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男权保护

2013-04-11苏全有崔海港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3年4期

苏全有崔海港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民国时期所产生的男权保护思想是当时女权保护思想风行下的一种另类声音，这种声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其中的一些主张极具超前意识和现代色彩。同时，男权保护在今天看来亦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然而，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的男权保护课题却缺乏关注，至今尚无一篇专文触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之为视点，搜罗、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汉族地区的男权保护

汉族地区处在女权运动的最前沿，男权保护思想相对也较突出，其中，1927年成立的的湖北省云梦县男子协会最具代表性。

1927年，湖北省成立云梦县男子协会，谋求男子解放。这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所颁布的《湖北云梦县男子协会简章》对男子协会的宗旨、资格、组织、义务、待遇、会员、口号等都有具体的规定。[1]

宗旨：本会以扶助被妇女压迫之男子，求自由平等为宗旨。资格：不分老幼，以有妻而被压迫之男子为合格。组织：以三个被妇女压迫之男子为一小组，三小组成一大组，三大组成一区男子协会，三个区男子协会成一县男子协会，每小组设主任一人，每大组设主任一人、秘书一人，每区男子协会设主任一人、秘书二人，每县男子协会设主任一人、秘书三人。义务：凡本会会员，应尽宣传之义务，以期打倒女子压迫，达到男女平权之目的。待遇：凡本会会员，概免会费，所有大会经费，以惩办压迫男子之妇女罚款项下提充。会员：凡入本会须得同志二人证明并介绍。会址：云梦县下北门宣传所旧址。其口号有五：(一)打倒压迫男子之妇女；(二)拥护受妇女压迫之男子；(三)取消房中女子对待男子一切不平等条约；(四)湖北省云梦县男子协会万岁；(五)世界男子解放万岁。[2]

1930年3月，上海农民教育馆及民众图书馆举行游艺会，不料晚间在明伦堂开映电影时，“会场中忽起打倒压迫男性、提高男权之呼声，异常高唱”。此事原因，“系农整会某君以该馆主任只设女宾座于明伦堂，任令男宾直立露天，且无座位，经一度交涉，不为设法，于是提高男权之声，一呼百应，全场顿形扰乱”，最终由该馆主任出而道歉，始各宁息。[3]

1930年10月，上海华光联欢社“鉴于年来女权之高涨，而男权反见减低之故，预备在此次集会日，表演男子之时装美(Man Show)而暗示与女子竞胜之意。闻此事以人选问题，颇不易着手，故日来该社办事人员之忙碌，更异乎寻常，但其结果必大有可观也。”[4]最终情况是“时装展览，女子国货时装表演计分四种：晨服、常服、茶舞服、晚服”，而“男子服装展览，计有二十种，实为空前盛举”。[5]显而易见，这次竟胜之举，男性占据上风。

正所谓“女子受男子之压迫，而有妇女解放之呼声，以求女子自由平等”，女子压迫男子，“是男子亦应求解放也”。[6]换句话说，当女权小于男权，夫权高于妻权时，女权运动者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而“现在女权高于一切，妻权胜于夫权”，男权保护思想与实践便应运而生，借以抵抗女权。[7]男权与女权应该是一种平衡而非失衡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男女平权。

总体而言，汉族地区的男权保护有一定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女权运动的主流地位相较，不可同日而语。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男权保护

少数民族地区男权保护思想与实践以西藏地区为最，西藏地区男权保护的突出表现是为成立男子独立同盟会，反抗女子压迫，并举行示威游行，而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藏中妇女待遇男子视若玩物，爱之则留、厌之则弃，一唯女性之马首自瞻，为夫者不敢有怨言。盖藏俗男子不能为妻子宠爱而致被弃者，即为于德有亏，且为一般社会所不齿，故妻子之有三四丈夫，其本夫亦不敢有怨，盖家庭中亦重女轻男也。”经营皮毛生意的藏族男性哈穆长期处在其妻子的压迫之下，在其到四川做生意时，“目睹川中男子身颇自由，匪特不受妇女指挥，且可娶妻蓄妾，相形之下未免见绌”。加之“今革命勃发，川中妇女要求解放、散发宣言，示威运动一倡百和，群皆赞成。哈睹此状，心乃大动”，遂“召集男性，开一秘密会议，莅会者人人心动，乃组织一男子独立同盟会，筹备示威运动，当场俱皆赞成”。[8]西藏男权保护由此发端。

1928年1月12日，全体会员五百余人结队上街游行，首列白布大旗一面，上书“西藏男子示威运动”字样，会员各执小旗，书有种种标语，如“打倒压迫男性的妇女”“男子经济独立”“打倒三男一妇的恶俗”“废除多夫制”等等。沿途高呼口号，并散发宣言、粘贴标语，声言非达目的不止。宣言列出妇女三大罪状：

一妇数夫，强加支配，轮流值勤，视同玩具，少不如意，便行驱逐，被逐之后，人皆弗齿，目为不驯，污辱男性，至于此极，其罪一也。男性供妇女之驱使，辛苦经营，辗转四方，以汗血易得之金钱供女性之挥霍，为妻子者不事生产而会坐享其成，犹复严加监视，不许男性自奉少奢，其受命而出失败而归者，又必不予原谅，弃如敝屐，事之不平等，莫过于斯，其罪二也。女性有再婚之自由，我辈则丧妻之后，不许复婚。其为未婚夫而抱鼓盆痛者，亦不许复配，故我男性，鳏夫成群，虽皆椎心私恨，亦敢怒而不敢言，最后办法则惟有剃度为僧而已。因是男性生趣剥蚀殆尽，其罪三也。[8]

同时，同盟会呼吁各禅院予以援助，因“藏中习俗喇嘛有无上权威，一经声援无不成功”，但是“诸喇嘛多不赞同，且恐发生暴动，暗中多方监视，并密告各家女性严加制止”。“无如男气激昂，莫可遏抑，且藏中男性与女性多至一倍有余，平时风气未开，甘心雌伏，至是势如川之决堤，难以防御，女性中有不谅斯旨者，横加干涉，会众大怒，攘臂而起，群以武力为后盾，而同盟会外之男性亦表同情，争往参加，到处演讲。”[8]至此，在这次较量中，男子独立同盟会占据优势。

结果是同盟会提出条件要求当道接受，其条件为：

(一)当道暨女绅须忍认本同盟会有代表全体男子之权；(二)每一女子只能有一丈夫，但丈夫死后亦得再婚；(三)女性无支配男子之权，男子所获钱财亦应归双方同等享用；(四)妻子死后，丈夫有再婚之自由；(五)男子有兄弟三人以上，非得本人同意不许强迫为僧；(六)夫妇如双方不愿继续合作，得自由离婚，离婚后亦得自由再婚；(七)无论丈夫妻子有淫乱行为者，对方得干涉之；(八)男子结婚同居时，其一方或双方所有之财产权应由双方共享之。

“当道见群势汹汹，只得出而和解，至十五日即派代表邀同女绅五人至同盟会作具体之答复。略加修改后，双方认为满意，始各欢然而散，从此藏中男性之自由平等诸权利俱获恢复矣”。[8]不难看出，西藏男子独立同盟会通过示威游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男权得到了伸张。

“然此系拉萨及其附近各地之现象，其余穷乡僻壤一时恐尚不能办到也”。[8]1946年，西藏爆发了更为广泛的以谋求男子解放为目的的示威游行。西藏男性在拉萨郊外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进行办法，“经决议密电前后藏各城市的被压迫男子，一致起来争取解放，游行示威，一面电请中央，请求提高男权”。同时还写许多“提高男权”之类的标语和小旗子，哪知到了游行示威这一天，有些地方被女子的强权压了下去，无法举行示威运动，有些地方还发生被殴辱的惨剧，这次示威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9]

民国时期苗族仍有一些地区存有母系遗风，女权高于男权，[10]男子解放亦成为一种呼声。另外，我国青海地区男多于女，“一个女子同时有几个丈夫，她每夜高兴和哪一个丈夫睡觉，就发出阃令随意吩咐，受令唯命是听，不敢或违，可以说是男权扫地”！邹韬奋就认为“到那个地方去，非提倡男权不可！”[11]

少数民族的男权保护，与其历史发展阶段有关。一方面的男权受制，另一方面是外部交流的促动，二者结合掀起了男权保护风潮。

三、男权保护思想产生的成因

民国时期的男权保护，其成因包含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就内部因素而言，民国时期女权高涨所带来的职业女性的崛起，使得社会上出现重女轻男、男权旁落的现象；就外部因素而言，西方男权保护思想的引入，一方面弥补了民国时期男权旁落所带来的失落感，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男权保护尝试的一种有益借鉴。

(一)重女轻男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女性逐渐由家庭走向社会，其所从事的职业使得女性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一些行业，女性表现得比男性还要出色和优秀，这就为社会上出现重女轻男、男权旁落的现象提供了绝佳的社会土壤。如在电影界，女明星的收入一般都比男明星来得多。[12]而且在数量上，男女明星也有很大的差别，“十分之八女子占了去，在这辈女明星，金钱来源是勿用愁得”，以致时人发出“养了女儿有如此如此的好处，当然何必重生男”的慨叹。[13]另一舞娘的职业，“舞娘一夜赚千金，痴了人间父母心”，“生子何如生女好，摇钱宝树实难寻”亦成为一些父母的心声。“舞女一夕之所得，有逾千金者”，“男人纵强，每日所得，终无逾此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矣”。[14]此外，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氏三姐妹均嫁给民国要人，宋庆龄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宋蔼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三姐妹风光无限，也为天下女性争了光。不免使天下做父母的想起长恨歌里“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诗句。[15]

重女轻男、男权旁落现象可以认为在民国时期汉族地区有一定存在，时人作了以“重女轻男”[16]和“女权高于男权”[17]为主题的漫画，即为明证。其实，早在1871年，不重生男重生女便被写入竹枝词：“烟花触目太迷离，烟里藏花事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儿生计胜男儿。”[18]上海爱国女校在庆祝建校二十九周时，甚至编写趣剧《提倡男权》，以此来映衬“女权日重，男权日轻”的社会现实。[19]

(二)西方因素

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上，男强女弱是一种定式，随着西方科学的引入，女强男弱的思想被引入，这也为男权保护思想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另外，西方男权保护思想乃至实践更为直接的对中国造成了影响，这其中尤以维也纳男权保障会和万国男权协会最为突出。

1913年，在巴海米阿国(澳洲)境内之白来克地出现一种宣称宗旨为“扩张男权，保护未娶者鳏夫及被离婚之男子等利益”的新日报。[20]

1928年，美国滑稽大王卓别林加入维也纳男权保障会，该会又称维也纳公正会，“为维也纳之一般处妻权压迫之下而备受蹂躏之男子所组织”。卓别林进入该会的原因则是卓氏自与其妻丽泰离婚后，“精神物质，俱感痛苦，于美人之屈服于妻权之下，尤深愤懑，闻维也纳有男权保障会之组织，极表同情，时以信件往返讨论”。维也纳男权保障会还召集特别大会，由会长高勃留宣称卓别林已加入该会，“并拟不日来维也纳演说美国男子受妻权压迫之痛苦。既复历述维也纳男子之痛苦，并以贫民院多数贫民系以供养妻孥以致倾产，而投身其间为引证云”。[21]

1929年，维也纳万国男权协会成立，目的则是保障男子权益，谋求男子解放。该会发起人及会长郝伯尔对于世界女子及其行为有极激烈之指摘，其中因由则是郝氏受女子婚骗数次，“其财产因此大受损失，故对于世界女子有为男子之世仇之语。谓此后富以毕生余力以抗拒女子之侵害男子，使女子归于其应归之地位，而于目前婚制主张大加改良”。[22]民国时期舆论界对西方男权保护的报导，促进了当时我国男权保护的发展。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男权保护还受到汉族地区的影响。

由上可见，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我国男权保护便应运而生。

以上笔者梳理了民国时期我国的男权保护思想与实践，包括进程及成因。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男权保护不是以牺牲女性权利为代价的，反之亦然，二者不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时论所道，“真正的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23]邹韬奋亦著文指出，“其实男权扫地不好，女权扫地也不好，最好是男女平权。讲到家庭组织，多夫不好，多妻也不好，最好是由真正恋爱而结合的一夫一妻。我们深信文明的进化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24]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男女平权依旧是社会关注所在及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政协云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云梦县委员会城关镇联络组编.云梦文史资料(第9辑)[Z].1993.168.

[2]洁芙.异想天开之男子协会[N].申报，1927-03-20(13).

[3]地方通信：南汇：开演电影提高男权[N].申报，1930-03-26(11).

[4]沈衡庄.预志华光国庆同乐会[N].申报，1930-10-03(13).

[5]今日之同乐茶舞会：名媛国货时装表演[N].申报，1930-10-10(20).

[6]阿庸.暮鼓晨钟：读书随笔：男解放[J].公教周刊，1930，(61).

[7]皮.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女权和法文[N].申报，1934-12-04(17).

[8]古月.自由谈：反抗女性压迫示威游行之趣闻：西藏男子被女性视为玩物，提出条件要求男子解放[N].申报，1928-02-15(16).

[9]白鸟.提高男权，游行示威：一妻多夫制度下，西藏男子备受压迫[J].新天地，1946，(4).

[10]霞飞.苗族的衣食住行[N].申报，1939-04-06(14).

[11]韬奋.小言论：男权扫地[J].生活周刊，19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