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华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冯英华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史记》；哲学观；历史观；文学观

太史公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自由的心灵、挥洒自如的笔触创造出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不朽巨著——《史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说：“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1]对《史记》的评价客观、准确、精当。《史记》是经典中的经典，千百年来历久弥新，魅力无穷。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载有《报任少卿书》一文说：“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697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核心目的之一，他以哲学家的思辨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史学家的求真务实态度书写中华民族三千年的沧海桑田，追问中华文明的起源；以文学家的激情、浪漫展示人类童年瑰丽的梦想，其间充满人性思考、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这是源于司马迁心灵深处的诗篇。“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的哲学观，“通古今之变”是其历史观，“成一家之言”是其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

一、“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达到“天人合一”是其最高境界，“汉武帝时代所讲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讲‘天不变，道亦不变’”。[3]149这是司马迁生活时代主流的哲学思想——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思考和定位,而司马迁的“天人关系”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对主流哲学思想提出质疑、批判，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邹衍的阴阳五行之学，流传到后来，蜕变为神仙、灾异的迷信说教，如求神仙、炼丹、导引、御女。武帝颇好神仙长生之术且好大喜功、铺张奢靡，司马迁敢于逆龙鳞，进行严厉批判。“由此，可知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究竟有多么深刻的含义，由于董仲舒的思想被接受为官方哲学，司马迁则是以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来与官方哲学相抗衡的。司马迁哲学思想所表现的抗争精神，是应予充分肯定的。”[4]司马迁以科学技术——考定星历来对抗“天人感应”学说，精神可贵。

《史记》中提到的“天”大体上有三种含义：(1)自然之天，如《天官书》所记五宫之“日月星辰”、“天变”，主要是指自然现象和历数。(2)天意、天命和天道。如《项羽本纪》中说：“乃引天亡我，非用战之罪也，岂不谬哉！”[5]90《高祖本纪》中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5]103《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5]539项羽把自己失败归结为天意、天命；刘邦击布为流矢所伤，竟不医治，认为自己受命于天，生死是天意、天命，最终因自己的愚蠢而丧命；伯夷、叔齐守节饿死也是天命。万物灵长、宇宙精华的人竟然无法抗衡主宰自己命运的天，真的吗？司马迁在迷茫中苦苦地追寻。(3)本原之天，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思索和探索。如《外戚世家》中说：“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5]500其后“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耶？非天命孰能当之？”[5]500吕后死后，诸大臣诛吕禄、吕产，遂灭吕氏家族，刘邦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的誓言犹在开国老臣耳畔。表层是天意、天命，深层意蕴是：吕氏家族在吕后当权期间行为令人发指，吕后残忍，吕族专横，其骄奢淫逸，飞扬跋扈，“是可忍孰不可忍”，“吕氏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威胁了汉王朝江山的稳固，百姓安定的生活，导致人神共愤，种下了必然失败的种子，这是人谋，而非完全是天意。刘恒“仁孝宽厚”又是刘邦现存儿子中最长者，众望所归，众大臣决定迎刘恒为皇帝。这既是社会、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选择，也是刘恒本人努力的结果，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这里提到的“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之天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天意、天命是人类社会思想、精神活动的重要载体，本原之天是人类存在之根，司马迁的《史记》始于自然之天，中间通过社会之天，追问形而上的本原之天，使《史记》具有了哲理性的思辨色彩。

人是“天人之际”的关键，这里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既指历史人物，又指现实之人。《史记》是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它展示了不同人独特的思想、心理、精神、智慧、才华、个性。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是一个悲剧英雄，更兼有儿女情长，坑杀秦降卒残忍无比，焚秦宫殿，诛子婴，杀义帝，眼睛都不眨一下；鸿门宴不杀刘邦又有妇人之仁；与部下推衣分食，但又把刻好的官印反复在手中把玩，不肯发给将士，吝啬无比。秦末群雄逐鹿中原，项羽趁势而起，巨鹿之战使楚霸王威名远镇；垓下之围、夜半四面楚歌，英雄末路，“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5]88虞姬自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遂自缢。乌江残阳如血，项羽拔剑自刎。失败的英雄更值得人同情尊敬，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项羽既富有时代感，又有现实性，在天人关系中，他积极、主动，以个人之毅力，坚强抗争“天”，书写生命的华美乐章。再如《孔子世家》赞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5]494司马迁对孔子无限仰慕，心中充满强烈的圣人情结，孔子“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为天下“制仪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跨越遥远的时空传递给了司马迁，孔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使身遭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发愤著书”，以一人之力对抗无情之天，谱写中华民族心灵的史诗新篇章，他期待“述往事，思来者”，千百年后知音能走进他的心灵世界。这里司马迁强调人的积极、主动、抗争精神。

《史记》中有对沟通天人方式的探讨——封禅，即祭天地。《封禅书》中说：“今天子(汉武帝)初即位，犹敬鬼神之祀。”[5]352秦始皇借封禅展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汉武帝热衷求仙、长生不老。他相信自己受命于天，借天威树立天子神威，加强统治，企图永享荣华富贵。司马迁对用封禅沟通天人的做法是否定的、批判的，司马迁认为帝王应胸怀天下，仁人爱物，开太平盛世，为百姓谋福利，这是大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现实情怀。《封禅书》赞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止爼豆珪幣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5]357这里虽然不能说司马迁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至少他对鬼神迷信是怀疑的、不相信的。

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

“通古今之变”是《史记》很有特色的历史观之一，其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民族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区别其他民族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情有独钟，一代代史官都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强烈的历史情感、深厚的历史情结，这对司马迁历史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形成于殷、周时期的史官文化、礼乐文化，大大增强了他对民族历史的认同感、亲切感。《史记》中展示的史识、史才、史胆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时代性和现实感。从断代史到通史这是《史记》历史观最富有特色的地方，“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表现在：纪传体通史；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实录精神。贯通古今的大气魄，科学合理地划分历史阶段，苦心孤诣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高度的理性意识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使《史记》达到新的高度，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使其成为信史。

(1)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最有价值的创造，体现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中。《太史公自序》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5]697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5]839他创作的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大历史。通史观体现在时间、空间中。时间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元素之一。《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中经高阳、高新、尧舜禹、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天汉四年，时间清晰、明确、具体，第一次把三千年的历史综合梳理。空间是历史时间、人物和事件活动的场所，《史记》中的空间众多、广阔，既有传说中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太史公亲眼见到的，又有书籍中记载的。如《五帝本纪》记述黄帝足迹与政教所及，《夏本纪》所记九州山川及其贡赋，春秋记列国方位，战国争霸，苏秦、张仪提倡合纵与连横，在他们的游说词中，具体论述各国的山川地势险阻壮丽可用之处，界限比较清晰。秦汉统一，到武帝时期，中国的疆域版图空前辽阔，与外界交往也日益密切和频繁。《史记》记载的空间还包括匈奴、两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地方，中国历史较早达到了世界历史的眼光、胸襟和气魄。《史记》的通史性质不仅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更重要在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深刻精当的记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乃至天文历法、日者龟策、游侠刺客、佞幸滑稽、酷吏无赖等，太史公积极探求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追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纪传体通史观极富生命力和创造性，卓绝千古，影响深远。

(2)“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特色之二：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互为表里，水乳交融。理性意识一是作家有意为之，二是时代社会、国家、民族所赋予作家的使命。如《高祖本纪》说：“后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5]101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手里拿着扫帚，站在自家门口，见儿子来了，赶紧点头哈腰倒退着把儿子迎进门来，令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外表庄严，内里滑稽、虚伪，权力把父亲异化为任人愚弄的玩具，太史公揭开了披在帝王身上的神圣面纱，这是绝妙的讽刺。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5]750感叹世态炎凉，众人趋炎附势。《汲郑列传》中说：“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5]788这些愤激之语批判势力社会中人的言行，自然使人想起司马迁遭李陵祸时，惨遭宫刑，“交游莫救”的悲惨遭遇，悲古人，实际是悲自己的不幸遭遇、悲剧人生。

(3)“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特色之三：实录精神。班固说：“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698“实录“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史记》叙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司马迁着重揭示历史事件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规律。因为实录，所以《史记》是信史，史料真实、准确、可信，太史公在史料收集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除传说时代外，其它记述都有可靠的史料基础。如王国维参照《殷本纪》和《三代世表》，考释甲骨文字以论证殷代的帝王世系，然后以考证结论检验《史记》有关记载，除了个别地方有问题外，大体与《殷本纪》所记相符合。再如《史记》记《孙武兵法》、《孙膑兵法》是两本书，后世对此争论不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证明《史记》所记正确无误。

时间、人物、事件是历史的三要素，《史记》中进步的历史观肯定了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真实的记载，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太史公用理性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独到，评价客观、合理，思想极具穿透力。他自觉的历史意识、强烈的历史情结和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历史学家学习和借鉴。

三、“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

“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这颗艺术明珠光芒四射、魅力无穷。“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抒情性；阳刚之美；悲剧色彩。叙事中的强烈抒情性使《史记》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现实中的浪漫使《史记》充满人类童年时期的梦幻色彩；阳刚之美使《史记》气贯长虹、纵横捭阖、淋漓酣畅；具有悲剧人生的司马迁对悲剧英雄人物情有独钟，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物，把《史记》的艺术性推向高峰。

(1)“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特色之一：强烈的抒情性，《史记》在记叙中恰如其分地抒情，凸现出作者较强的主观性。文学贵真，情感犹贵真，《史记》抒发的是真感情、真性情，虽然历史事实不能改变，但是在历史的叙述中可以渗透着作者的感情，特别是当这种感情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历史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事件的联系，而是立体的、血肉丰满的，是太史公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如《吴太伯世家》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5]376太史公称赞延陵季子仁人爱物，以天下苍生为念，高风亮节，一身正气，内外兼修，具有理想的君子品格，是社会的脊梁。《孔子世家》赞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5]494司马迁对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圣人情结，字里行间洋溢着赞美、尊敬之情，力透纸背。司马谈临终对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5]833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跨越生死的精彩对话，意味深长。司马谈对儿子的叮嘱中包含着殷切的期望之情，既有家族世代为史官的荣誉感、自豪感，又有未能完成史学著作的遗憾之情，希望司马迁能做好自己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而司马迁对父亲充满无限依恋、尊重之情，含泪答应接受父亲的遗命。这段对话字字珠玑，力重千钧，抒发的是人间大爱者的真实情怀。太史公长歌当哭，感情真挚、强烈，正如李长之所言：“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6]

(2)“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特色之二：阳刚之美，阳刚之美经常表现为刚健、强大、豪迈等。《史记》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奇肆磊落，《伯夷列传》孤愤激烈，《赵世家》悲壮感人，都属于阳刚之美的范畴。《史记》行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太史公笔下人物气质独特、事业轰轰烈烈、人生起伏曲折而操行瑰异。如帝王有卧薪尝胆、忍辱复仇的越王勾践，千古一帝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臣有性格倔强刚毅、犯颜直谏的伟丈夫伍子胥，功高震主、蒙千古奇冤的韩信。男子讲义气重诚信，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如纪信，女子则见义勇为，不惧风险，如如姬。王陵母劝子忠心事主，不惜伏剑而死；卫太子事亲至孝，不逆父命求生；侯嬴为报信陵君知遇之恩拔剑自刎；循吏李离执法如山，过听杀人，即自裁谢罪；酷吏尹齐斩伐不畏贵戚，死后家财不满五十金。这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生命演绎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大乐曲，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奇事、怪事、惨事、神秘事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魂惊魄动。阳刚之美不仅源自司马迁对壮、悲的喜爱和追求，亦来自司马迁的悲剧人生。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身陷囹圄，惨遭宫刑，这对他来说是耻辱中的耻辱，司马迁之悲剧是个人之大不幸，却是《史记》之大幸。受挫折、受侮辱使司马迁意志更坚韧顽强，怒放的生命之花更加绚丽；受挫折、受侮辱使他的目光更犀利，头脑更清醒，思想更深刻，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更强烈。司马迁和他笔下的悲剧英雄人物异构同质，共同经历生命的喜怒哀乐，这是人生的悲剧，亦是悲剧的人生。

韩兆奇说：“司马迁是汉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从今天的文学观点看来，他的《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7]笔者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意蕴表现在：《史记》既是功利的，又是艺术的、审美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史记》以儒家文化为主，吸收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呈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特点。“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包括强烈的民族意识、强烈的士人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强烈的英雄崇拜和强烈的探索精神。”[3]7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也是汉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拙作《汉赋审美意蕴探析》说：“文学是翱翔于天地之间的精灵，精神和思想是它灵魂的两翼。中国文学之精神，历经数千年的沧桑而魅力无穷，先后孕育出先秦的原始质朴，两汉的务实开放，魏晋的叛逆张扬，隋唐的激情与豪迈，两宋的理性和睿智，明清的解放与觉醒，近代的启蒙与开放。”[8]《史记》是中国文学王冠上最璀璨耀眼的明珠之一，《史记》的魅力就是汉民族文化的魅力。

[1] 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9.

[2] (汉)班 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王明洲.中国文学精神:汉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03.

[5]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92.

[7] 韩兆奇.司马迁的文学观[C]//刘乃和.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264.

[8] 冯英华.汉赋审美意蕴探析[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5):54-57.

[责任编辑邓杰]

AnalysisoftheCulturalPurposeoftheCreationofShiJi

FENG Ying-hua

(Humanity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 to the pres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one′s own ideas” are Sima Qian′s philosophy, concept of history and one of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s subject which is helped by the two others. The philosophy makes the work higher quality, the concept of history makes it deep sense of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makes it artful and aesthetic, the three of which compose the attraction of the work Shi Ji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philosophy; concept of history; concept of literature

2013-01-17

冯英华(1981—)男，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I206

A

1674-5248(2013)04-00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