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对先商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确认先商文化诸类型的是邹衡先生，邹衡先生将先商文化分为三个类型，即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并对其文化内涵、年代、分布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①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82页。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鹿台岗类型②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和保北类型③沈勇:《保北地区夏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的划分。“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诸多学者针对先商历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认识。所有这些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先商文化的研究。

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先商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两个问题——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事件、先商文化南下略陈浅见，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杀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李学勤先生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一句，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在‘有易’下断读，成为‘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这是说王亥将自己驾车的驯牛寄存于有易和河伯两处，只有有易之君起了贪心，杀死王亥，夺取其牛。又一种是连读，就是说王亥以河伯所有的驯牛存放在有易。后一种读法在文理上似乎较胜，而且和后来河伯助上甲微伐有易相应。”④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翦伯赞:《中国史稿》第一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66－167页。

关于此事，王国维考证《楚辞·天问》也有记载，并认为有易的地望在今河北易水流域。①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86页。邹衡先生通过梳理文献认为滹沱河和漳水都曾被称为易水，并结合当时的考古资料如漳河一带为先商文化的集中分布区，滹沱河以北先商文化分布渐少，唐河以北则无先商文化遗址，认为先商时期有易的地望，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②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83－218页。武乙时卜辞说:“辛巳卜，贞王上甲即于河。(佚888)”丁山先生据此卜辞以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有其事。③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页。翦伯赞先生认为商之远祖冥既为夏水官，联系今本《竹书纪年》冥“治河”、“死于河”的记载，推断河伯即商之远祖冥。④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翦伯赞:《中国史稿》第一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66－167页。胡厚宣先生考证，即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廪辛时亥上的鸟字从又，又即手，从而证明了《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传说的真实性。同时又举出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安阳殷墟的一片武乙时的卜辞，“辛已卜，贞王上甲即宗于河。一 (H24:416)”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该辞仅比佚888辞多一“宗”字。由此再可证河、王亥、上甲微同时受祭，说明河确为商之先公。⑥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笔者认为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灭有易应确有其事，但河伯绝非商远祖冥或商先公。其一，河、王亥、上甲微即使同时受祭，也不能说明河为商之先公。伊尹与成汤就有同时受祭的记录，《殷虚书契后编》22页的两条材料，“癸酉卜，贞，大乙、伊其□”;“癸己卜，又□伐于伊、其□大乙肜”。大乙即天乙成汤，伊为伊尹。两人并列或并受祭祀。⑦江林昌:《〈商颂〉所见伊尹、商汤并祭与“禅让制”遗风及先商社会性质》，《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又《粹》151，“贞，其卯羌，伊 □，王其用羌于大乙，卯 牛，王受又”，于省吾先生认为这也是伊尹配祀成汤之贞。⑧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6页。因为伊尹在辅佐成汤建立商王朝及辅政外丙、仲壬、太甲等方面建立了极大的功绩，得以和成汤同祭，而伊尹并非商先王;其二，在商先公冥时期的商族势力并不强大，同时离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相去较远，因此他决不会得到夏王朝“伯”一级爵位的封赏。只是到了先商文化末期的商汤之时，商族势力强大，臣服于夏王朝且迁居二里头夏文化分布区的今郑州市区一带，才得以任夏之方伯。是故河伯决非商先公，而是与此一时期的先商部族保持有良好关系并分封于黄河流域今河南一带势力较为强大的一个诸侯国。河伯，《水经·洛水注》引《竹书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说明河伯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冯夷当是河伯之族的首领。河伯与洛伯并列而书，而且两族相斗，可证河伯的封国当距洛水不远，《左传·定公六年》郑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有学者认为郑所征伐的六邑多在洛邑附近，其中如冯，乃《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之冯邑。⑨庄春波:《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与年代学和考古学解释》，《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楚辞·天问》曰:“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滨?”则河伯之地当在今河南离洛水入黄河处不太远的郑洛一带。

今本《竹书纪年》有“商侯迁于殷”的记载。迁殷的商侯，《路史》认为是上甲微。⑩罗泌:《路史·国名纪卷》邺条。殷在什么地方?《帝王世纪》、《世本》等书认为在邺县西南的上司马。但有学者认为，殷既然又称衣，衣与易同音，当然易也可以称殷。上甲微在河伯的帮助下伐灭有易氏，占领了有易氏的领土，并把商族的一大部分人迁到易地，迁殷即迁易。⑪唐云明、罗平:《泜石与有易氏地望及相关问题初探》，《文物春秋》，2003年第1期。其说可从，但笔者认为此易水非漳河，而是北易水即今河北的易水流域。原因有二:其一，上甲微之前的先商文化分布范围仅限于漳河型的分布范围，此时的商族主要居于北起滹沱河，南至淇河之间沿太行山东麓一线。有易部落不可能也居于南易水即漳河一带;其二，在今保北地区发现有略晚于漳河型的先商文化保北型的分布，时代、地点均与上甲微灭有易部落之事可资对应。而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时期有易的地望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显然是受当时考古资料的限制。

漳河型是目前确认的先商文化的最早类型。以下七垣④层为代表的第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早阶段。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293页;张翠莲:《太行山东麓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浅析》，《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 (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85页。关于先商文化保北型的初始年代，有研究者将其定为与下七垣④层年代同，②沈勇:《保北地区夏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张翠莲:《太行山东麓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浅析》，《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 (一)》，第175－18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但笔者认为有可商之处。从下岳各庄遗址的报告看，下岳各庄第一期遗存以T4的H9、H5、H4和T5的3、4层、H20为代表，综合来看，似以H4和H23为最早。③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但研究者对H4和H23哪一个单位代表了该遗址的最早遗存看法却不统一。沈勇先生所分第一组之巩固庄资料未见发表，他认为H23早于H4，为第二组，其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阶段。④沈勇:《保北地区夏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同样认为H23早于H4的李维明先生则将下岳各庄以H23为代表的一期遗存定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早阶段。⑤李维明:《关于先商文化诸类型的相应年代》，《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而持H4早于H23的张翠莲女士则认为下岳各庄第一期年代同于下七垣④层者，⑥张翠莲:《太行山东麓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浅析》，《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 (一)》，第175－185页。笔者认为不确。她认为属第一期的哑叭庄T94③:1、T47②A:1高领鼓腹鬲与太谷白燕H98:176、H158:10相似，而白燕H98、H158和下七垣④层的年代约与二里头二期相当。查太谷白燕资料，H98、H158均属白燕四期一段遗存，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当。⑦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则先商文化保北型其初始年代应晚于下七垣④层，其相对年代约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或二、三期之交相当。有学者认为保北型应称为“下岳各庄”文化，是有易氏创造的。⑧张翠莲:《太行山东麓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浅析》，《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 (一)》，第175－185页。也有学者从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论证了保北型与漳河型属同一文化系统的事实。⑨沈勇:《保北地区夏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现今的考古发现证明先商文化的分布北可抵拒马河。果如此，先商文化保北型应是上甲微之时假师于河伯以灭有易后漳河型的一支迁于保北地区形成的先商文化的一个新的类型。则保北型应是先商文化继漳河型诞生后，以豫北—冀南地区为根据地，最先向北发展，至拒马河—涞水一线的先商文化。⑩李维明:《先商文化渊源与播化》，《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先商文化自上甲微灭有易并迁居有易之地后，发展的空间得以极大扩展，实力大增，国力日渐强盛，并很快向漳河以南地区扩展，形成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型的初始年代从李固、潞王坟、琉璃阁遗址的陶鬲来看，均接近漳河型二期鬲，其时代大体与漳河二、三期相当，⑪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80－293页。约略同二里头文化三期相当。因此，上甲微时期是先商文化的一个转折时期，《史记·殷本纪》索引引皇甫谧说，“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因为他的这一功绩，上甲微受到后世子孙的隆重祭祀。《国语·鲁语》云，“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于省吾先生说:“甲骨文先王称甲者六人，甲字均作“十”，唯独先公中上甲作“⊕”，乃居上为首之义……甲骨文中先公先王大会祭均自上甲开始。”⑫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9页。如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安阳殷墟的一片武乙时的卜辞即有此类卜辞，“丙辰贞，其酉彡大御，自上甲其告于父丁。”“［缺］贞，［缺］大御，自上甲告于祖乙，在父丁宗卜。”“［缺］，酉彡大御，自上甲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H103:18+20)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反过来，上甲微受到如此隆重的追谥与祭祀，也充分说明上甲微在先商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先商文化南下

商族南下，可能在帝孔甲之时，今本《竹书纪年》曰: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与帝孔甲生活时代相同的商先公应为报丁。先商文化在黄河以南的分布，主要有鹿台岗类型和南关外类型。鹿台岗型初始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下限可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②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而南关外型最初是由邹衡先生认定的。③邹衡:《试论夏文化》，第95－182页。依邹先生的观点，郑州南关外中下层、二里岗下层的C1H9、C1H10、C1H12、C1H14、C9H118等单位均属此组。邹先生认为南关外型是先商文化最晚的一个类型，是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直接先驱，故南关外型的年代应约略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商族南下以前，先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并存在原始农业的经济形态，到农业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区，是太行山东麓山前洪积扇和存在着由众多大小湖泊组成的湖泊带。肥沃的土壤和众多湖泊沼泽为商先民的游牧经济和采集、渔猎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所谓商先公时期的屡次迁徙，当是先商时期以游牧生活为主的真实写照。但该阶段也存在原始农业。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文化漳河类型“农业已有一定程度地发展，大批的磨光石铲和小型石镰的出现，表明它的农业比河北龙山文化已有很大的进步。”④邹衡:《试论夏文化》，第174页。略后，先商文化北上保北地区，南下豫北地区，与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相邻，受两文化发达的农业经济影响，先商文化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下七垣第三层所代表的此一阶段，出现了居住址、陶窑等与定居生活有关的遗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石器如铲、斧、镰、刀、锛、凿等大量增加，骨器数量明显减少。⑤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另在先商文化漳河型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2期。邢台葛家庄遗址⑦任亚珊等:《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 (一)》，第7－25页。中发现的情况基本与此相同。有学者指出，商族此时的农业经济发展并不纯粹，也不完善，只是出于一种较为低级的初始阶段。大量证据表明，商族此时的经济结构中，仍保留有渔猎游牧和畜牧业生产的大量因素和较重的成分，商族实处于一种半畜牧、半农业的复合经济状态之中。⑧朱彦民:《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我们从考古发现实际分析，此时的商族农业较早期相比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商族南下后，在豫东杞县一带与夏、夷两族交错而居，狭小的生存空间加上夏、夷两族先进的定居农业经济的影响，客观上推动了先商文化定居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先商文化鹿台岗遗址，发现有居住址。石器有斧、镰、铲、刀，骨器有锥、凿、匕，蚌器有镰、镞，还有卜骨。石器多而骨器少，石器当与农业生产有关。孢粉分析显示，孢粉含量很高，而且草本植物花粉量占孢粉含量的65.1%。⑨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88－114页。从另一侧面可证此一时期先商文化农业发达。《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知道，汤时期的商先民不仅会耕种，“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而且生活习性也完全同于同时期的中原夏民，食“黍稻”。说明先商文化晚期的商先民已过着与中原夏民一样的定居农业生活。《尚书·汤誓》:“今尔有众，女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史记·殷本纪》也有此誓，其下引孔安国曰:“夺民农功，而为割剥之政。”也即商汤为了灭掉夏王朝，让商众舍弃收割庄稼的活而跟随他去灭夏。有学者解释这句话是商汤在进行伐夏总动员誓师之时，针对有些族众战士有不顾农忙而征调他们去讨伐夏桀存在怨言，而进行的解释。按说大敌当前，国事为重，而这些族众战士所担心的只是害怕荒废了他们家中的“穑事”而不言其他，只能说明在此时商族民众是以农业为生的，因此才表现出对农业稼穑之事的重视和在意。①朱彦民:《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需要补充的是，此时的商族不像已经建国后的商王朝有一支稳定的国家暴力机器——军队，先商文化的商族当是亦农亦兵的兵役制度，即平时为农耕种，战时为兵打仗，所以才有汤誓中士兵的抱怨。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下层发现有石、骨、蚌器，多为生产工具，如石铲、石镰、骨铲、蚌镰及陶纺轮等。②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在南关外虽然没有发现居住址，但在该一时期商汤已建立了初期的亳都遗存，主要建有夯土基址VII、IX、XII、宫城城墙W22等。③徐昭峰:《试论郑州商城的建造过程及其性质》，《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完全是一个从事农业定居生活的方国。

从如上先商文化的分布及发展，基本可勾勒出先商时期商族的迁徙路线。目前所知的先商最早的文化当为漳河型，它的分布区域主要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沿太行山东麓一线。随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支北进创造了先商文化保北型，南下创造了先商文化辉卫型。其后，漳河型的主体沿长垣渡黄河南下，④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等:《河南长垣宜丘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到达了今涡河上游惠济河流域。在这里，商族与东夷族、二里头文化豫东地区的先民们相邻而居，吸收该区域先进的文化并逐渐壮大，同时与岳石文化的东夷族关系更为密切，为其后的汤联合东夷西向灭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商汤即位后，徙居郑州，创造了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并以此为根据地，东联东夷，先灭葛，再伐韦、顾，最后灭掉昆吾和夏桀。⑤徐昭峰:《从“汤始居亳”说到汤都郑亳》，《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

先商文化渡黄河南下豫东可以说是商族继上甲微之后的又一个大的转折。先商文化南渡黄河当与气候的变迁有关。有学者对近5000年来我国中原地区的年降水量进行估算，发现距今4000－3800年期间为大旱期，这种干旱一直持续到距今3600年方才结束。⑥王邨等:《近五千余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年降水量方面的变迁》，《中国科学》(B辑)，1987年第1期。大旱往往与大涝相伴。有学者根据古河道砂体以及埋藏在该砂体中的草炭、木炭、漂木及其上面的泥炭层、古遗址的材料，认为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华北平原有过洪水期。⑦吴忱:《古河道与古水文——兼谈海河平原古洪水》，吴忱等:《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殷春敏等:《全新世华北平原古洪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2期。还有学者对滹沱河岗南——黄壁庄段古洪水进行调查后，发现距今3500年前后有过一次大的洪水，洪峰流量达25 500m3/S，⑧詹道江等:《岗南、黄壁庄水库古洪水研究报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年第2期。正与前者的认识相印证。不仅如此，在距今4000－3500年，全球性气温突然下降，当时年平均气温下降幅度可能达3度以上。⑨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中的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3年第4期。故有学者总结:商人之所以南下，与狭长的太行山走廊的地理态势和气候的干冷化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促成商人南下的诸项要素中，自然环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商人被迫南迁，而接触到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夏文化，从而刺激了商人本身民族文化的发展。⑩张渭莲:《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这一时期先商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本族生存压力和夏夷两族先进文化的刺激下，极力吸收夏夷两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商族完全蜕变成一个农耕民族。同时，商族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等诸方面，先商文化的发展水平基本赶上了夏夷两族的发展水平，这为商族最后夺取夏王朝的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商汤伐夏，邹先生认为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伊洛地区，进而灭夏;①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孙飞先生认为是从豫东商丘进入伊洛地区，进而灭夏的;②孙飞:《论南亳与北亳》，《文物》，1980年第8期。宋豫秦先生认为先商文化是沿“地介鲁西南岳石文化和豫北淇河—黄河之间的辉卫文化交界地带的濮阳—浚县—滑县—长垣—杞县这一通道”南下豫东，继入郑州，并最终取代了二里头文化;③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杨贵金先生认为商人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至辉县、新乡一带后，其主力折而西行，在沁东建据点后，进而渡沁水西进灭夏之二里头文化沁西型，越黄河孟津渡口南下，挺进伊洛平原灭夏。④杨贵金:《浅谈商人灭夏的路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4页。

笔者认为，上述诸论，有的是将先商文化的迁徙当作了商族有意识、有计划灭夏的进军路线，不妥。结合文献，我们知道，商灭夏的战争发生在夏末。依《竹书纪年》，商人从开始灭夏到最终胜利，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因此笔者认为，先商文化诸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是商族的迁徙过程，而非灭夏的过程，其迁徙过程笔者赞同宋豫秦先生的观点。其灭夏路线如上所述是商汤居于郑州后，先灭葛，再灭韦、顾，最后是昆吾和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