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亮，李本友，王海莹

1.阜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徽阜阳，236041；2.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00；3.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天津，30019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中迅速迈向了大众化的时代。我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如今又正从工业社会向知识型社会迈进。面对这个充满挑战、机遇和变革的时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发展，未来的大学梦是怎样的愿景，成为大学人不断探讨的问题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为数不少的大学把自己的发展还仅仅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和短期行为上，他们热衷于“跑项目”、“求升格”、“扩校园”、“改校名”，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到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大学的灵魂在哪里，大学精神在何方。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知识经济的呼唤，大学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否担当起时代的使命、能否引领社会文化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曾说：“在一个机构的确切使命尚未确定之前，它是不能完全按照常规做法建立的。”[1]我国大学发展历来病垢不轻，问题重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令大学汗颜。如今，直面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现实，大学有责任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变革之路，在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大学要有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要有自己的大学文化应对自己的使命，要有自己的确切定位，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大学文化是高校思想的结晶，是精神文化的产品，是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水平，推进社会文化的繁荣。重大的责任即为使命。大学的使命就是大学应当承担且必须承担的重大的社会职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我国古代最初大学的使命所在；自由探索、教授真理、传授知识也是西方大学赋予的使命。自19世纪以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一直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责。在当代知识经济背景下，作为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标尺的大学，不仅原来的使命在凸显，更增添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内容。大学之谓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它有先进的文化存在，有高尚的精神存在。崇尚道德、追求真理、崇尚学术、严谨求实、追求理想、提倡包容，是大学使命的核心与灵魂，实则就是大学的文化精神。提起大学，人们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不仅是因为有高楼大厦、有科学技术，更是因为有引领社会进步、荡涤人们灵魂的先进文化。可见，大学文化的创建与大学使命的定位密切关联，在社会转型、信息交互、知识经济的今天，大学使命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内容，因而，大学文化的创建，理所当然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意蕴。

1 大学文化创建要以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为旨归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纲要》没有回避“国家主义”取向，但把“国家主义”取向建立在促进个体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上，把对人才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第一使命。大学教育有许多目标，除了能够提供传统的学术和专业领域的正规教育以外，还应该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何大多数人把大学的正规教育看作是荣耀一生的入场券？因为大学阶段是人生充满挑战、求知和发现的重要时期，不仅是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成熟期，更是批判性思维、流畅性交流、合理性判断、理智性做事的关键期。现代大学通过拓展教室和课程之外复杂的社会经验，为学生今后的生活做必要准备的同时，也在开发人类的潜能，为应对复杂多变和充满危机的社会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保障。大学教育的价值远在课程之上，大学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和能力，更是历练和智慧；不仅是技术和专业，更是留在学生身上使之终身受益的信念与文化。当然，大学的中心工作是鼓励和教导学生孜孜不断地获取知识，不断进步、不断探究、不断发现，大学中所有的成员，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管理者，理应成为学习者。面对知识时代的挑战，交互学习、质疑探索、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成为“人的发展”主线。直面这一大学使命，大学文化在建设中，首先要努力构建大学的学习型文化。试想，大学里没有学习型的文化建设，缺少“甘坐十年冷板凳”的恒心，缺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豪情，大学焉能成为人类传播、生产、创造知识的殿堂？[2]没有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现代学习方式，没有终生学习、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现代学习观念，焉能培育和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探索积极性和创新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大学文化中的学习型文化建设是学生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2 大学文化的创建要构建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合理平衡

《纲要》指出，要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研究孰轻孰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两种研究的价值与功能互为补充，著书立说，撰文立论，破解自我封闭的经院式研究，彰显应用研究的实际价值，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3]。洪堡试图让基础学科成为“能够统领一切学科，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属”的愿望[4]，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还是被其创建的柏林大学 “科学研究”也同样占据显赫位置所打破。因为德国实力的来源，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密切结合，是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平衡的结果。随着知识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彰显，科学研究也从基础研究拓展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在进入知识时代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人才战略的凸显、科技生产力的登场，各国政府都力争在知识创新和国家发展目标之间搭建桥梁。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的推进，《纲要》所规划的“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宏图正在实践。学术研究能够发现、整合、评价及保存各种形式的知识，学术研究是大学生命的力量所在，即通过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学术研究改变着教育、影响着社会，密集型社会的本质正是创建一个知识驱动的经济社会。因而，大学的各项活动——创造知识、整合知识、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已变得比以往更有价值。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个国家繁荣、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关键。然而，由于上个世纪知识爆炸的驱动，学科内的专业化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走向之一，使学者们对某些特定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趋之若鹜，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大学课程的设置，于是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学科交融越来越少。事实上，在变化速度的知识型社会里，人们更需要受过广博教育的问题解决者，这些人能够跨越专业的界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且他们的适应性和实用性更强。从世界范围看，许多有实力的科研资助机构也越来越倾向于为那些由交叉学科的学者们组成的研究小组提供资金。很显然，我国亟需对以学科为中心的我国大学文化和课程结构进行改造，加大对学生通识教育的力度，为其进一步专业学习做准备。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传统使命之一的科学研究，在今天意义更大。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具有活力的，当代大学应该力争使各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分析与创造之间达成合理平衡。可见，大学文化建设在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学术发展和科研共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举的背景下，努力营造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合理平衡环境，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大学文化发展之路，显得尤其必要。

3 大学文化的创建要建立在新型社会契约基础之上

如何践行《纲要》提出的“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 19世纪发生在美国的“赠地运动”，拉开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序幕，它促使了美国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威斯康星大学“为全州服务”的理念，使大学把“服务社会”变成了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历史使命[5]。在当今知识经济的社会里，“服务社会”的使命正向纵深发展。服务社会的使命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粘合剂，高等教育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技术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大学历经千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在越来越知识化的今天，大学的服务功能更是不可或缺。大学与它服务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契约，公众支持大学，为它提供资金，接受它的学术与职业评判，并赋予它独特的自治与自由。作为回报，大学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先进的职业技术、卓越的人才，以科学的观念和发展的眼光，探寻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信仰与伦理、种族与文化等社会问题，把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作为自己的应尽义务与使命。当高校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大学之间的联系将会更广泛、更复杂，依赖性也会加强。那种独特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即大学和社会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不可能继续建立在原来所依赖的条款上。

知识经济时代，应该建立一个蕴含“赠地”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把政府的投资、工商界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联系起来，以满足国家及地方的需要。由于公众支持高等教育的传统动机正在迅速改变，传统的使命在悄然地向多元化转化，人们期望高等教育有新的使命，即引领社会进步，传承社会文化。民众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大学应该是处理主要社会问题的实验室，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和教职工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人的美好心灵得到培育和提升，并且影响周围人的心灵，从而使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得到提高。由此看来，如果将眼光限制在只通过毕业生的谋生能力或其对社会贡献来评判大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机构，不仅是短视行为，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以价值观形成为基础的文化滋养所，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守望者，也是价值观、社会文化的守护神；大学不只在于规训和教化，也在于向现存的秩序发出挑战并促使其改革；大学最基本的使命依然是培养知识型社会所必需的有教养的公民。所以，在新型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大学文化创建，要把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同时，在人的道德发展上，更要突出和强调诚信意识的培养，把“尚诚朴、勤学问、重团结、养正气”作为大学文化创建的重要内容，在新型社会契约文化下，生产出代表大众利益和实际公平的大学文化，“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内涵建设”[6]，唯有如此，我国的大学才具有自我批判、自我修复以及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4 大学文化创建要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中创新

对大学理念和使命的历史梳理发现，“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国家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大学理念有适合当代知识社会和全球化竞争需要的合理成分”。[7]以克拉克·科尔、德里克·博克、L.威尔森和P.德鲁克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大学理念，把大学视为促进国家、服务国家的有效工具，大学仅次于政府成为生活的主体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工具；以纽曼、洪堡等人为代表的价值理性的大学理念，则强调大学文化对学生理性的发展和启发的作用，主张良知良能，以陶冶理想人格，达到自我实现，促进自由成长，启迪自然天性等[8]。大学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在追求工具理性，即崇尚学术、独立思考、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同时，也要高雅脱俗、引领社会，强化价值自觉。目前，有些大学未能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发展的关系，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导致急功近利、学术不端、师德不良、争名浮躁之风充斥大学校园。眭一凡教授曾在《大学庸俗化批判》一文中认为，目前大学文化的庸俗化体现在“官本位的拜官主义价值取向、市侩的庸俗实用主义作风、学术行为不良危机、玩世不恭的犬儒现象，从而导致大学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扭曲”[9]。大学文化的实质就是“求真、求善、求美”，大学的价值理性追求凸显大学在探求真理、追求知识、服务社会中，规范学生的行为，塑造人的灵魂，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大学文化创建要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中创新，还体现在大学的管理上。大学文化创建中，应力戒过度的量化考核，尤其是以“科研数量”、“经费多少”的方式考核教师。 因为大学的宗旨、使命是求真育人，大学教师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他们从事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用简单的“数字”或“统一标准”的工具式考核方式去管理教师，必定会使大学文化陷入一种庸俗化、市侩型、犬儒式的怪圈。一流的大学出一流的管理，出一流的效益，出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师资，更出一流的制度和文化。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中体现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是大学的使命，更是大学的基本特征，因为“制度和文化是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障。”[10]

参考文献：

[1]加赛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46

[2]刘亚敏.学习型大学的文化特征[J].高等理科教育,2007(2)：18-20

[3]郑确辉.促进高教研究上水平要处理好六大关系[J].高等建筑教育,2002,45(4)：13-16

[4]赵婷婷.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与协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5

[5]克尔.大学之用[M].高钴，高戈，汐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6]付金沐.对地方高校深化教学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思考[J].宿州学院学报,2012,27(10):118-120

[7]肖海涛.大学理想的哲学基础[J].江苏高教,2000(2):8-11

[8]李本友,王琪.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1):42-44

[9]眭一凡.大学庸俗化批判[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32-38

[10]吴玫.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6):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