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云梓

(绍兴文理学院 法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后，开始了盛世才主新时期。他打出“反帝”“亲苏”旗号，以巩固和扩大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自1935年始，苏联应盛世才要求，派出俞秀松等二十多名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协助盛世才完善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盛世才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发、陈谭秋、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应邀到新疆工作。中共党员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积累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一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有汉、维吾尔、回、满、哈萨克、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蒙古等十四个民族，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经济、生活等各不相同，民族问题极为复杂。“(1)民族的复杂性——各民族相互间的历史关系，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文字语言。(2)由于上述原因及过去杨、金之黑暗统治，造成文化的落后性。(3)由于封建关系及宗教关系而造成经济的落后。(4)政府政策是新的，可是政府内部不可免有某些旧的成份，因此不能当作延安一样看待。”[1]26民族问题乃是世界各国最为严重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由多民族组成。国家民族成份复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在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分成统治压迫民族与被统治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也是民族复杂的国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尤为复杂。新疆民族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他们在新疆所施用的这种殖民地式的民族政策，就是汉族独尊的大民族主义，对于其他民族则一味轻视、欺骗、压迫、剥削、屠杀，在政治方面完全不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完全不给人民以自由；在经济方面则完全以封建式剥削各族人民的民脂民膏，强占肥腴的土地，吮吸人血的高利贷；在文化方面则完全想用同化政策消灭其他民族的文化，采用愚民政策锢禁人民的知识；同时挑拔离间，不仅使各族之间的界限分离得非常厉害，互相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仇视，而且在汉族同胞之中，亦造成同样的情形。”[2]278这种民族政策造成新疆政治黑暗，经济停滞和衰落，文化落后与退化，加剧民族仇恨，酿成民族间的大屠杀。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民族问题依然异常严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告诫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切实研究和解决新疆复杂的民族问题，以此作为将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新疆问题乃是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新疆民族问题，乃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新疆的民族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解决，那末什么问题都是谈不到的，甚至连自己的生命、财产、牲畜、牛马羊群都没有安全的保证。”[2]276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成为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枢纽。由俞秀松执笔撰写的《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章程》，确立反帝会的宗旨为各族各界人民自动的群众政治组织，领导全疆各族人民各界民众切实执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反帝会的第一条任务，乃是“保障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沟通各民族间之隔阂。”[2]252新疆各民族平等乃是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俞秀松将其基本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凡是在新疆的各民族，大家一律平等，没有统治的民族，也没有被压迫的民族。第二，凡是在四月革命以前的统治民族，如汉族的特权，一律取消，同时以后也不允许其他任何民族统治和压迫其他任何另一民族，使各族同胞大家得到平等的待遇。第三，凡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各民族都得到同样能够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第四，认为凡是现在有些民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像帝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那种荒谬绝伦的种族理论所说的一样，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过去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所形成的。因此，凡是先进的民族，必须站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对于这些文化经济更落后的民族必须给以弟兄关系的援助，把更落后的民族提高到比较先进的民族的水平线上，继续向前发展。”[2]280陈谭秋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挽救新疆危机，尤其是民族危机，也提出包括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五项建议：“(一)立即停止逮捕，并将扣留的各族代表立即遣回。(二)重新改组审判委员会，彻底清查和清算所谓阴谋暴动案件，揭露肃反机关反动阴谋。(三)彻底改造公安管理处及其整个系统结构，并改变工作方式。(四)彻底执行民平政策，实际改善农牧民生活。(五)切实培养和提拔各族干部，开展六大政策、民众运动，建立群众基础。”[1]42民族平等政策符合新疆各族民众的需要，代表了新疆四百万民族的利益，也符合新疆的实际。

正确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大汉族主义乃是统治民族妄自尊大、轻视和仇视其他一切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是以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加在各民族身上，而各民族用暴力手段屠杀汉族的事也发生过多次，至今民族间仇恨并未完全消除。”[1]38地方民族主义也是被压迫民族仇视和排斥其他一切民族的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往往以同乡观念或地域观念作为外在表现，这是落后民族中最为落后的一种观念。汉族同胞有极深的同乡观念，维族同胞也有很深的地域观念，蒙族同胞也有极深的部落界限，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同时，必须揭破一切帝国主义分裂世界各弱小民族的阴谋诡计。帝国主义乃是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的共同敌人，将弱小民族视作天生的“下等民族”“下等贱人”，理所当然应受到“高等民族”“高等贵人”所统治、压迫、侵略和屠杀。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惯用技俩乃是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煽动各民族间的仇恨，造谣生事、从中取利、收买利诱、以敌制敌、花言巧语、欺骗愚弄、阴谋干涉，以至于公开侵占。英日帝国主义者，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旗号，提出所谓“民族独立”口号，在新疆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将新疆分裂出去。英国为实现“大西藏国”的侵略计划，屡次策划南疆独立；日本也企图在西北包括新疆在内建立所谓的“回教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曾经企图组织什么‘东耳其斯坦共和国’，如从前喀什的萨比脱大毛拉；什么‘大回国’，如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昔斜特阿小都开勒姆等。”[2]289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一小撮蒙古败类，制造分裂国家的阴谋。新疆十四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兄弟，共同的敌人乃是压迫和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各民族唯有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执行民族平等政策，无情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才能将整个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决出来，才能争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

二

新疆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中共党人推动盛世才任用行政人员注重民族成份，提拔民族干部，各族人民在享受同等权利的原则下，共同参与政治生活。“上自省政府的副主席、省府委员、正副厅长、正副行政长、正副县长、正副科长、正副局长，以至于各种机关里的各种工作人员，各族的人都是有的。”然而，“新疆号称十四个民族，当然绝对不能有十四个督办，十四个主席、副主席，这是显而易明的道理。”[1]280新疆地方政府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既强调民族成份，也注重任人唯贤，人尽其才。

新疆农牧区普遍实行农官乡约制，蒙古、哈萨克族中还有千户长、百户长等旧制。毛泽民出任新疆财政厅长后，主持修订并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了农村由地主、巴依、宗教上层分子把持的“农官乡约”，实行区村民主政治，统一新疆全省县以下的行政制度。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村；区村的行政机制为区村公所；区设正副区长，村设村长；由农牧民直接选举名望素孚、办事公正者5-10人为村代表，由村代表中互选1人为村长，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区长。《新疆日报》发表《关于区村长改造》的社论，要求区村长必须是能够把十四个民族四百万同胞紧密团结在新疆地方政府周围，坚决为“六大政策”前途胜利而斗争，有工作能力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素孚众望、办事公正、忠实于大众利益；能作民众表率，站在为大众谋利益的立场执行政策，最优秀的民族干部。为了培养和提拔各族农民干部，毛泽民积极组织和举办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文教干部训练班和区长、村长训练班，并亲自为训练班编写《区村长须知讲义》，作为各训练班教村，还亲临训练班讲授。迄1942年底，新疆已有50多个县(设冶局)实行区村制，选举区村长，迈出了基层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新疆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一批出类拔萃的民族干部脱颖而出。

新疆因历史原因仍保留封建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仍保存各族王公、贝勒、贝子、活佛、喇嘛、头目。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新疆，确保新疆作为抗日大后方，保障王公、贝勒、贝子、活佛、喇嘛、头目等的权利和地位。“第一，为了打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说新政府要取消各族的王公、贝勒、贝子、活佛、阿訇、喇嘛、头目的权利和地位的那种谣言和阴谋，使他们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的当，以巩固我们各族各界的团结。第二，各族王公、贝勒、贝子、领队、总管、活佛、阿訇、喇嘛、头目等，都是各族人民中最有声望、最有信仰的领导者。特别提出这个口号，是为着重视他们，是为着加重他们的责任，使他们向各族自己的人民宣传政府的六大政策，来拥护自己的政府，来执行政府的六大政策。第三，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份，我们十四个民族四百万同胞，和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共同敌人，就是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打倒这个共同敌人，决不是一族一界的力量所能胜任的，而是要团结各族各界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2]285凡是拥护新疆地方政府，忠诚执行“六大政策”，同情“六大政策”，至少不反对新疆地方政府和“六大政策”，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王公、贝勒、贝子、领队、总管、活佛、阿訇、喇嘛、头目，其权利和地位绝对得到保障。

经济生活乃是人民一切生活的物质基础，若不发展并改善落后民族的经济地位，难于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原则。其民族政策也是虚伪的，民族问题也得不到真正解决。中共党人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首先就要消灭殖民地式的剥削形式，铲除凡是足以阻碍各族经济生活的各种障碍，使各族人民都有同等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同时并特别帮助更落后民族的经济生活向前发展。”[2]281中共党人整顿新疆税收，合理各族人民负担。新疆税收弊病很多，令人深恶痛绝的乃是包税制。盛世才虽然予以废除，但仍保留了税务人员的提成办法。为了彻底整顿新疆税收，毛泽民决定统一由财政厅派遣各税局局长，一大批中共党员安排到各地税局工作。牧税乃是主要税收之一，新疆草场广大，牧民的冬窝夏窝位于山谷之间，道路崎岖，往返艰难，偷漏牧税现象极为严重。为了整顿牧税征管，增加牧税收入，毛泽民改订了四条查征办法：“1．组织牧税委员会，由地方有关机关各派委员共同办理。2．聘请区村长头目，为帮征人员，并负责帮同考查。3．由本厅临时派员，帮同办理。4．于征收牧税之前，先做一广泛宣传。并使养有牲畜者，将所牧养之牲畜数目，即行报明。如有隐匿者，立法则以随其后。”[3]271牲畜不分大小，一律征收3%的税率，不尽合理。毛泽民下令将牲畜分为大小畜收税，大畜征收3%，小畜征收5%。历年牧税收入均有增加，1942年达到3200余万元。毛泽民一方面积极开辟税源，组织收入，以期涓滴归化；另一方面，在保证正常税收情况下，也减免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减轻了各族人民负担。

毛泽民改组省银行，成立商业银行，增加农牧业放款，发展新疆经济。毛泽民告诫：“要将新疆落后的农牧工商经济，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必须积极进行生产建设，广泛开展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现象，整理与统一财政工作，使财政收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来扩大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3]152新疆乃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恢复遭受战乱破坏的农牧业经济，商业银行大量放款支持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农牧业放款占银行放款总额的10-15%。1939年至1942年，商业银行对农牧业放款逐年增加，1942年年底的放款余额为1939年的7.7倍。农牧业放款项目根据发展农牧业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并给予低息和免息的优待，促进了新疆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疆财政年年赤字，银行资金有限，毛泽民发行建设公债，募集资金，以发展新疆经济。中共党人在新疆各地领导各族人民发展工农业生产，林基路在库车县领导各族人民兴修水库、水渠和两座大桥，没收巴依霸占的草滩，部分解决了长期干旱问题，为发展地方农牧业创造了条件。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新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物价稳定，生产发展，各族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三

新疆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对新疆的社会进步以及民族发展极为不利，中共党人特别重视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或文字，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固然有发展和落后的差别，但并不是天生形成，而是由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受经济、政治环境影响所逐渐形成，各民族文化均有其历史价值，应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各族同胞完全可以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出版书报、设立学校，教育自己的子弟，提高自己的文化。”中共党人根据新疆乃多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制定了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就是要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2]282在第二次新疆教育行政会议上，孟一鸣厅长强调发展新疆民族教育要贯彻“十项要求”：第一，必须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第二，必须努力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第三，必须提高各族人民反帝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的民族意识；第四，必须使各族人民加深了解六大政策，诚心信仰六大政策，忠实执行六大政策；第五，必须使各族人民，尤其是反帝会员，衷心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六，必须使各族人民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第七，必须极力消灭各族人民狭獈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心理；第八，必须扩大民主思想；第九，必须普遍设立民众学校，以扫除各民族人民中的文盲；第十，必须使各族人民，尤其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与优秀青年，对世界大势、中国现状，新疆情形有相当之认识。为了加速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动员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兹、蒙古、回、汉、锡伯、索伦、满、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文化促进会捐出会产，大力举办小学。毛泽民代理财政厅长期间，十分重视发展新疆民族教育，增拨大量的教育经费，使新疆的民族教育有很大的发展。

新疆卫生事业落后，仅专区所在地才有医院，却破旧不堪，设备简陋，医务人员极少，药品奇缺，管理混乱；而各县乃至乡村则普遍缺医少药，卫生防疫更无从谈起，各族人民深受疾病折磨。毛泽民多次视察省医院和省药房，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症下药，改善了医院卫生制度，加强医疗卫生防疫，新建和扩建医院与诊所，积极培养医务人才，新疆的医院卫生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全疆设立了13所医院、4所药房、16个诊疗所、一所医药专门学校。”[1]249医疗以及医务工作人员发展到1000多人，比1940年增加1/3；1941年全省就诊人数达126.4万人次，比1940年增加40%。其中莎车、焉耆两地医院，奇台、鄯善、库车、温泉4县的诊疗所，喀什、阿勒泰两个县的药房，都是在毛泽民的提倡、关怀和指导下创建。喀什地区缺乏民族医药专业人才，毛泽民提议由喀什医院承办一个培训班，为各县培养医药专业人才。培训班不到一个月就结业，所培养的少数民族医药人员在发展新疆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自治区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和骨干。

新疆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有了很大成绩，“除年年在城市进行清洁大扫除外，给区、村训练班编印了卫生常识，号召全疆民众讲究卫生，并由友邦苏联聘来了卫生防疫各专门大夫，设立卫生检查处，经常检查公共场所。三年前消灭了绥来严重的鼠疫，本年又以十余万元之巨大代价，消灭着迪、伊两区的严重斑疹伤寒传染病。”1942年春，新疆西部各县流行斑疹伤寒，严重地威胁各族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毛泽民立即组织一支由副厅长带队的医疗队奔赴疫区，抢救病员，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疫情继续蔓延，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情带来的祸患。由于防治及时，很快制止了疫病蔓延。中共党人也关心各族妇女儿童的健康，“过去接生都用旧法，使产妇婴孩丧命难保。自从医院设置专门产科后，聘请的大夫是产科专家，其助手、看护都受过专家的训练，凡到医院去生小孩，那就毫无危险，若逢难产，医生也会用手术接生，至少可保全母亲的生命。”[1]251毛泽民要求各医院设立妇产科，大力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各医院出设有专门的小儿科诊断室，聘为小儿科大夫，若是病重儿童，还允许母亲在医院陪诊。中共党人发展了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了各族人民身体健康。

中共党人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各地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心里状态，民族复杂的新疆表现尤为明显。新疆有十四个民族，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共党人本着对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各民族固有风俗习惯。“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和少数民族同志团结合作，以诚相见，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各民族进步人士，动员他们和我们一道做民族工作，为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1]163中共党人谨言慎行，尊重新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绝不随意侮蔑、嘲笑和刺激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各族同胞完全可以遵守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不受其他民族的、强迫的、人工同化的政策。”[2]282宗教乃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越是落后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越是普遍，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新疆也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应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一，因为政府知道宗教是新疆各族人民几千年来的一种信仰、一种意识、一种文化，新政府是各族人民的政府，当然重视各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第二，因为在现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除了法西斯国家以某一宗教排斥别的宗教和限制人民信教以外，差不多所有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法律都是规定信教自由的原则。新政府既然是民主制的政权，提出信教自由的口号，实在是完全合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而且同时揭破了反革命分子说新政府反对宗教的无稽谣言。第三，因为新疆民族复杂，各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各有不同，如其不提出信教自由的口号，那么过去历史上宗教仇杀的惨剧在新疆有重演的危险。”因此，多民族聚居的新疆，保障信教自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各族相信各族的宗教，不受异样政治上的限制和干涉；第二，各族人民不得以宗教信仰的不同，互相诽谤、互相仇视；第三，各族同胞要发扬和光大各族的教义，来拥护新政府，来执行新政府的六大政策。”[2]285各少数民族均有宗教信仰自由，才能光大各族宗教，也才能保障新疆各族人民之间永久的和平和团结。

参考文献：

[1]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革命理财家毛泽民[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