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才祥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1189)

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批判和反思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它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将现代社会的弊端归罪于理性，其要义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和背离。作为一位地理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理论是戴维·哈维(David Harvey)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超越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们关于后现代的空洞争论，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展开一种地理学想像，透视后现代转向的社会根源，最终将“后现代”解释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阐释多元、差异的后现代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为我们今天面对空间剥削、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空间正义、空间异化等诸多空间话题开掘了一条富于启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路径。

一、灵活积累替代福特制:一种生产方式的变迁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后现代主义问题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站在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立场去审视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比如詹姆逊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并沿袭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划分方式，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转变的结果，并最终得出后现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结论。英国新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伊格尔顿则从政治心理分析入手，把后现代归因于1968年西欧世界“五月风暴”失败，是左派激进运动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情况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哈维认为，西方后现代理论家都致力于自身令人难以理解的多样性“话语”，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生产方式理论。詹姆逊在其著作中虽有触及但没有深入展开。

哈维努力为其理论注入经济、政治和地理学元素，他关于后现代转向之根源的解释独树一帜，最显其独特之处的是他始终把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逻辑之下，使其与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别于鲍德里亚的“作为符号体系的后现代”、利奥塔的“作为知识状况的后现代”，以及詹姆逊“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哈维最终把后现代看作是一种“历史—地理状况”，而这种历史—地理状况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政治、地理学有着内在的关联，究其根源则在于由福特制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上世纪70—80年代继列斐伏尔提出“资本主义已经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之后，哈维逐渐认识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根由。这些认识都内化于如何看待福特制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

福特制开创于1914年，依托现代科技和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破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关系”和“国家干预”两大壁垒，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成长为一种羽翼丰满的积累体制。该体制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迎合了资本积累的需求，带来了战后的长期繁荣。哈维认为，福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1］167。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特制的天然短板——“刻板”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开始显现:国内市场的饱和、有效需求的减缓、生产方面的刻板限制了扩大国家支出的财政基础。到了70年代，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再也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的爆发，而货币政策又是回应其“刻板”的唯一灵活的手段，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的浪潮此起彼伏，福特主义最终抑制战后繁荣、破坏积累，最终还是走向历史的终结。也恰恰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灵活积累”应运而生，西方由此进入后福特社会。哈维认为，“福特主义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1］246，也是一种地理上的危机。

“灵活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作为其特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人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它导致了不平衡发展模式中的各种迅速变化，包括各个部门之间与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1］191可见，“灵活积累”有以下的特点:其一，劳动力市场的彻底重构。福特制下的全日制劳动人员转向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其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有组织的转包成为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的根本特点，“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但使剥削非全日工作的妇女们的劳动力变得容易很多，因而以低工资的女性劳动力代替了工资更高的劳动力以及很不容易被解雇的男性核心工人的劳动力，而且转包和家庭及家族劳动体制的复苏也使家长式的实践与家庭劳动得以复活”。其三，经济空间的变化。上述转变为小企业的形成创造了机会，“小批量的生产和转包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1］201。福特主义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到了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压倒了规模经济。

“灵活积累”依托现代技术，通过“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实现对“福特制”的替代，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的分散、地理上的流动和灵活回应而变得更加具有紧密的组织，而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大量机构上的、产品方面的和技术上的创新”［1］205。在哈维看来，“灵活积累”代替“福特制”有其内在根由，即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组织来消灭一切自然地理界限与空间界限，这是一种空间生产在后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扩大化和空间重组。“后现代”较之于“现代”不是断裂，而是顺延和内生，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地理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空间”的转变。

二、新一轮时空压缩:文化与时空体验

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没有沿袭詹姆逊文化批判的路径和利奥塔思想批判的道路，而是坚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路向，他的《后现代的状况》一书虽然是从地理学研究成果出发解释当代人的时空体验方式，但其旨趣却与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相同，即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经验的形成、性质和内在机制。哈维认为，无论是詹姆逊、伯曼还是丹尼尔·贝尔都没有解释清楚“后现代”与时空经验的联系和真正含义，而且这些新时空经验所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关系，都是晦暗不明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强调:“资本主义是扩张性的和帝国主义的，所以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掌握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1］184因此他更多的关注“时空体验”与“时空压缩”、“灵活积累”的关系，认为“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以各种非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1］179。随着“福特制”被“灵活积累”所取代，“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这因为他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式和人工制品”［1］327。通过参照各种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就有可能写出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空间与时间的地理学，并理解这两方面已经经历过的各种转变。

在“灵活积累”体制下，“资本更加灵活的流动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起来的更为稳固的价值观”。［1］220空间的崩溃和分裂、时间的碎片化使资本主义各种文化形式存在严重的“表达的危机”，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对时间加速和空间缩小的体悟导致世界呈现给人们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时空压缩”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为“存在就是全部”，空间维度上体现为地球村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文化的制造者们尽其所能，从而使现代社会里高雅殿堂中的文化也被商品化，变成有利可图的东西，电子复制艺术和“形象银行”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关系与贫穷。在哈维看来，后现代文化是一种体现在小说、哲学、建筑、政治学等领域的“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空间转移”［1］56。资本逻辑支配着市场力量向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合乎逻辑的扩展，被迫生产的欲望同传统高雅文化相背离，这种非自发的艺术潮流成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现代性企图在变化中捕捉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后现代则“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泳，甚至是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着的一切”［1］65。哈维强调他者和“对差异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中体现较为明显，也成为其政治学的核心主题。

哈维努力通过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来探索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之间的物质联系，从而认识到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可以加速社会过程，进而使社会呈现出多元和差异。他主张应当确立种种制度推进对这种多元和差异的再生产，而不是废除这种差异。对于经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现代技术的革新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他强调应把这种能力用于人类解放，而不是某种狭隘的利益如资本的利益，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人民地理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关切情怀。

三、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实质

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灵活积累”作为一种更高“利润率”的新的生产方式取代福特制迎合资本积累的需要。哈维以其独特的“空间”视角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转向及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的多元差异的后现代展开空间想象并予以新的诠释。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消灭空间、以历史消灭地理。这种时间对空间的优势作用，在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中达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时间本身不是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2］39“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少到最低程度。”［2］3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将一切地理空间限制都看作是应当被消灭的界限。哈维将此观点进一步概括为，资本朝着时间加速与地理空间扩张的方向发展。他使用如“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灵活积累”、“三级循环”等一系列概念工具对后现代状况下城市空间的拆解与重塑进行分析。纵观哈维的著作，无论是《巴黎城记》、《希望的空间》、《自然、正义与差异地理学》还是《后现代的状况》、《社会正义与城市》，他的空间角度都是基于城市化进程而展开的。原因有二:其一，城市是资本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地方;其二，“城市已逐渐被看作不仅具有其作为工业生产和积累的中心这一独特的作用，而且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模式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控制点”［3］143。

哈维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并将空间维度加以延伸，认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和发展正是借助于问题重重而又无处不在的空间化过程来生产空间并占有空间，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就是空间化的生产和空间化的扩张。他说:“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4］23资本主义总有这样的冲动:消除所有的空间障碍，即“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将最终产生剩余，必将通过“时间—空间修复”即时间的延迟和地理扩张来寻求吸收这些剩余，“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开启，实现了“危机的暂时转移”。一个地区的资本盈余可以在另外一些还没有完全丧失获利机会的地区找到盈利。“因此，资本主义活动产生了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即便是在不考虑资源禀赋和物理可能性的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进一步增强了地域和空间的差异性及专业化逻辑。”［5］78哈维对不平衡发展的后现代阐述有别于艾萨德的“寻求在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中确定一种空间平衡”，而是认为“资本积累过程被认为是永恒扩张的，因而其永远都会对实现平衡的倾向造成破坏”［5］78。资本活动在空间分配中产生了一种永远变动和不稳定的状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地理学景观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后现代的症状就是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暂时的危机转移和新酝酿的矛盾共同促成后现代空间的拆解与重塑。不平衡地理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不同层次上的空间规模的生产;二是表现在同一规模内地理差异的生产。哈维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激进的地理学重构，其精到之处在于，他认为:与其说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积累与扩张的自然、历史的先决条件，倒不如说资本主义人为生产出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地理状况以迎合资本积累需要、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秉承马克思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建构那些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通讯设施等，一方面使资本流通加速，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平衡地理发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种永无休止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时间的某个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自身条件的一种物质景观，通常在发生各种危机的时候，在随后的某一时刻又只得破坏这种物质景观。在人造环境中的这种时间上与地理上的潮起潮落，唯有从这样的过程角度才能得到理解。”［3］155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经引发了各种地里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6］125他甚至认为，基于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的各种空间不平等造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是为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

哈维通过“时空压缩”和“灵活积累”来说明资本主义后现代的空间特征——不平衡地理发展，同时还体现一种空间辩证法:“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结果造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1］370

四、结语

哈维作为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批评理论空间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他不但回答了列斐伏尔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工具(“剥夺性积累”、“时空压缩”、“时间—空间修复”、“不平衡地理发展”等)，揭示资本主义后现代转向的政治—经济根源，尤其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提出，并将其看作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地理上的系统反应，深刻揭示出历史地理学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哈维对资本主义后现代的认识也颇费一番心路历程，由追随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命题，认为时空体验“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动力于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1］3，到最终把后现代解释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凸显了他“社会、空间和存在”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实现了从文化后现代到地理学后现代的转变;由《后现代的状况》中对后现代文化激进的批判和否定，到《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中其态度明显的转变和缓和，显示出更多的折衷、妥协和包容(因为受到后现代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攻击)。哈维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学进行辩证的解读和重构，他把与后现代一切相关的因素，诸如话语、信仰、性别、生态等置于空间构型之中，试图给出真正具有解放意义和变革能力的替代方案，但实际所呈现的依然是一个停留在认知和想象中的“过程乌托邦”。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周宪，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美)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美)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