,探索针对词语未来发展进行“词汇预测”研究的理论基础,丰富汉语词汇学、语义学理论。

一 “太阳”、“月亮”、“星星”的构词优势②

(一)日—太阳

1.日叫“太阳”最准确

“阴阳”是中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是汉语社团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对象的抽象属性的二元认识。“太”表示程度很高,《说文·水部·泰》段玉裁注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4]565。“太阳”即最具有抽象阳性,与“少阳”、“太阴”、“少阴”等处于同一个词汇场。

阳性事物很多,如火,《尚书大传》卷三曰:“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5]115火还常被用来划分其它事物的阴阳,《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6]卷十九,205“陽”字也曾简化作“阦”。不过,由于“阴阳”本质上由天上的日决定,“火”等事物属阳,是比照着日而确定的。天上的日是包括火在内的所有阳性事物中最阳的,是天下第一阳性之物,真正性属“太阳”;反过来说,真正性属“太阳”的只应是天上的日,所以天上的日叫“太阳”最准确。从甲骨文到楷书繁体简体,“日”都是“陽”、“阳”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这应该不是偶然的。用阴阳属性特征“太阳”来指称最具有这一特征的事物“日”,汉语传统词汇语义学叫“转指”、认知语言学叫“转喻”。

2.日叫“太阳”最概括、最有区别性

“太阳”准确反映的是天上日的抽象本质属性,这一属性可以把它其它异称别名如“阳窝”、“丹曦”、“灵耀”、“飞轮”、“大明”、“炎精”反映的“发光发热、移动快、圆形”等所有具体的性状特征都概括进来,因为在阴阳学说中,这些都属阳。因此以“太阳”为指称形式具有高度的哲学准确性和概括性。此外,“太阳”不直接反映“光明”特征,避免与同处最小词汇场的通称“月亮”在理据义上重复,显示出区别性、系统性。

“九阳”、“极阳”可以指称太阳,《汉语大词典》出条列作义项,但是却没有被选择为后代通行的指称形式,这也是有道理的。“九”的数词本义比表示程度的文化意义更通行常用,“九阳”易被理解为“数词+名词”。“极”本义是动词,后虚化为程度副词,“极阳”的字面义即“到阳之尽头”。阴阳学说中,阴阳是互相转化的,极阳生阴、极阴生阳;而这不是天上日的特性。因此叫“九阳”容易有歧义,叫“极阳”不准确。

(二)月—月亮

与月亮近200例文学异称和方言异称相比,“月亮”有明显的优势。

1.“亮”最直接明了地反映为人们最看重的明亮特征,且最通行常用

调查发现,除开“月公”、“月老娘”等拟人称谓,月亮的众多异称别名中反映最多的物性特征是“形状(圆形、弯形)”和“明亮”。有规律地圆缺盈亏是月球不同于太阳、星星的显著特征,和人们关系密切,人们利用它制定历法;不过自有历法之后,人们就不再直接关注它了。而“明亮”,一方面是月亮重要的客观特征,另一方面是缺乏照明的古人们夜夜最需要最期盼的,因此,“明亮”成为人们最看重的特征。据调查,月亮在域外的称名,如英语moon、俄语Луна、印度语Cānda,它们的词源分别和光明、明亮、照耀等有关,反映的是月亮的明亮特征③。据民族语材料[7,8],国内汉藏语系诸少数民族语及方言中,月亮的称名已确知采用双音合成式的有19个,其中含明亮义语素的有13个,约占68.4%。又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材料[9],月亮的拟人称名和不含儿语的非拟人称名所反映的月亮“亮度、温度、存在”等方面物性特征共54次,其中“明亮”是反映最多的,36次,约占66.7%。由此可见,说“明亮”是月亮为人们最看重的特征,不光从事理上讲得通,而且还有大量的实际语言方言证据。

文学作品和方言异称中所叫“白玉盘”、“素娥”、“霜盘”、“玉镜”、“冰轮”等,“白、素、霜、玉、银、金”反映的是明亮特征,因这些单位本义是颜色词、名物词,形象色彩鲜明,不如直接使用明亮义专用形容词“亮”直接明了。此外,“亮”是普通话中明亮义的通用词,“月”自甲骨文始就在传承和高频使用,由这两个常用单位构成的“月亮”可以最大限度地广泛流通。

2.“亮”在后是“月”的月球义双音化时选择最经济形式的结果

有人对普通话中“亮”为什么在“月”后进行过研究[10]。从约定俗成、语音、词法、句法、语用、词汇化、语言接触等多方面考察之后,都不能对此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从汉语词汇双音化发展看,“亮”在后则理由充分。顺应汉语词汇双音化发展大势,“月”不太常用的月球义被分化出来改用双音形式。从理论上说,单音词A可以选择AB、BA、AA、BC四种双音形式。前三种形式因为保留有原单音词,显示了和原单音词之间的联系,便于人们凭借对原单音词的熟悉,尽快地掌握和使用新双音词,因此比第四种形式经济。“月月”在“月”的时间义上重叠,加上从与原单音词的联系看,AB式由于原单音词作为首位词素,比BA式更直接,因此,普通话最终选择AB式的“月亮”作为分化“月”的月球义的通称。

总之,由于“亮”直接明了地反映了月亮为人们最看重的明亮特征,AB式的“月亮”是分化月球“月”最经济的形式,通行常用的“月”和“亮”保证了“月亮”的广泛流通,“月亮”作为通称最恰当。

(三)星—星星

1.“星”重叠后的意义

调查分析《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语文辞书中非天体的“星星”及其所构成的“星星之火”、“星星点点”、“星星落落”、“一星星”、“窄星星”、“零零星星”等词语意义的义素特征,“小”出现8次,“少”、“分散”各6次,“多”2次。调查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还有义素特征“密集”,如“这里的墓园星星点点密布于山坡上”。可见,“星”重叠后循着“体积小＞数量少/分散＞数量多/密集”这一特征优先序列进行具有类型学意义的“量的增加”[11]178-179。

2.天上“星星”反映星星的特征最多、最经济

普通话中天体“星星”读轻声,与非天体义“星星”同源,属于汉语词汇中通过改变语音形式(即变读轻声)来区别意义、区别成词的现象。如上所述,“星”重叠后可以形容体积很小,数量很少分布很分散,数量很多分布很密集,一个双音能指形式可以同时反映天体星星三方面的特征,无疑最经济、最好。而方言所叫“天星”、“星点”、“星子”、“星儿”、“星宿”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无名珠、光明泪”等,只直接或者间接反映星星某一方面的性状特征,如“点”、“泪”、“子”缀、“儿”缀,凸显体积小,“珠”、“光明”反映明亮特征;有的称名的构成成分如“珠”、“泪”太过形象,有的称名是三音节,综合考虑都不如普通话通称“星星”。

二双音词选用的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普通话选择“太阳”、“月亮”、“星星”作为分化单音词“日”、“月”、“星”天体义的通用双音词,大致受制于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理据义上的特征原则。即尽可能直接明了、有区别地反映事物对象的性状特征。这些特征是事物对象与人们密切相关的重要客观特征,同时是与其它事物对象不重复、相区别的特征。如有的民族语在太阳月亮星星的通称中反映的都是“光亮”特征,普通话则选取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加以区别地反映,如太阳的“太阳”属性特征、月亮的“明亮”特征、星星的“体积小/少而分散/多而密集”特征。这些特征是汉语社团基于客观的主观认识[12]45-47,有的具有跨民族的普遍共性,有的具有汉民族的特殊个性。前者如“月亮”反映的明亮特征,后者如“太阳”反映的抽象阴阳属性特征。

第二,形式上的经济原则。表现在:(1)原单音词和新双音词的对应上。在基于原单音词某义项而双音化的新双音词中,尽可能保留原单音词,这样新双音词一方面因只需新增一个语素而在生成上非常简便,另一方面又因为人们对原单音词极熟悉而在掌握和使用上非常容易。如“月亮”、“星星”以原单音词为首字,既照顾了和原单音词的联系,又照顾了人们对首字更加注意的认知习惯,明显比同实异称中的A—BA式(如“月—亮月”)、A—BC式(如“月—太阴”)经济。(2)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的对应上,一个能指形式反映不止一个所指内容,比一对一的反映更经济。如“星星”,一个重叠式可以同时反映了星星体积、数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

第三,使用上的通用原则。为此采取的手段有: (1)尽可能以原单音词为新双音词的构成词素,利用原单音词的流通度保证新双音词通行。如“月”、“星”从甲骨文开始就是基本词汇中的核心词,“月亮”、“星星”因为它们的提示而更易通行推广。(2)尽可能选用共同语系统中某个意义的通用形式,保证新双音词通行。如“明”是古代明亮义的通用词,文献中“月明”指称月球,《汉语大词典》出条列作义项,今天方言中照用。普通话中“明”只在书面语中单独使用,“亮”成为明亮义的通用词,所以普通话叫“月亮”不叫“月明”。

上述三个原则中,第一个原则最强势,应优先遵循。如“太阳”不包括原单音词“日”,不符合第二个原则;据北大古汉语语料库,属性方面的本义主要用于哲学、中医学等抽象专业的领域,属于专业术语,使用范围有限,不符合第三个原则;但由于准确反映了太阳基于阴阳学说而来的抽象本质属性,符合第一个原则,故成为普通话中的通称。又如月亮可以叫“太阴”,《汉语大词典》出条列作义项,今天方言中保留。事物的阴阳(包括月属阴)由日决定,在所有阳性事物中,日决定着其它事物的阳性,是它们当中最具“太阳”属性的,反过来最具“太阳”属性的是日。再看月,在所有阴性事物中,月并不决定着其它事物的阴性,也很难说是它们当中最具“太阴”属性的,更不好反过来说最具“太阴”属性的是月。换句话说,“太阳”是日的抽象本质属性,“太阴”并不是月的抽象本质属性,月叫“太阴”应是类比日叫“太阳”而来,所以普通话不选“太阴”作通称。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充分证明第一个原则的主导性强制性,同时也看到普通话词汇对属于“基本概念层次范畴”的概念,在通称时相当理性。

单音词义项双音化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其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影响,情况极为复杂。词又是极具音义个性的单位,个体的特殊性和整体的规律性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该类型双音化中双音词选用的制约因素、制约机制,还需要对更多单双音对应的词对进行分析,在足够数量的基础上再进行质(规律性)的概括提炼,我们相信,更多的例证将验证和补充丰富上述归纳阐述。

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在现代汉语当代汉语词汇诸如新造词语、词语缩略、外来词翻译形式改换、成语演变、同义词语竞争筛选、新旧词语吸纳淘汰等等发展变化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由于从刚发生不久或者正在发生的词汇现象中挑选研究素材比较容易,因此在现当代汉语词汇层面进行这三个原则的研究很多很充分。至于这三个原则在汉语词汇过往漫长历史发展中的存在,也有学者致力研究[13],不过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开展的空间。本文选取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特有的“单音词义项双音化”这一现象,从“双音词选用”这个角度,通过对普通话通称中三个有类型代表性的最基本“核心词”的分析,证明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即使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单音词义项双音化”中依然存在,这三个原则在双音词选用中存在具体的表现体现及互相起作用的方式。

三汉语词汇古今未来发展中的不变

(一)汉语词汇古今一致不变

由前辈时贤和本文的研究可见,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具有超越古今的历时性。从理论上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交际工具,既然是人类使用,人类追求“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利益”的本性自然会投射到语言上,这是经济原则的心理行为机制;而要更顺利地完成交流交际,词形透明简单容易理解记忆(即反映事物对象特征、形式经济)和大众普遍理解使用(即通用原则)都是有力保证。简言之,这三个原则来自语言的本质功能、社会属性。语言的本质功能、社会属性过去、现在存在,那么这三个原则同样过去、现在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原则还具有跨语言的广泛适应性,不光在共同语普通话中存在,在汉语方言、在其他民族语及其方言的词汇系统中同样普遍存在,兹不赘述。

词汇在语言系统的三个要素中,以个体丰富多样、发展变化多端为人们所关注。诚然,词语单位具有音义个性,可谓“一词一世界”;非基本词汇单位数量庞大,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新进旧出、新生旧死、词义用法发展变化,可谓生动活泼。可是如果透过这些表象深入到内部,可以看到蕴藏在海量词语单位丰富个性、多端变化中的基本结构、方法、原则、规律、制约因素、机制等,数量有限,古今大同小异。除了上面阐述的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还有不少。如造词法,刘晓梅对12本编纂于当代的新词语词典中10498个新词语的计量研究发现:新词语的造词方法体现出的新质要素并不多,更多的是继承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已经使用过的方法[14]。关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合成词的造词法,我们经初步研究发现,二者的许多类型完全相同,不同主要表现在某种特殊造词材料的有无、个别具体类型的有无、共有类型的能产性和具体实现手段等方面上。如都有词根复合法、加缀法、叠连法、换素型改造法(又叫类比造词法)、缩略型改造法、音变型改造法、词化型转化法等,其中词根复合法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是最能产的。又如西文字母参与造词为现代汉语所特有,词化法古代汉语多现代汉语很少,加缀法(尤其是加准词缀)现代汉语多,音变法古汉语中主要采用变调手段、而现汉主要采用轻声儿化等手段。又如构词法,亢世勇等利用8种句法结构类型分析了近4万新词语,得出的结论是:新词语在构词方式上与基本词汇基本一致,二者差异仅为:连动式新词语未见,动宾式状中式的比例明显提高、联合式的比例明显降低[15]102。再如词语产生、流行和消隐的原因,杨文全、杨绪明以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词语为观察对象,归纳概括了社会环境、语言系统自身、人们认知心理等三大方面共10点原因[16]105-107,历史上词语消长的原因和这些“大同小异”。再如词义衍生,如果把今天认知语义学借助“隐喻、转喻、投射、跨域”等关键词开展的词语当代新义衍生方面的结论,和传统语义学借助“引申、类推、衍生、转指、比喻”等关键词针对历史文献中的词语意义衍生开展的研究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词义衍生的类型(链条式辐射式综合式引申、平行类推等)、义类衍生的规律(如空间→时间、动作→施事/受事/结果,性状→事物、全量→程度)、制约词义衍生的因素(如社会发展、认知深化、历史文化特质)等同样“大同小异”。总之,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汉语词汇从古到今不断发展变化,但基本的主要的核心的结构、方法、原则、规律、机制等是有限的,古今相同不轻易变化。正是因为此,在语言的历史历时研究中,国内研究者赞同“语言的规则类型和演变方式有着跨语言和跨时间的一致性”,并概括称为“古今一致原则”(uniformitarian principle)[3]21。国外研究者曾提出“均变性原则”(gradualist principle):语言演变的基本原则-机制,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可以通过现在来解释过去[17]519。

(二)汉语词汇古今和未来一致不变

古和今之间存在一致,古和今“均变”,那么古今和未来是否一致,古今和未来是否“均变”?语言学界一般不讨论“未来”。如新词语流行词语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对于这些词语能否进入语言的词汇系统,对于这些词语的未来发展,基本不研究[14-18]。这种情况,有的是语言观念所致,如有学者认为,语言学家是语言现象出现之后,跟着其发展去研究描述其规律的人,语言学家不是警察。有的是客观研究困难所致,比如目前并没有准确科学地判断词语未来发展的具体实践。特别是由于以往实际研究中出现过误判(如不被语言学家看好的“邮编”在实际语文生活中战胜“邮码”),所以大家要么极笼统地说“等待时间来检验”,“结构佳妙、功能强大者自会保留”等,要么干脆放弃不研究。近些年即使是在讨论词语规范时,由于有顾虑(如害怕被说成是保守落后、害怕误判导致自食其言),大家都变得很谨慎,一般就说“约定俗成”、“语言自我调节”等。我们认为,“语言学家不是警察”这种说法,显示了对人们语言权利、言语自由的高度尊重,很对。但是另一方面,把语言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词语的当前和未来适当加以引导、提倡的做法比作“警察管制”,不妥。而“约定俗成”等说法,正如施春宏指出,约定俗成要么放大了自己的话语权,要么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18]79,也是值得商榷的。

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证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大致遵循着已有的规律原则。汉语的词汇系统也是这样,汉语词汇从古到今不断发展变化,基本的主要的核心的结构、方法、原则、规律、机制等是有限的,古今相同不轻易变化;汉语词汇未来的发展,也将继续以汉语词汇古今发展中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核心的结构、方法、原则、规律、制约因素、机制为基础。如上面谈到的“特征原则、经济原则、通用原则”,来自语言的本质功能、社会属性,汉语词汇在从古到今的发展中遵循着这些基本原则,未来的发展还要继续遵循。“以不变驭变”、“以不变应变”,词汇系统得以保持无限的生机活力,高效履行着它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系统在人们言语交际中的职责,这也是历史上社会上一个组织系统保持持续发展生命长青的基本机制。上述国内外研究者总结概括的“古今一致原则”、“均变性原则”都非常正确,但同时这两种原则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前者可以改为“古今未来一致原则”,后者可以改为“古今未来均变性原则”,后者的具体表述可作如下补充:研究现在就是研究过去,反过来研究过去就是研究现在;研究过去现在就是研究未来,反过来研究未来就是研究过去现在。我们这么补充增加,并不是把汉语词汇的过去、现在、未来简单机械地等同起来,而是强调汉语词汇古今未来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相同和不变,强调汉语词汇发展中同样包含着“历史惊人地相似”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哲理。同时,这么补充增加,也不是简单地在文字上增加一个“未来”而已。着眼于事物未来发展的预测科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如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外广泛运用于经济、贸易、管理、工程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中国科学研究院有专门的预测科学研究所。上世纪90年代就有汉语研究者呼吁建立“语言预测学”[19],至今仅个别学者赞同回应,并认为这是语言研究新的增长点[20]101。语言预测中的主要部分是词汇预测,在汉语词汇历时共时、本体应用各个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在对新词语流行词语的现状描写分析已相当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开展着眼于词语(尤其是新词语)未来发展的“词汇预测”研究,既可以拓展新的词汇研究空间,又可以促进已有词汇研究深入,值得一试。而“古今未来一致原则”、“古今未来均变性原则”正是开展“词汇预测”“语言预测”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④。

注释:

①文中“太阳”、“月亮”、“星星”的异称别名,主要来自宋立民主编《中华别称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梅家驹等主编《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全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以及互联网文献。

②普通话通称在构词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么说,第一,绝不意味着看轻或者否定普通话通称之外的文学异称、方言异称、华语社区异称等在构词方面的作为表现;第二,绝不意味着说普通话中的每个通称在构词方面都比其它异称好。普通话通称在构词方面的一定优势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整体优势。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拟另文讨论。

③英语词源、俄语词源分别来自: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moon(引用日期:2013-03-19),http://school-collection.edu.ru/catalog/rubr/8f5d7210-86a6-11da-a72b-0800200c9a66/15734/(引用日期:2013-03-19),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卢兰平同学、俄语专业张广朴同学、李楠同学查找并翻译,谨致谢忱。

④北京师范大学刁晏斌教授逐字逐句审阅全文,就文章的结构、观点、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一一修改指正。四川师范大学钟华教授认真帮助推敲文章的标题,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文中不当之处,全系作者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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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帝内经素问[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1987.

[8]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广西民族语言方音词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9]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0]谢永芳.“月亮”的词素序——兼论A—AB式双音化对词素序的制约[C]//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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