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梅兰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缺陷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重要内涵之一。其主张是人民群众是社稷之根本，统治阶级要以人民群众作为施政的基础和标准。“民本”一词肇始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的记载，其意为民众为邦国之根本，根本巩固，国家才能安宁，即只有安民、富民，人民才会拥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国家政权才能稳固。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在争夺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各诸侯国的君主逐步认识到:民心背向关乎其事业的成败乃至统治地位的安危。民本思想从理论认识到具体政策上，都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体现。《管子·牧民》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建立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学说，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主张实行保民、惠民、富民的政策。孟子继承并系统发挥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王道仁政、民贵君轻的民本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荀子不仅指出君与民之间是舟与水的关系，而且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政》)这隐寓了民为主、君为仆的思想因子。

在统一六国之后，由于没能实行统治方式的及时转变，大秦政权因严刑峻法而迅速土崩瓦解。这一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了民心向背对于巩固君主统治的极端重要性。鉴于此，汉初的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贾谊深刻反思了亡秦的教训，在《新书·大政上》中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在此基础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酷法，在治国实践中贯彻并丰富和发展了民本思想。

鉴于隋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唐太宗接受了荀子的“载覆论”，认识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2］，采取了一系列养民、安民、保民、恤民的治国方略。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的崭新观点，把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两宋时期的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使之哲理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实行仁政王道的必然性。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反复引用并阐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

明末清初，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民本思想具有了某些反对封建专制和朴素民主的色彩。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擅天下之利为己有的做法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3］;王夫之主张“循天下之公”［4］;顾炎武则矛头直指“私天下”的君子专制，主张民众利益应置于君臣私利之上。

总之，经过封建社会历代明君贤臣和儒学思想家的不断阐述和诠释，传统民本思想逐步发展为一种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并演化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对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政治形态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缺陷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伦理学说之一，传统民本思想对于限制君权和维护民众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所孕育和包含的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辉。但是，我们不能夸大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传统民本思想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1.传统民本思想工具本位的价值取向。从历史观角度看，传统民本思想是建立在英雄史观基础上的，它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作为其终极价值。相反，传统民本思想立足于统治阶级利益，以实现君主统治地位的稳固为归宿，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只是其维护君主统治的有效手段。由于把民众首先看成是巩固君王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传统民本思想所宣扬的“养民、惠民、保民、利民”的主张及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减轻赋役的措施，所保障的只是民众“有口饭吃”的最低生活需要，而不是主张全方位地尊重民众的应得福祉。传统民本思想更不可能是一种论证民众政治权利、承认民众拥有民主权利的学说，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在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中，“民”永远只是“受治之客体”，绝不可能成为“能治之主体”而执行政权［5］。不论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得其民，斯得天下”的思想;还是荀子的君民关系是舟水关系的观点，历代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阐述都没有跳出维护君主专制的窠臼。明代黄宗羲的民本观达到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但它始终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至于历代明君贤臣所宣扬的爱民重民主张和各种安民、利民的政策，更是直接服务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总之，传统民本思想离人民主权思想还很远，更推导不出“人民是国家主体”的结论。

2.传统民本思想道德本位的实现途径。在实现途径上，传统民本思想是“道德本位”而非“制度本位”［5］。传统民本思想只是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并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转化为现实的体制模式。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中，某些特定时期的“软化”统治仅仅是依赖于少有的明君贤臣的偶然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圣人崇拜的典型特征，体现在民本思想上就是对明君贤臣的信仰和追求，人们幻想依靠明君贤臣们加强道德修养和自我节制，自觉地践履民本主张。这种“圣君崇拜”的思维模式，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要求君主加强道德修养并赋予君主一定的道德责任，希望君主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然而，由于过分倚重道德教化和君主个人的道德自觉，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传统民本思想对封建君主们最多起到的是一种心理威慑作用，对于不能自觉自制的君主，其实际约束效力就难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深厚的民本思想始终未能实现向实践和体制的迈进。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和家族本位制构成了从民本思想向民本体制转化的现实制度障碍。”［6］可见，传统民本思想由于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和实际的操作规则，难以形成对封建统治者规范化、制度化的硬约束。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提升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古代先哲们提出的民本思想难以摆脱其内在的缺陷，没能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武器对其加以改造和提升来完成的。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内容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唯物史观理论有许多重要原理，但有两个最重要的原理即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原理和群众史观原理。”［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群众史观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首先，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而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9］其次，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离不开人民群众提供的物质前提，其创作源泉也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离开了人民群众提供的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还通过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摧毁不合理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扫清障碍。

第二，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的成就者，决定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人是出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这就决定了: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社会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其他人的作用。少数英雄人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普通个人要大得多，但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作用，也就不可能有英雄人物的社会作用。这是因为，首先，英雄人物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即群众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其次，只有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与社会发展要求一致，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一致，他们才能真正成为英雄人物。否则，英雄人物不仅成不了英雄人物，甚至会成为逆时代潮流、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人物。

第三，普通个人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所说的群众既指群众的群体，也指群众的个体，即普通个人。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普通个人。正是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普通个人社会作用的合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只有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才能真正把普通个人看成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体，才能切实尊重、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和价值，充分发挥每个普通个人的社会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普通个人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与提升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既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更提升了传统民本思想，使其实现了从“英雄创造历史”到“人民创造历史”、从“民贵君轻”到“人民民主”，从“为政以德”到“依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相结合”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变。

1.超越与提升英雄史观，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虽然把“民”看做治国安邦之“本”，并采取各种仁政措施巩固这个“根本”。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只是视“民本”为服务于“君本”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民本主张的背后，支配着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始终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在封建统治皆‘官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所描绘的是一幅明君贤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的图景”［10］，如孟子的“圣人，百世之师也”［11］的主张，荀子的“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12］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创立了群众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和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主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要依靠自己的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自身真正的解放和当家作主。可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的创立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就是揭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并自觉为成为社会主人而奋斗。

2.超越与提升“民贵君轻”思想，奠定了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民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英雄史观影响下，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不可能产生人民民主的思想。少数明君贤相、英雄豪杰虽然承认“民贵君轻”的主张，但这一说法是从维护“君之尊”的视角来肯定“民之贵”的。因为“君之尊”最终依赖于民和社稷的存亡。因此，传统民本思想只能造就替民请命、为民做主的少数贤臣明将，而不能产生“人民当家做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遑论民主的政治制度保证。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超越与提升了“民贵君轻”思想，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基础上，产生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不同于受封建重民思想和清官情结影响的“为民作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与人民利益相适宜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坚决改掉”［13］。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们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主张，以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民本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巨大超越和发展。

3.超越与提升“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致力于依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的统一。传统民本思想强调“为政以德”，主张实施仁政，它要求统治者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我约束，试图通过统治者的道德自觉来实现民本主张。传统民本思想“几乎从未从与君本、家族本位相区别、相对立的社会体制的角度去思考民本及其体制构建，从而导致了民本思想的体制的虚无。”［6］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领导权力的来源和本质特征，指出领导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领导对被领导者行使权力要受被领导者的制约和监督。对领导权力的监督除了要靠德治教化，以德治官，更需要具有普遍效力的民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其保障。以德治官，就是强调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使之廉洁自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以德治官侧重于伦理建设和作风建设，只是一种软约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以人为本，更需加强依法治官。只有依靠健全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硬约束，才能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切实尊重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权利，真正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1］李 民，王 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3.

［2］吴 兢.贞观政要［M］.济南:齐鲁书社，2010:1.

［3］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44.

［4］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1:949.

［5］王子坤，杨兴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缺陷与现代超越［J］.理论导刊，2011(5).

［6］曾凡跃.传统民本观的人文价值及其缺陷［J］.河北学刊，2003(4).

［7］郝贵生，李俊赴.论群众史观的理论地位及其基本内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10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15.

［10］尹业香.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11］焦 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976.

［1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438.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