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娜，朱金春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1)

一、边界意识与身份认同的理论辨析

现代国家无一不是以明确的国家边界来区分与他国的领土和主权，跨界民族则是这一现代政治形态的衍生物之一。对于跨越国家边界分布的跨界民族而言，边界具有双重的特殊意义:一方面，边界作为地理和政治上的区分，使其隶属于特定的国家，接受一国政治体系的身份确认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它又构成区隔同一民族社会与文化的地理界线，使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成为双边的互动。跨界民族对边界的认知与态度不仅影响其民族内部的交往，也会影响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基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同时作用于跨界民族的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其认同的结构层次与优先次序不仅关系到跨界民族本身的适应与发展，而且在国家层面与国际关系中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与身份认同进行探讨并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1.边界意识

边界意识在学术上有多重含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地理学等均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与阐释。在哲学上，边界意识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状态”相适应的“理论意识”，是对“形而上学的恐怖”和“形而上学的终结”两者的真正超越。①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野中，边界被用来描述不同群体间的区分，既有社会组织层面的，也有意识层面的，还有象征意义上的，它表现为成员对己群与他群的区分，心理维度的认识即是边界意识。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罗兰·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本文所论述的边界是指国家边界，边界意识是指对于国家边界的认识与态度。虽然人类学中的边界理论与本文所指的边界意识都与身份认同有着密切关系，但分析角度与关系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

边界意识在本文是指边境居民围绕国家边界所形成的意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国家边界的认知与对国家边界的态度。边界认知是指一国国民对国家边界的认知程度，如对边界界线、界桩有没有清晰的认识，会不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越界等，属于认知层次。边界态度是指在边界认知的基础上对国家边界的态度，如对于历史上领土变动与边界划分的评价，对由于边界问题而引起的国家间纷争的态度等，具有倾向性，属于态度层面。边界认知与边界态度共同构成边界意识的内容。边界意识虽然要基于现实的国家边界，但是边界意识的形成与强化则是来自于国家的建构。

2.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在身份上认为自己属于相应的群体。身份认同来源于人们对群体的归属感需求，不仅表现为个人对群体的归属，也表现为形成了“集体意识”的身份归属。目前研究中所使用的身份认同都具体化至具有操作性的群体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等。本文对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分析也遵循了这样的分类标准，以揭示其认同结构，既有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有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民族认同，还有基于共同生活地域的地域认同。此外，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是西南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与身份认同，边界意识的形成是基于现实的，这种现实性会如何影响到其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我们对身份认同进行另一角度的阐释。从认同的来源来看，身份认同有双重结构:基于个人的利益现实性认同和基于历史记忆和群体观念的超越性认同。个人对群体的认同的前提是群体可以为个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也就是说归属感的建立是部分地基于现实利益的，这在政治认同方面尤为明显，认同的变迁并伴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而认同往往是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超越，这种超越的完成得益于一系列文化传统、制度设置与象征系统的强化，因此可以保持长时期的稳定状态。

二、西南跨界民族的跨界交往与边界意识

在西南地区，共居住着傣族、布依族和壮族等17个跨界民族。这些跨界民族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同一民族的分布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保持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分布格局，历史上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放牧、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内聚力。

1.跨界交往的形式与程度

据相关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西南跨界民族的跨界交往的形式多样，其交往程度比较深入。无论从人数、频率、范围，还是深入程度上来看，西南跨界民族要远远超过北方的跨界民族。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日本学术振兴会关于中国跨界民族跨境交往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中国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跨界民族跨界交往十分密切。塚田诚之通过对广西壮族与越南侬族(两者名称不同，侬族是从广西南部迁徙到越南，但风俗习惯相近，可以看作是跨界民族)的交流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两个民族跨界交往的主要形式:边境贸易、亲戚友人的往来、通婚、跨国务工等，并结合多个详细的案例向我们描述了中越间壮族与侬族交往的基本状况。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其交往十分频繁，跨界交往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交往关系密切。［1］陈学礼注意到边境人口流动而形成跨国网络，通过对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大马散的人口跨境流动的田野调查发现，中缅边境村民的跨境交往中的经济贸易、信息流通、亲缘关系与文化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跨国网络。［2］77－88张实对云南省德宏州三台山乡德昂族与缅甸境内的崩龙族(崩龙族由中国迁往缅甸，两个民族虽然名称不同，但属于同一族群，有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经济文化的跨界互动进行了调研，发现由于族缘、地缘与血缘等关系，跨境而居的德昂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内容丰富，如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节日聚会等。［3］长谷川清注意到中缅边境跨界民族的宗教交往，通过对云南德宏州瑞丽傣族佛教信仰的复兴与宗教的跨境互动进行调研与分析，揭示了以宗教跨境互动为主要跨境交往形式的地域性特征与多样化表现。［4］

此外，还出现了大量跨界民族外流至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据2007年《凤凰周刊》报道，边境开放以来，大约有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除了移居之外，还存在大量跨界民族在泰国、越南等国打黑工，更有一些人把孩子送往越南等国读书，并享受那里的免费医疗。［5］6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鲁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越、老、缅、泰四国北部地区，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来自云南境内的汉、回、白等族人口，有的已经形成较大的聚居区，一般被称为“境外云南人”或“境外华人”。其中仅缅、泰、越三国北部一带便达数十万之众。在越南北部，这些人已被称为“华族”，被列为该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则显示，中国移民到缅甸果敢地区的共有约21万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老街就有11万多人，主要以汉族(缅政府称为果敢族)为主，他们通用汉语，其余还有彝、傣、傈僳、佤、崩龙(德昂)、苗等跨界民族。

以上田野调研描述并分析了南方特别是西南跨界民族跨界交往的基本情况，不但有物的流通(边境贸易)与人的交换(通婚)，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深入，既有风俗习惯的共享也有宗教信仰的沟通，还存在一定的非法过境与外迁等问题，基本上呈现了西南跨界民族的跨境交往的状况。这一点与北方跨界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笔者在内蒙古与黑龙江所进行的蒙古族、俄罗斯族跨界交往的调研，无论在范围还是在程度上，都远远不及西南跨界民族。

2.边界意识的基本状况

西南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比较模糊，在边界认知上不清，在边界态度上也不明确。这也与北方跨界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跨界交往过程中，西南跨界民族虽然了解界标的位置，也知道按照规定要从口岸过境，但往往是绕开边境口岸直接越界，并且这样的过境方式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据陈学礼对中缅边界人口流动的田野调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进入到缅甸境内，与到自己村民委员会下属的其他村寨没有太多的区别，因为没有所谓的关口、门户，也无需所谓的护照与签证手续”，［2］84“外国”仅仅是普通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另据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中缅边境当地少数民族的边界与领地意识及影响问题研究”课题组对中缅边境的景颇茶山人、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百姓的边界与领土意识普遍较弱，他们认为国界和其他边界一样，并没有太特别之处，只是有区分意识;老百姓清楚界线、界桩的情况，但并无严肃的边界意识。②边界意识的模糊诚然是双边交往密切关系的体现，但这也带来一系列的边境安全问题，并对社会管理构成一定的挑战。

此外，随着边境贸易与跨国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将对边境沿线地区的人口流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也形成对跨界民族边界意识的考验。如何加强边民的边界意识，促使跨界交往合法有序进行，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边界的划定都意味着一些边疆民族成为跨界民族。一般认为，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迁徙而形成的跨界民族。一些民族由于迁徙、战争或者是其他原因，居住地发生变动，由此成为分布于传统边界两侧的跨界民族。另一种就是划界而形成的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在现有领土状况或现代国家边界确立以前就已经居住在现有分布地区，因为边界划分而成为跨界民族的。以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为例，除一部分如彝族、苗族、壮族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内通过迁徙等方式形成已有分布格局外，其余的跨境民族大多是在边界划分以后才形成跨境分布的格局，佤族、傣族等就是这种形成方式。西南跨界民族的形成方式决定了边界划分对民族内部的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有限，地理与政治上的边界并不能构成其互动的障碍，因此，他们对边界的认知与态度都是模糊的。

三、西南跨界民族的认同结构及其变迁

跨界民族的认同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基于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与基于族群层面的民族认同，但对于西南跨界民族而言，长期共居同一区域还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地域认同，因此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就构成了西南跨界民族的基本认同结构。

在界定了西南跨界民族的认同结构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一问题的核心，在认同的序列层次中，是哪种认同优先并超越其他认同层次。据对西南跨界民族的调研发现，在西南边境地区，民族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据《凤凰周刊》的报道，在建国后的中越战争期间，居于两国的同一民族的人也拿起枪相互战斗，战争结束后，双方又相互来往，他们在一起喝酒时说:“不是我对你仇恨，而是国家”。而到了和平年代，边民的爱国意识不如战争年代来得强烈了，很多边民抛开国，成就家。[5]18虽然心里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但只要哪国政策好，他们就往哪儿跑。”

此外，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增强了，一些村民更认同自己属于苗族。中缅边境的一些和尚不说是缅甸人，也不说是中国人，只说自己是傣族。很多边境少数民族妇女则没有国家的概念，她们只能表述其居住的地名。

另据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中缅边境当地少数民族的边界与领地意识及影响问题研究”课题组对中缅边境的景颇茶山人、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②

而地域认同作为一种连接方式，与民族认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形成对国家认同的消解，它以一种地缘关系形式确认着民族认同。

在一般意义上，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经过政治整合与国家建构，国家认同要超越内部的民族认同从而实现政治意义上的一致。西南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到底是哪些方面的原因构成了这种认同现状。在认同意识的影响因素中，人们注意到经济发展对认同加强的重要作用，这构成分析西南跨界民族认同状况的一个视角，但全面的分析还必须回到西南边疆的社会现实。

1.血缘、历史与文化传统

虽然近代以来的边界划分使得同一民族跨界而居，但这并没有割裂其血缘关系及文化传统，国家边界并没有对其交往造成阻碍性甚至隔绝性的影响，其社会联系以及文化传统依然保持其完整性。

跨界民族形成方式的不同对民族之间的跨界交往与认同意识产生着重要影响。迁徙形成的跨界民族，或者是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都经历过比较剧烈的过程，形成的时间比较久远，而迁徙分散的地域也有比较长的距离，即使维持相互之间的联系，无论在人数、频度还是交往范围上都受到限制，这样只能借助历史记忆来维持一个基本的认同，缺乏现实的利益依存与支持体系。这些特点在北方跨界民族间表现比较明显。西南跨界民族大多是由划界而形成，其生存地域、血缘、族缘关系一直联系比较密切。

高志英对中缅边境傈僳族的研究发现，怒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与缅甸北部傈僳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族缘与地缘关系，迁徙的时候是采取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的方式进行迁徙的，分处于两个国家的同一氏族内部，甚至在同一家族和同一家庭内部拥有着割舍不掉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又由于各自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所导致的经济类别的差异性，为相互间的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双方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6］在认同层面上，长期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使滇缅北部交界地带的傈僳族孕育和沉淀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中缅划界之后，分属于两个国家的傈僳族一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同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认同各自生活的国家。这在西南跨界民族之中比较普遍，有着共同起源、相近地缘以及经济上相互依赖、文化上相互交流的跨界民族保持其强有力的民族认同。

2.经济发展程度与对比

国家认同的构建需要一定的现实性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实在的利益。因此，在分析影响认同的因素时，往往把经济发展放在主导性的地位。西南跨界民族之所以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状况，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边国家的优惠政策可以使其获得实际利益。

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复杂恶劣，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解放之前还处在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之下，社会形态是从原始农耕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被称为“直接过渡区”。但社会形态跨越式的变革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也同样有了突变，生产力依然低下，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很低，绝大多数人都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内地的影响因为地理的原因很难到达这里，由于语言、教育等差异他们到内地打工又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族缘关系与语言都占优势的境外。

虽然国家所开展的兴边富民行动对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相对于邻国对边民的扶持无论在范围还是在力度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据《凤凰周刊》与《瞭望》的报道，越南加快北部边境地区建设，对边民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行异地搬迁的边民，每户给予8000元人民币的补助。而公路建设、人畜饮水、边民的公共设施建设全是国家投资。对有水利资源的村寨，国家无偿为农户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5］26“对吃粮困难的边民，越南则每户给 300－800公斤的粮食，遇到自然灾害，他们还会给边民每人每月发放10－15公斤救济粮和25元救济款。”“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一律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防疫。”“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并且对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给予生活补助，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不少中国边民送小孩到境外读书。”［7］

这些优惠政策对西南跨界民族的诱惑是极大的，因此有一些人认为，与其在国内受苦，还不如到国外发展。在云南河口，已有一部分边民的孩子自发地到越南学校读书。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这样，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被遗忘与忽略的群体，这作用于他们的认同意识上即表现为国家认同不强。

四、反思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期高速的发展，国民财富与国家实力都大大增长。但在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西部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边疆地区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域，边疆稳定需要边疆发展，而边疆发展则意味着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西南跨界民族的研究我们发现，边疆地区落后面貌的改变任重而道远。

边境地区跨界民族边界意识的模糊与国家认同的薄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下面结合西南边境的状况总结如下两个方面:

1.边防安全与边疆稳定

跨界民族边界意识的模糊，容易对国家边防安全构成挑战。边界意识模糊容易出现比较频繁的非法越境、走私，非法外流与境外的非法婚姻，也给边防管理与社会管理带来了困难。此外，除了人口流动之外，过境贩毒也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这些都会给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2.认同争夺与民族分裂

跨界民族自身身份的复杂性造成其认同的多元性，在国家认同层面也可能存在认同争夺，对一国认同的减弱可能意味着对另一国家认同的增强，这种发生在认同层面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对国家拥有强烈的认同会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不会受分裂国家鼓动的影响。在缅甸北部邻近云南边境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组织或武装曾提出建立该民族统一的“独立国家”的主张，如克钦独立组织、佤族民族联合军。这些民族均属跨境民族，在有的地段，国界从同一村寨中穿过，这种民族、历史、地缘因素的交织，为境外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向我国跨界民族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因此，保持跨界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边疆社会的发展，提高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的生活水平，加强边界知识的普及以及国防教育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大对边境跨界民族的扶持力度，兴边富民;二是加强边防管理，维护边疆社会稳定。

注释:

①国内在哲学上对边界意识进行研究的权威学者是贺来，他首先提出“边界意识”、“现代”、“元意识”，并以此为指导，重新思考和寻求“人的解放”的内涵与现实途径，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创新。可参阅: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中缅边境当地少数民族的边界与领地意识及影响问题研究”课题组田野纪事，网络访问地址: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64－action－viewspace－itemid－12958.

［1］(日)塚田诚之.中国广西壮族与越南民族的交流［G］//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21.

［2］陈学礼.中缅边境人口流动的人类学分析——以西盟县大马散为例［G］//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张 实.跨境民族间经济文化互动研究——对云南省德宏州三台山乡德昂族的田野调查［G］//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204－221.

［4］(日)长谷川清.宗教互动与地域性的再构成——德宏地区的佛教社会［G］//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36－69.

［5］谌彦辉.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J］.凤凰周刊，2007(19).

［6］高志英.“藏彝走廊”西端中缅北界傈傈族历史文化变迁研究——兼论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G］//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变化动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53－168.

［7］周 雷.点击边境“垮国互动”［J］.暸望，2007(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