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良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1920年，中国新诗界陆续出现了《俩妇女》（吴芳吉）、《敲冰》（刘半农）、《十五娘》（玄庐）等一批以叙事为表达策略的白话诗歌文本，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的正式诞生。在经典性文学选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诗话”部分，朱自清先生曾说，“《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1]。作为一位严谨的诗论家，朱自清先生敢于对一种新生的诗歌样态予以命名，必定是因为他体察到了《十五娘》本身所具有的新文学特质，这是判定其区别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本质所在。理性梳理这些文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品格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和传达策略的现代性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中国现代叙事诗在主题、题材、立意、精神诉求等层面所彰显的现代意味，后者是指中国现代叙事诗在语体、修辞、意象、技巧等层面所展示的现代色彩。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价值取向作一简要考察，通过对各阶段典型叙事诗文本的读解与阐释，以期在厘定中国现代叙事诗价值取向的现代质素的同时，能深度揭示其流变与发展的轨迹。

任何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如果说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课题是“启蒙”与“救亡”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同样是在“启蒙”与“救亡”的话语空间和文化格局内生成、建构乃至完成的。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而来的中国现代叙事诗，必然会在价值取向方面表现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统一性和同构性。自1920年诞生直至4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叙事诗相继走过了自己的草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但凡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关注过的现代命题，有如“人”的“发现”、“国民性”的改造、反封建、反压迫、反帝、反侵略、阶级启蒙、革命、抗战、解放、民族国家想象与拯救等，皆不同程度地反映于现代叙事诗的文本世界里。此处，笔者将从女性解放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改造两大典型主题切入，借以一窥中国现代叙事诗价值取向的现代性与尖端性。

一、指涉女性解放的中国现代叙事诗

女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学关于“人”的“发现”、“启蒙”与“改造”主体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语境内，这一任务又显得尤为迫切。两千多年来，在男尊女卑思想的统摄下，女性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她们的不幸命运从没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虽也有少量关注女性悲剧命运的篇章，但受限于作家自身的思想认知，他们只能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对女性表达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可能真正从体制层面触及或揭示女性悲剧的根源。与之不同，在五四新文化的开放格局内处身与运作的现代作家，因为拥有东西方文化视野，能够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精神高度去看取并审视中国女性解放这一社会问题，并将其纳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现代人权范畴内予以观照，从而在完成反封建反礼教任务的同时，实际也在完成人的现代性改造的使命。

在20年代草创期中国现代叙事诗里，直接或间接关注女性解放课题的经典作品有如玄庐的《十五娘》、朱湘的《王娇》等。《十五娘》描写佃农五十和妻子十五娘的悲凉故事，诗作如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军阀混战背景下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权遭到剥夺的残酷社会现实。如果说这只是造成十五娘苦难命运的外在原因，那么待丈夫五十命丧天涯之后，十五娘方才陷入了人生绝望的深渊。千百年来，对于男性的人身依附性，致使女性主体人格的长期缺失，一旦失却起支配作用的男子，她们根本无法独立面对和承担生活的种种问题，十五娘作为个体的悲剧性正在于此。文本暗示人们，要实现如同十五娘一样既是社会与时代悲剧又是自身命运悲剧的女性的解放，必须在打破禁锢女性人格发展与完善的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切实加强主体的文化启蒙与精神改造，即既要为女性获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而创造外部条件，又要从思想意识上使其真正觉醒，以便拥有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作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山之作，《十五娘》在女性解放的价值层面竟能达到如此深刻的水准，着实难能可贵。与《十五娘》直接取材现实的做法相异，《王娇》和《帷幔》的写作素材则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和神异色彩，这可能与朱湘、冯至两位浪漫诗人的诗思特点有关。《王娇》一诗取材中国民间话本小说《王娇鸾百年长恨》，朱湘用现代诗思将其铺展成一曲散发着浓郁民族风情的生命绝唱。在谈到《王娇》的传统性时，沈从文先生曾指出，这是作者“在传奇故事的题材上，用一枝清秀明朗的笔，写成美丽的故事诗……采用的也全是那稍古旧时代所习惯的文字，这个试验是尤其需要勇敢与才情的”[2]。尽管题材相对老套，但朱湘的高明之处，正如学者普利华已经指出的那样，乃在于他能“以宏大的篇幅将只有一个间架的故事，敷衍出情节曲折紧张，细节生动入微，人物形象鲜明传神的长篇叙事诗”[3]。而就女性解放的视角着眼，《王娇》一诗毕竟融注着现代诗人朱湘的生命体验和文化认知。王娇敢于冲破礼教约束、热烈追求恋爱幸福和情感自由的行为以及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忠贞，都在表明觉醒个体的可贵与希望，这正是王娇主体形象的现代性所在。唯其如此，当周生背信弃义、王娇含恨而死时，作品的批判锋芒适才显得格外锐利，在直接批判喜新厌旧的周生这一表层所指之外，进而把握到造成王娇悲剧命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对腐朽的封建婚姻制度予以彻底地否定和批判。综观《十五娘》、《王娇》两部作品，不论是逆来顺受的“十五娘”，抑或人性已然初步觉醒且勇于反抗的“王娇”，其结果都导向了悲剧，虽如此，这两首叙事诗却几近一致地为我们揭示了制约女性解放的社会因素、体制因素和性格因素等。草创期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女性解放课题，正是在反封建、争自由、求平等、谋独立的价值空间内完成其现代性建构的。

伴随着中国现代叙事诗进入发展与成熟期，当“救亡”压倒了“启蒙”，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为主题的时代展现在叙事诗人面前，有关女性解放的价值诉求自此有了全新内涵，这意味着女性解放不再是一项孤立的课题，它需要融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洪流当中协同行进，如此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这期间，在中国现代叙事诗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指涉女性解放的优秀文本，且基本都为篇幅宏大的叙事长诗，如田间的《她也要杀人》《戎冠秀》、李冰的《赵巧儿》、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阮章竞的《漳河水》等。就其与草创期关注女性解放的叙事诗的内在关系来看，这些作品所着力描写的女性在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不再选择隐忍或者自我毁灭，而是选择了坚决地反抗，这意味着主体对于自我命运的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把握与承担，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创造，其结局必将导向完全意义的解放。王荣先生指出，中后期现代叙事诗总是将故事“置于社会革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历史性叙事之中，在强化及张扬作品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与传奇性艺术功能的同时……揭示劳苦大众的个人命运和整个阶级革命事业之间的血肉关系”[4]。故而，以《她也要杀人》《戎冠秀》《赵巧儿》《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等为代表的指涉女性解放价值诉求的作品，实际展现的是时代女性在波澜壮阔的社会解放运动中如何成长与进步并在参与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同时一步步完成自我解放的艰难历程。

田间的《她也要杀人》以抗战的全面爆发为背景，在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下，白娘儿子被杀，自身遭受凌辱，村子被毁坏，不断的精神创伤将她逼到绝望的境地和疯狂的边缘，但她终于打消了自杀的想法，举起了报仇的刀子。诗的主题正是在从白娘个人复仇到全民族复仇的扩张中得到全面深化的。然而，就白娘自身来说，她的复仇行为毕竟是盲目的，她虽然举起了刀子、喊出了杀人，但如同她只能在茫茫无边的旷野中盲目奔突一样，她的前途更多的是茫然。与之相比，田间后来在《戎冠秀》一诗中所塑造的女性戎冠秀要更加完善。《戎冠秀》是一首歌赞英雄的“子弟兵母亲”的叙事长诗，它截取主人公三十多个生活片段，几乎是全景式地描绘了戎冠秀的苦难遭际以及在对苦难命运抗争中的先进事迹，诸如“翻身”、“扶同志上悬崖”、“演剧”等，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位在旧社会遍尝了种种不幸的农村女性，如何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和革命斗争生活的磨砺中成长为时代新女性的过程，这是其超越“白娘”个人式复仇的本质所在。李冰《赵巧儿》的女性“赵巧儿”形象鲜明生动，这主要得益于作者以革命形势的变化为背景和要件，动态塑造人物的处理方法。农村土地改革以前，赵巧儿本是一位挣扎于苦难的底层妇女，“土改”一来，她通过积极参与“倾诉苦难”、“锄奸除霸”、“分配田地”等革命事件，使自己的思想意识、革命认知、精神境界都得到快速提高，最终成为能够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主体形象。在关乎女性解放的立意方面，《戎冠秀》与《赵巧儿》的价值在于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已然认识到自身命运与革命命运的内在关联，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正是革命的成功特别是所属阶级的彻底解放，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女性解放认知领域的重大跨越。

由上可知，以早期的《王娇》《帷幔》和中后期的《她也要杀人》《戎冠秀》《赵巧儿》为典范的中国现代叙事诗，在观照女性解放的问题上，连缀起的是一条从“王娇”自我毁灭式的消极反抗，到“白娘”个体式的盲目复仇，再到“戎冠秀”“赵巧儿”等要与自身所属阶级协同反抗的愈来愈富有希望的诗思路径和主体行动路径。无疑，这条发展路径不断进步的趋势是明显的。当然，女性解放的内涵是丰富的，如果说随同阶级解放而来的结果是女性对男性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从此她们获得人身自由，那么既建基于此又紧接而至且更为要紧也更为深刻的女性解放的任务，便是使女性真正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区的叙事诗人已经富有远见地开启了这项伟大探索，代表性作品为阮章竞的《漳河水》。《漳河水》以三条既平行又交叉的情节线展开三个女性的成长故事，分别塑造了荷荷、苓苓和紫金英三位女性主体形象。起初，她们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自从“三十年来了共产党”，三位女性由此而走上不断超越旧我的解放大道。荷荷觉悟最早，她不但与“半封建”离了婚还找到了如意的对象，此后，为了支援前方的军粮供应她领导姐妹们成立了生产小组。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中，荷荷悟出了“吃穿住行靠自己/妇女解放才能彻底”的全新道理，这正是她精神世界最为闪光之处，也是全诗在探索女性解放主题上的深刻之处。本着这样的觉悟，荷荷还主动帮助苓苓和紫金英努力争取幸福，为她们开拓崭新的人生局面。苓苓与紫金英的彻底解放特别是二老怪的终于悔过再次雄辩地证明，只有首先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对等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荷荷的主体形象是近乎完美的，即便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她也是风采独具的，表征着中国现代叙事诗书写女性解放所能达到的实际高度。

至此，玄庐在《十五娘》中所提及的女性解放课题，在40年代解放区的叙事诗文本里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在中国现代叙事诗为读者所留下的那条女性求取解放的漫长印辙里，既有泪水与悲剧，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激扬。这些作品一再地提示我们，只有首先实现所属阶级的解放与自由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只有女性首先在经济上实现独立才能继而在人格上实现独立。女性解放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现代叙事诗敏锐关注、及时跟进女性解放时代课题的做法，特别是对女性解放这一现代价值取向在认知、阐释与推进过程中不断超越的事实，最终奠定和发展了现代叙事诗的现代价值内涵。

二、关注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国现代叙事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随着晚清科举制的瓦解而走向历史前台的，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路径阻断之后，他们终于或被动或主动地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其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分裂与大整合，孔乙己一类旧式文人从此淡出历史舞台，而更多受惠于欧风美雨浸润的新式知识分子则快速生长起来，并逐渐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和历史的翻页人。由于不再依附统治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得以保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这正是其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标签；又由于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基因的层层渗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家国使命早已固化在自己的血液当中，纵使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欲报国而常常“无国可报”，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依然不忘职责，竭力要做社会先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是他们集体思想力量和行动力量的首次成功展示。

中国现代叙事诗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开始于“五四”时代，且以正面弘扬知识分子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闻一多的《李白之死》与《渔阳曲》为其首发之作。《李白之死》中的李白是一位心灵自由、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大赞其勇于反对压制与束缚、敢于羞辱权贵的潇洒凤仪；《渔阳曲》中的祢衡是一位敢于“客斥国贼，庭辱枭雄”的文人英雄，其蔑视权贵、内心洁白、志存高远、不随波逐流的主体形象与李白交相辉映，共同传达着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尤需保持内在坚守的思想意绪，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正如王荣先生所说，闻一多在两首诗中试图“揭示一种独立人格和献身理想个性主义精神的美学风范”[5]，而这明显又是同宣扬个性解放、倡导民主自由的五四时代精神相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揭开了一个崭新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先锋作用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示，然而好景不长，待到激情和热潮过去，人们发现所有那些原先困扰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非但没有在“五四”的狂飙中燃烧殆尽，反而以各种新的面目卷土重来，“五四”的反封建任务远未完成。面对“五四”落潮之后的惨烈社会现实，包括鲁迅在内的对时事极度敏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陷入了集体的精神“彷徨”，这从他们文艺作品所流露的忧郁、感伤、迷惘情绪足以得到体现。置身于“彷徨”语境内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人，其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同样感染了浓重的“感伤”气氛，白采的《羸疾者的爱》、王统照的《独行的歌者》、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等就是典型例证。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为读者叙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主人公羸疾者是一位曾经有过生命的勃发但终于孱弱了的青年，他始终认为“羸弱”是万恶之源，既然自己“体格”不健全，便只能选择自我毁灭。于是，他非但准备抛却尘俗，而且还断然拒绝了美丽女孩给予他的爱情。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来看，“五四”以后，一些生命意识已然觉醒的时代青年，面对沉默依旧的中国迅即掉入失望与迷茫的精神状态，他们从怀疑和否定自身开始，走向怀疑和否定既存的一切。据此，读者应当可以想见主人公心心念念的“羸弱”，与其说指涉其“体格”，毋宁说主要针对的是“精神”，意即自我精神的孱弱，这显然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时代的大起和大落之后所留下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缺口。与《羸疾者的爱》既相似又相异，王统照《独行的歌者》的主人公同样选择对现实人间的逃离，以期维护自己“圣洁”的魂灵，区别在于《独行的歌者》还凭空设置了“海之女”的超现实存在，并借助这一神秘力量在使已然失却生之信念的“独行的歌者”得以复生的同时，也揭示出逃避者的真正弱点，即“怯懦的魂灵”。当然，文本最终也没有为复生的“独行的歌者”指明路径。及至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文本已然走入纯美的艺术想象空间，在这座只有爱情和艺术的诗意殿堂里，读者已完全感受不到20年代中国的现实气息。冯至试图通过幻美的情感与艺术世界的建构，抚慰主体内心的创痛与失落，从而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纵然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达到了相当高的诗美境界，但对汲汲于探寻“彷徨”出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艺术幻境实在太缺乏现实指示价值。

受限于20年代中国现代叙事诗人的社会认知，他们实在无法为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提供切实可行的现实出路，故而导致草创期关注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代叙事诗整体情感基调的忧郁和感伤。待到中国现代文学进入第二个10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新的方向，知识分子主体形象突破忧郁与感伤围困才有了实际可能。发展期的中国现代叙事诗，直接逼视知识分子个体灵魂的作品减少了，与之相反，表现知识分子主动跃入革命洪流并成为集团一员的文本显著增多。目睹或经历了“五卅”、“四一二”、“七一五”等重大社会事件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普罗列塔利亚”、“左翼”等激进社会思潮的影响与感召下，特别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焦虑中，开始从“亭子间”走向“十字街头”、从个体“小我”走向民族和阶级“大我”、从逃避走向了反抗，知识分子这些卓越的转变都体现在发展期中国现代叙事诗里，体现了这一阶段叙事诗的不俗实绩。现代知识分子生命价值取向的社会化，在40年代的叙事诗文本中有了更为彻底的表现。当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成为全体有识之士的共识与诉求，特别是当叙事诗人融入社会历史进程的步伐明显加快，他们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对形势变迁的思想认知渐趋深刻、宽广，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叙事诗文本的时代内涵空前丰富，作品的现实启示意义显著提高。草创期那些知识青年抒一己悲欢的冷色调作品，已基本隐失于繁荣期的现代叙事诗集群里，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试图在汇入阶级主体与民族主体的过程中，确立全新的时代主体形象，故而其情绪基调是昂扬和奔进的。

此处，我们谨以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首著名叙事诗为例，来诠释现代知识分子如何正相回应时代发展主潮，并且作出符合历史变迁的深刻转变。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书写的是一部家族的苦难史与复仇史，上起“射虎者”曾祖父下至今天的“我”，将整整四代人的故事用“永远的仇恨”维系在一起。在曾祖和祖父们看来，纠缠他们的敌人是贫困，于是为了复仇，曾祖以弓箭向自然界的老虎讨生活，祖父以锄头和镰刀向土地要生存，然而拼尽他们一生，都没能战胜贫穷。父亲虽然没有执起“射虎者”的弓箭、父辈的锄头与镰刀，却一直要求我们“不能忘却”祖上留下的一份份写满仇恨的“遗嘱”。为更有效地“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那永远的仇恨”，我找出了被父亲遗弃多时的“破笔”，以期向“文字”求生活。然而，当我发现自己历经20年所写下的只是一曲“悲歌”的时候，继而又开始萌发新的困惑，“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力扬没有帮“我”回答这最后的疑问，而是将问题指向渺远的苍穹，指向了未来，更指向了万千读者。《射虎者及其家族》展现的虽然只是一部家族的苦难史与复仇史，但又何尝不是一部阶级甚至民族的苦难史和复仇史，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知识分子于风云变幻时代感知自身命运与前途的心灵史。循着这样的诗思路径，文本所蕴含的厚重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可以得到不断开拓。此外，就作品的创作年代而言，它暗示人们，现代知识分子选择个体搏斗与抗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完成历史所交付给他们的“复仇”使命的，故而，他们切实需要在反思既往教训的过程中探索“更好的复仇武器”，而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为现代知识分子指示了答案所在。

艾青的叙事诗《火把》似乎正是为着解答《射虎者及其家族》中那个最后的疑问而创作的，因为《火把》为射虎者子孙的“我”找到了“更好的复仇武器”。《火把》所关注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介入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过程中，使自己得到迅速成长与进步，进而完成主体生命二度创造的命题。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高亢兴奋的革命激情，知识青年对革命的向往、对群众伟大创造力量的赞美、对投身如火如荼的社会解放事业的强烈渴望，尤其是在融入革命洪流、参与群众运动时所体验到的生命获取重生的激动与快乐，都在表明现代知识分子唯有走出个人情感世界，弃绝个体反抗的方式，与革命大众相融合，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全民族的解放事业和进步事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艾青说过，“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他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6]。诗人本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艾青如此定位诗人、艺术品的杰出特性，反过来说明，他必定会按照自己所认定的伟大诗人的标准，去安排其笔下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前途，努力将他们塑造成为“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如此说来，《火把》一诗正是在表征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代言者”和“风尚记录者”两个向度上，照应并成功实践了艾青的诗学理想，从而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四”狂飙突进时期，最先觉醒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扮演过时代先锋的角色，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随着“五四”落潮而来的是知识分子悲观、失望、彷徨情绪的广泛蔓延，这既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也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尚未真正成熟。然而风起云涌的社会发展形势，又不允许知识分子长期在狭小的个人天地里逗留与徘徊。面对20年代接连不断的重大历史事件，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命运和前途，以便再度引领社会潮流，于是他们在大众的世界里感受到了集团的力量，并终于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的壮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而完成了主体生命的二度创造。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多变，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生长、进步乃至成熟的历程尤其显得艰难，其间的反复与曲折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现代叙事诗的代表性文本之内。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本就是一项现代意味极强的系统工程，而中国现代叙事诗对这一现代价值取向的及时关注与深度书写，遂使自己在此层面折射出至今仍在延续的现代光芒。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5.

[2]沈从文.论朱湘的诗[J].文学月刊，1933，（1）：26—31.

[3]普丽华.早期现代长篇叙事诗的民间情结[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2）：62—67.

[4]王荣.论40年代“解放区”叙事诗创作及其形式的“谣曲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8—33.

[5]王荣.认同与自觉：二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叙事诗[J].文学评论，1993，（5）：109—119.

[6]艾青.诗论·诗与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