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一、关于“跨越式发展”的概念分析与阐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越式发展已成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战略模式。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经历了20世纪长达百年的学习、模仿和马不停蹄的追赶，但结果并不是最初设想的“终于赶上或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是一次次地陷入“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一“现代化的魔咒”中，即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一次刚刚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就会发现后者早已悄然转换目标并设置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标准。而精疲力竭、喘息未定的“追赶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切从头再来。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和挫折之后，“跨越式发展”的理念逐渐取代了“循序渐进”或“按部就班”，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精神觉醒和发展共识。跨越式发展的要义在于，通过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念、战略框架和路径，使用超常规的策略、手段和战术，缩短和跨越通常认为必须经历的某些社会阶段，从而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目的。

在关于跨越式发展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争议，即某些社会阶段能不能真正跨越过去，或某些发展成本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付出。在理论渊源上，这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卡夫丁峡谷”，即东方是否能越过西方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十分复杂，不仅过去无法形成统一性的认识和判断，在未来也仍将如此。这是因为，诸如“是不是”或“能不能”等“非此即彼”一类的二元判断本身过于简单，不可能胜任解释、批判异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的理论任务，所以今天我们将这一类的问题先存而不论。换一种角度看，跨越式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量变的质变”，在这个意义上不难发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往往是其中最辉煌的篇章。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是不是”或“能不能”的问题转换为：在什么背景下可以跨越某些社会发展阶段，或者是，要实现某种跨越式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现实条件。正如阿基米德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支点，以集聚起全部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协调好各种必然性与偶然性，避开所有可能掉入的陷阱，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成本。也可以说，如果找到了这个支点，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如果找不到这个支点，所有的努力与追求则只能付诸流水。

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它对人类来说既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同时也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要想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关键不在于这个理念或模式本身，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认真研究影响其跨越某些具体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结合已有条件和发展机遇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制度和路径，从而达到缩短某些社会阶段乃至改变某种自然历史进程的根本性目的。而像这样具有“质变”性质的发展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理论可以改变现实、人类能够创造历史的感性证明和体现。

二、中原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战略重点

跨越式发展是中原崛起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一种“质的变革”或“层间飞跃”，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的河南，就只能是现代化进程中亦步亦趋、步人后尘的“小跟班”。但就当下而言，要想实现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不是“胸怀大志”或“壮怀激烈”，而是要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流与趋势“明察秋毫”和“见微知著”，以便找到支撑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支点”，并设计出符合自身需要和长远利益的最佳框架。

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主流趋势，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重点可初步明确为以下三方面。

（一）把文化发展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核心目标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挑战越来越严峻，全球有识之士提出的基本对策即以文化发展带动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创新。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均表明文化发展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文化强国”战略，明确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1]，则为此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治保障。中原经济区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一方面是农业人口巨大、自然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传统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具体到中原经济区建设，如果说前者提出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迫切性和严峻性，那么后者则意味着河南更有条件和能力在“文化强国”战略中有所作为。就此而言，应把文化发展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核心目标，其中特别需要规避的是再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子，使文化发展成为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道路的突出特色和优势。

（二）把文化城市作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和主导模式

城市化是中国尤其是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以交通拥堵、住房短缺、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等为基本特征的“城市病”，其次是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典型，对城市本身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的“城市文化病”。后者直接关涉到人在城市中生活的意义、价值和“愉快不愉快”，是比“城市病”更难治理和应对的当代城市综合征。但无论是“城市病”还是“城市文化病”，其根源都可追溯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这种以现代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旧城市化模式，不仅恶性损耗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严重败坏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传统和价值体系。正是基于对不可持续的“经济型城市化”的反省和觉悟，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战略。与之相应，“新型城镇化”也正式进入中原经济区规划和战略目标体系。文化城市是我国新型城市化首选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劳动者的主体生产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文化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代表着我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主流趋势。一方面，它突破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符合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它有助于解决道德滑坡、信用危机和不断恶化的都市精神生态等问题，符合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长远利益。由此可知，文化城市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先进发展模式。如果说“经济型城市化”是影响中原经济区城市化质量的主要原因，那么也可以说，文化城市将成为实现河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机制之一。就此而言，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城市发展，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文化城市建设同时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和需要，是中原经济区实施“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牛鼻子”。把文化城市作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模式，有助于彻底摒弃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旧城市化道路，不仅可为综合解决中原经济区建设各种矛盾与困境提供一把钥匙，也可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产生一种积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三）把文化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核心框架

首先，城市群是世界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从全球范围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的西方城市纷纷开始扬弃“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单体式”城市理念和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和多样性的交通体系为中心，在打破区域内城市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上缺乏联系和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群。“单体式”城市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内则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前者往往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后者则直接损害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建立良好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可以有效解决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区”在中国具有“准城市群”的特殊内涵，主要用来指称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内部交往不够发达和层级关系处于培养阶段的城市群。沿京广、陇海十字大通道分布的河南城市密集区之所以在国家战略中最终以“中原经济区”冠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从长远看，城市群的框架内容和发展目标更科学和丰富，特别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新型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那些发育较快、较好的“经济区”不仅会选择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会很快实至名归地进入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群系列中。中原经济区本身由河南下辖的九个地级市组成，目标是建成一个有着良好层级和分工体系的城市共同体，从跨越式发展的角度，应及早和更主动地按照城市群的形态与功能进行规划和建设。

其次，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城市群本身在形态和模式上也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逐渐向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演化。如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集聚规模曾是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指标，但随着城市病在城市群内的不断蔓延和升级，如疏解中心城市过度集聚的城市要素和功能、对城市进行有机规划、根据城市生活的特点进行“集聚”或“疏散”规划等，则不同程度显示出城市群从“经济型”向“文化型”、从“物本”向“人本”的转变，这也是接受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刻教训。虽然表面上看直接的经济利益是影响我国城市群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一切政治与经济矛盾在最深层必然都涉及文化领域。以长三角为例，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的长三角城市群愿景之所以一直是纸上谈兵，深层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解决城市间矛盾与纠葛的文化交流与心理认同机制[2]。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中原经济区应定位于建设以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资源再生为主要生产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以自然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文化城市群。这是单体意义上的文化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也是我国未来区域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和理想模式。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既跨越了西方传统的“单体式”城市发展模式，也跨越了当下十分普遍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跨越式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具备自主设置游戏规则的权力和维系其良性运转的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悲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刚刚适应了某些游戏规则，或者说刚刚能够运用这些规则开始为自身服务时，却突然发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升级和全面更新，而自己只能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此而言，文化城市群正处于探索和建立规则的时期，在有“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之称、“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战乱时期是必争之地，许多史实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作用”[3]的中原地区，应把文化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目标。

三、以中原文化城市群为框架推进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0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原经济区纳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原经济区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原经济区的批准设立，进一步密切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市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联系，为区域一体化进程集聚起量大质优的人口、资金、文化等资源，同时唤醒和提振了河南人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识和信心，为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战略契机和良好氛围。一方面，从西方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看，城市群的发展要有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一般也要经历三五十年的磨合和培育过程。在世界政治形势动荡、经济不安全因素增多和风险加大的当下，要想缩短城市群的建设周期必然面临更多的困难。另一方面，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主要指标的城市群正日益陷入城市病的困境中，而文化城市群作为一种新理念和新模式还处在探索和试验中，同时在中原经济区的硬实力并不足够强大的当下，要想真正跨越“西方经济型城市群”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人们在为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欢呼雀跃的同时，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足够的耐心并做好长期煎熬的准备。

中原文化城市群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和探索工程，既需要有一大批足以胜任这一光荣艰巨使命的“新型河南人”，也需要有明确的战略主题和系统化的层级战略目标。

从“新型河南人”的角度看，在当下最重要的是观念变革和文化自觉，这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和伟大创造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中，它能有效避免重蹈“穿新鞋走老路”或“换汤不换药”的覆辙。

在观念变革和文化自觉中，当下最重要、最具有基础意义的是“城市启蒙”。

首先，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且具有众多的农业人口，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的陌生和不适应，人们一般很难切实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更有甚者，稍有波动，人们还会经常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人在现实中的“不守城市规则”的行为和在精神心理上对城市的“愤青情结”。但这不仅不可能改变人类进入城市时代的现实，相反只会由于拒绝进入人的“城市版本”而蒙受更大的损失。在城市中固然存在着很多令人痛苦和纠结的矛盾冲突，但同时也只有城市才能为当代人提供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说，“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是当代河南人最痛苦、艰难的生存写照和真实状态。要想在城市化背景下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乡土河南”的“城市启蒙运动”。其确切含义可以表述为：努力在城市中“长知识——以发育自身更深刻的理性机能；炼意志——以激活生命的更崇高的意志品质；更深情——以重建主体更优美的情感机能，直至在大都市的生活激流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质量及其最终结果，关键就在于能否培养出一大批新型的河南城市人。

其次，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城市化的最新规律、特点与趋势。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4]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在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村地区无需再重复农村—乡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可以大都市为模仿对象、借助大都市提供的硬件与软件资源迅速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就是跨越了“城市化阶段”而直接融入了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在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在政策和体制上的通道已经敞开，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选择有效的战略手段，迅速集聚起实现这个传统农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和顺应都市化进程的规律与要求，克服由于属于农业地区、发展相对不足、长期被边缘化而形成的“自视甚小”或“上不了台面”的心态和思路。就此而言，不是一般的城市化，而是与世界同步的都市化进程，才是中原崛起真正面临的“卡夫丁峡谷”。可以预言，河南跨越城市化阶段、融入都市化进程的时间越短，就越有利于在下一轮的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从战略层级目标看，最重要的是以“文化城市群”为中心，设置出系统化、功能互补、阶段性鲜明的层级目标体系，以强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和“折腾”。

一是立足于都市文化建设引领中原传统文化复兴。中原大地是富藏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精神的富矿，与当代城市既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又有深层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当代都市文化不仅深刻地介入全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同时作为一种文化霸权也直接决定着世界范围内各区域文化的兴衰和沉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不平等文化现实，以及要勇于把心爱的“中原文化”纳入这个“当代炼狱”的根源。中原文化只有被纳入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并获得现实的新生。另一方面，以商业化、欲望化、娱乐化为基本特征的都市文化，在全面“覆盖”世界各地的区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导致了以“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为基本特征的“罗马化”[5]问题，这就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提供了战略契机。就此而言，认真研究和治理中原文化和都市文化业已形成的恶性生态关系，探索中原文化在都市化背景下的当代发展方式，有助于克制消费意识形态的膨胀及奢侈生活方式的泛滥，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的恶性损耗与非理性利用，维护城市发展的长远与根本利益，使中原经济区顺利跨越西方城市在文化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

二是以文化城市建设推动河南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城市的本质在于，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人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很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并没有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包括河南在内的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在人类发展的文化自觉和当代城市走出现实困境的双重推动下，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同样走过了一条从沉溺于GDP 和“经济增长”到注重“宜居”“生态”“艺术”的文化转型之路。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厦门提出建设“艺术之城”，天津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等[6]。以文化城市为理念和模式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建设，可避免东部很多城市先建“经济中心”再提“文化中心”，“先工业化，再去工业化”，以及中西部地区一面高谈阔论“跨越式发展”、一面争做“东部产业转移区”的自相矛盾和反复“折腾”。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城市应成为中原经济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是以文化城市群引领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发展。如果说文化城市是河南城市的个体性定位，那么中原经济区的整体目标则应是中原文化城市群。城市群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着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深刻教训是，由于不注重城市区域内的层级分工和协调发展，城市群一体化程度低和同质化严重的后遗症日益凸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虽然长三角在经济和城市硬件上不仅走在了国内前列，而且甚至可与一些世界级城市群相媲美，但由于其首位城市上海以“四个中心”为城市发展战略，这就直接导致了长三角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同时也使长三角日益演进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这中间的问题很多，而且积重难返。至今看来，长三角与西方城市群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主要是落后在文化软实力上。就长三角是中国城市群的一面镜子而言，这也是中国城市群在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相比，中原经济区发展经济的压力更大，因而也最容易重蹈“经济型城市群”的覆辙。就此而言，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式发展主要有两层内涵：首先是必须充分和认真研究长三角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导致“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的深层原因，不再走“经济型城市群”的区域发展道路；其次是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优势，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型城市群发展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和综合性矛盾。

只有跨越式的目标框架，才可能带来真正的跨越式发展。未来的中原经济区，不仅应该是经济高度繁荣的城市化区域，同时也更应该是可以提供美好生活的文化城市群。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假设，也是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最高境界。

[1]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2011-10-18.

[2]刘士林.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J].学术研究，2010，（7）：89—95.

[3]徐光春.一部河南史 半部中国史——河南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N].光明日报，2009-11-09（05）.

[4]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N].学术月刊，2006，（12）：5—12.

[5][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29.

[6]刘士林，等.城市科学理论建构与中国都市化进程[J].南通大学学报，2013，（2）：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