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士，又称纵横家，是战国时期随着血与火的烽烟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特殊群体，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陈述利弊，出谋划策，他们对整个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和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张仪。

一、《史记》《战国策》文本中的张仪

《史记》张仪事迹主要集中于本传《张仪列传第十》，此外还见于《秦本纪第五》《楚世家第十》《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苏秦列传第九》《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共九篇。

《战国策》张仪事迹主要见于秦策一《张仪说秦王》《张仪欲假借秦兵以救魏》《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张仪之残樗里疾》《张仪欲以汉中与楚》《楚攻魏张仪谓秦王》《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陈轸去楚之秦》；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秦策三《秦攻韩围陉》；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齐王》；齐策二《张仪事秦惠王》《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而不胜》；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张仪相秦》；楚策二《楚怀王拘张仪》《楚王将出张子》；楚策三《楚王逐张仪于魏》《张仪之楚》《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张仪逐惠施于魏》《陈轸去楚之魏》；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张仪恶陈轸于魏王》《张仪欲穷陈轸》《张仪走之魏》《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张仪以秦相魏》《张仪欲并相秦魏》《魏王将相张仪》《楚许魏六城》；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张仪谓齐王》《郑彊之走张仪于秦》；燕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涉及七国，共三十九篇[1]。

二、《史记》《战国策》张仪形象比较

关于《史记》和《战国策》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班固《汉书》认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2]韩兆琦先生也认为司马迁在写这些战国人物时，大量录用《战国策》原文，并提到“司马迁在运用《战国策》的材料时，也作过许多加工，从而使他笔下的这些战国人物的传记，具有了司马迁的独特色彩。”[3]本文赞同这一观点。然而，无论《史记》与《战国策》究竟孰先孰后，《史记》蕴含着司马迁鲜明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这一点毋庸置疑。张仪作为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身上蕴含着战国时期特有的文化内涵，而《史记》中的张仪又潜藏着司马迁的思想内涵。通过文本深入探究《史记》《战国策》呈现的张仪形象的差异性，是了解司马迁著史观、审美观，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本文对这一差异性的探讨主要通过梳理《史记》中可见，但未见于《战国策》的部分。

（一）张仪被诬盗璧遭毒打

楚相亡璧，张仪被诬陷而遭毒打的这段经历，《史记·张仪列传》如是记载：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战国时期的用人制度给人颇有“英雄不问出身”的感觉，身为草根阶层的张仪，虽出身贫寒但也有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然而楚相及其门人以其“贫”而怀疑并诬陷毒打他，这样不幸的遭遇使张仪受到身心的双重伤害。司马迁描述张仪的态度用了“不服”二字，由此可以看出张仪性格中的不屈和坚韧，而受到妻子嘲笑后的自我嘲解说“（舌在）足矣”，则体现出他为了实现理想抱负的隐忍，这与司马迁自己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仪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人，他相秦后立即向楚国发檄文：“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这也是在《战国策》中没有记载的。虽然遍体鳞伤，深受屈辱，但他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带着被冤枉的耻辱去秦国游说，为相后发表檄文表达自己的愤恨，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张仪受苏秦激将法入秦

张仪投奔苏秦，希望能够得到故友的赏识，不料反遭苏秦冷言拒绝，一怒之下赴秦谋求事业。司马迁不惜大量笔墨记载这件事情的经过，关于苏秦的良苦用心，《史记》这样写道：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关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历代学者也是众说纷纭，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后，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张仪和苏秦并不是同一时代对峙的双方。根据《战国纵横家书》记载，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比张仪晚死26年，因此张仪在秦国当宰相时，苏秦还只是一个未登上政坛的年轻人。钱穆先生就认为：“《史记》误谓在张仪前有苏秦合纵，并谓苏秦合纵以赵为盟主……孟子仅言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以两人更迭为秦、梁二国相。”因此他认为公孙衍和张仪才是当时实力旗鼓相当的对峙双方。

先不论这段史实真实与否，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窥见司马迁对于张仪的态度。张仪当上秦国客卿之后明白了苏秦的真实用意，立即对苏秦及其舍人表现出感激之情，并慨叹：“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张仪并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反而在得知苏秦之死的第一时间就决定要为秦破纵连横，借苏秦已死的事实先后成功游说楚、韩、齐、赵、燕各国，为后来秦国的大一统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司马迁在最后评价他说：“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倾危之士”肯定了张仪诡谲的谋略和雄辩的口才，关于对张仪才华的肯定，《史记·李斯列传》也有记载：“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司马迁对人的品节的推崇，他对战国策士阴险狡诈、不讲诚信、不择手段的行为始终不予赞同。不仅仅是张仪，对其他策士如苏秦、甘罗等人的评价也是如此。

（三）张仪为群臣排挤的情节安排

《战国策》大量记载了张仪在朝中为利益争斗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情节。为了突破理想与现实间的障碍争得名利，张仪先后在秦王面前诬陷陈轸，以至于陈轸最后不得不“去秦而之楚”，张仪还逐惠施于魏，残樗里疾于秦王，此外与他有利益之争的人还有甘茂、公孙显、公孙衍、郑彊等等。因此关于群臣的排挤，《战国策》关于武王即位后的描述和之前没有太大差异，只是点明左右排挤张仪的事实：“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未已，齐让又至。”

而《史记》则是将笔墨集中于张仪对外游说各国的智慧与谋略，特别是他能够将各国关系了然于胸，善于揣摩君王的心思，能够游刃有余地维持或者打破国与国之间平衡的能力。而对于他在朝中的尔虞我诈，只是在秦武王即位后有这样的寥寥数语：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这一句笔墨虽少，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司马迁先以“日夜”二字表现出群臣排挤的严重程度，又以“张仪惧诛”表现张仪的心理，三言两语就刻画出张仪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的张仪形象与《战国策》有很大不同，他以小说式的笔法，在保留张仪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删去大量尔虞我诈的繁杂材料，加入楚相亡璧被诬陷并复仇、受到苏秦激将法入秦以及受到群臣排挤后精妙的心理描写等等，其情节安排使得张仪的经历更加具有传奇色彩，也使张仪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并暗藏着著作者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为读者揭示了张仪许多行为背后的因果关系，使他的许多做法都能从报恩抱怨或报仇中找到答案——张仪在秦国为相后发布檄文，是报楚相亡壁遭诬陷之仇；张仪借苏秦之死先后游说诸国却并未报苏秦暗助之恩等等，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史记》中血肉丰满的张仪比起《战国策》中仅作为策士这一单薄身份的张仪更加立体和生动。

三、《史记》《战国策》张仪形象差异原因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著述《史记·张仪列传》的过程是将《战国策》中的相关文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并加以润色，在吸收的基础上作了很多改造。因此《史记》和《战国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刘熙载曾云：“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4]司马迁在战国史料的整理过程中，一方面运用自己的著史观对材料进行甄别和剪裁，另一方面又能融入自己的精神气质，使历史在保留真实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升华。正如梁启超所言：“‘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现实，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5]

（一）忍辱奋斗的人生信念

司马迁笔下的张仪，依然保留了《战国策》中那些策士追名逐利的特点，但不同的是他们还拥有百折不挠的正能量：经历困厄而坚强不屈，忍辱奋斗。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言：“司马迁的忍辱奋斗，是教人猛醒，促人奋进的一曲嘹亮的前进号角。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难免要栽些跟头，受些挫折。当我们遇到这种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向前看不到一点光亮时，我们就要冷静，就要想到司马迁‘忍辱奋斗’的哲学了。”[6]有才气、有志向的人，困境是激发他们奋勇前进的最强动力。司马迁初任太史令时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和抱负，想要辅佐明君实现理想，然而李陵之祸让他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和耻辱，在后来隐忍苟活的日子里发愤著书就成为他最强烈的动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记》中张仪受诬的情节会有大量的笔墨铺排。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张仪的复仇情绪正是司马迁想要与统治阶级的黑暗和命运的不公作斗争的决心的投射。

（二）利义并重的价值理念

司马迁笔下的张仪有恐惧，有不如意，有复仇情绪。《史记》中精彩的心理刻画，表现出这些策士叱咤风云的另一面——作为普通人的存在。司马迁并不反对追求物质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他肯定了追求财富这种人所共有的本性。但在传记中他对张仪追名逐利的这种价值观轻描淡写，转而着力肯定他在困厄中不消沉的奋发图强的努力，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以张仪为代表的战国策士使尽骗术、诈术，轻视仁义道德的色彩，虽然他对张仪的整体评价并不高，说他擅长权变之术，与苏秦同为“倾危之士”，但他并没有对张仪的追名逐利一味进行强烈批判，而是对他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进行了谴责，这就表现出司马迁利义并重的价值观。司马迁同情苏秦而否定张仪，也正是因为张仪抛弃信义操守的所作所为——他凭借苏秦死后对苏秦的诋毁来实现为秦国破纵连横的意图。这种利义并重的价值理念造就了《史记》策士列传鲜明的艺术特征：一方面司马迁对策士追名逐利的行为予以理解，另一方面又对策士为追逐利益不择手段的不道德行为予以批判。

（三）爱才爱奇的审美追求

《史记》是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安书》）的著述，一方面他通过策士列传来展现战国时期波谲云诡的历史，同时又将《战国策》中的材料以兼容并包的理念整合到他的框架之中，对人物的行为作了新的评价，从而表达出鲜明的思想个性。这一特点还具体地表现为司马迁的爱才爱奇。李长之先生曾经说过：“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7]《史记》囊括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异事，他们有的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叱咤风云，有的凭借智勇双全之身功勋卓著，有游侠，有刺客，有滑稽，这一点在描写策士方面，集中表现为他对策士奇言与奇谋的欣赏。司马迁在策士的说辞上保留了《战国策》纵横捭阖、辩丽横肆的风格，体现出战国策士极具战略眼光、通晓局势、陈说利弊的一面，正是由于他的爱奇爱才，决定了他在内容选取和艺术表现上的生动与独特。许多在《战国策》中平淡无奇的情节在司马迁笔下被渲染得极具戏剧性，因而增加了无穷的艺术魅力。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确道出了司马迁在史材处理及艺术创造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他对于张仪形象的塑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从某种程度来讲，和其他策士一样，张仪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不免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他们从始至终都在书写一个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虽然最后张仪凭借自己的智慧得以安度晚年，但他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显然并非心甘情愿，这种悲剧性也是贯穿《史记》的一种情感基调。然而另一方面，以张仪为代表的这些战国策士，他们胸怀壮志，面对困厄依然奋斗不止，把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以最热烈的方式证明着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存在，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而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忍辱奋斗，他的积极进取，正是《史记》带给我们的正能量之源。

[1](西汉)刘向.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7.

[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4](清)刘熙载.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38.

[5]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北京:清华丛书周刊本,36.37.

[6]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154.

[7]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92.

[8]韩兆琦.《史记》讲座[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