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王星 图_王星

新的起源
——“教科书”由来

文_王星 图_王星

常常熟视无睹，其实一无所知。提到“教科书”，多数人会觉得它由来已久，但实际上“教科书”三个字舶来并没有多长的历史。

消失在历史中的书影

1932年，在上海，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多达51万册，其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叫“东方图书馆”。她的善本部又被称为“涵芬楼”，它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创始人张元济用来专门珍藏古籍善本的，而这些善本中包含了商务印书馆为编写教科书而专门收集的各类课本。我们知道，商务印书馆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创办人张元济不仅搜罗了大量古籍以供参考，同时还致力于各类教科书的收集和整理，以资编辑借鉴、使用。故而，东方图书馆存有中国大量蒙学时代的课本，同时还收集了当时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各类新式教科书。

1932年1月29日，日机轰鸣而来，在上海上空盘旋许久，炸弹如雨而下集中投往一地。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说过，烧毁闸北的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则难恢复。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人的阴谋中，大火三日而全毁，上海几十里上空纸灰蔽日。原本独立造于印书馆一旁的“涵芬楼”能够幸免于难，但是在2月1日，见没有达到目的，一部分日本浪人偷偷潜入未被炸毁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烧毁了一切。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全的教科书收藏付与一炬，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教科书研究实物的断裂，也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了偏差。

还算幸运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馆藏书籍书目——《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这个书目中收录了清末以来大量的教学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其中“文学部读本类女学之属”有一种书籍名为《女学堂教科讲读启蒙》，该书出版于清康熙壬辰年（1712）九月，著者为蓝鼎元，全套有6册。该书书名中有“教科”二字，虽然与“教科书”三字有所区别，却是目前所见有“教科”二字最早的书籍了。著名出版家汪家熔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提及此书，同时他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出现。可惜的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毁于日本侵略的战火，笔者追索至今，未能够见到该书。

关于“第一”的争论

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编者张相文曾著文说：“教科书之名词现已普行于学界，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个说法还有文献资料呼应。民国23年（1934年）5月由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纂，上海开明书店发行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录：

王星_

北京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在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洋公学外院成立，课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等，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自编蒙学课本三编，铅印本，形式不佳，此外又有笔算教科书一种，董瑞椿译物算教科书一种，张相文编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二种。

乍看起来，这些教科书都是在1897年编写的。两相印证，张相文的说法被不少学者采信。但是，张相文到南洋公学任教已经是1899年的事情了，这个时间显然无法被联系起来。另外这三种书籍正式刊印的时间并不像毕苑等教科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出版于1900年之前。根据笔者查证，具体如下：

显然，上面的出版时间表和实物都可以明确证明张相文的说法有误，目前不少专家的结论也存在误差。那么，最早的“教科书”究竟是哪册呢？毕苑在其著作中又指出，“晚清时期思想家、毕生致力于教育改良事业的钟天纬曾编有《字义教科书》，钟天纬生于1840年，卒于1900年，也就是说，《字义教科书》的编写时间当在1900年之前。”如果，张相文的教科书出版于1900年之后，那么，《字义教科书》显然有可能成为“第一”的实物。

可是历史总是和我们开玩笑。

根据实物证实，钟天纬确曾于光绪24年（1898年）编写过一套书籍，书名总称《读书乐》（又名《蒙学镜》、《教授心法》），分字义、歌谣、语言、故事、智慧、格言、女鉴、经余、格致、史略、文粹、词章等12卷（册）。查遍该套书，未见有“教科书”字样在书籍上出现。只有第一卷，书口题名为“字义”。显然，这个说法是按照人们对第一卷《字义》的口头俗称而导致的讹误，其实应该写成“《字义》教科书”。这个“第一”的推论再次成为错误。

排除以上两个说法，不得不接受目前学术界普遍采信的说法，“教科书”三字来源于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学堂教科书委员会”（又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对这个说法追根溯源，竟然也来源于《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一文：

清同治光绪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三年（1877）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学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考。

在这一段话里面，当时的课本均已经被称为“教科书”，更为重要的是，教士们组织的机构也被直接称为“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而实际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正式成立的机构英文名为“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正式的对外中文名为“益智书会”，这是为学界所公知，且在当时出版物版权页上直接标明的。后来这个机构还曾多次改名，1890年该委员会又改名为“中华教育会”，1905年又改称为“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次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这些名称都与“教科书”三字无关。“学堂教科书委员会”或者“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是在民国后，有了确切将“text book”翻译成“教科书”的惯例之后才有的翻译方法。显然，《教科书之发刊概况》是民国中期，以当时的术语口吻进行创作的，发生这样的错误也情有可原。

目前可见的历史真相

对于中国近代基础教育来说，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的成立具有特殊意义。它的成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扣，这是中国教育巨变的阶段。1897年11月出版的《时务报》第47册刊载了《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其中说“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在这个时候，“教科书”三字并没有出现在文献中，对学校适用的课本称呼也非常笼统。

而到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却提及了“教科之书”是西洋学校教学的一大优点；同年，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中介绍了日本各种小学校“教科所用图书”和中学校“教科书”；同年末，该杂志刊登夏谐复的文章，其中写道：“教科者，教育之标目；教科图书者，教育之材料”。也就是到1901年初，“教科之书”或者是“教科图书”这样的词汇已经出现在了正式的官方文件中。

1900年前后，显然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学界对“教科书”的表述转变之快，可见一斑。结合1901年这一年，有大量直接以“教科书”命名的教学用书出版，可以说“教科书”一词，就在19、20世纪之交的两三年中，一下子进入到中国的语言文化中，但是要考证清中国最早使用“教科书”这三个字的书籍，没有具体实物，殊为不易。

新式教育在中国是舶来品，我们去看日本的历史，显然，“教科书”三字比中国出现的时间要早很多。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教科书”三字应该是当时留日学生引入中国的词汇，其来源于日本的语汇，至于中国的“第一”，只能等待教科书实物的出现来正本清源了。

为什么出现“教科书”

根据上文的说法，“教科书”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新词汇，在此前，在中国人的汉语文献表达中，大致有“学堂功课之书”、“课业之书”、“课程之书”、“授读之书”、“读本”、“教材”、“课本”等，都差不多表达同一语义。既然我们的语系中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同义词，为什么还要引入“教科书”这个词汇呢？

从上文夏谐复的理解角度来说，教科书应该是“教育之材料”，其前提是有“教育之标目”。什么是“教育之标目”，简单来说就是要有明确的分类，具备学科分类。所以具有学科特性是教科书区别于普通课本的一大特点。由于“教科书”与新式学校教学有关，这些书籍的编排也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必须按照课程设置，尽可能按照课堂授课的时限（即课时），将内容人为编排成“课”（章、节、框、类等），其内容编排是根据教学需要而有意识进行过处理加工的。

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了百年，时至今日，究竟什么是“教科书”，其定义还说不清。《辞海·教育心理分册》称教科书“也叫‘课本’，……指按照教学大纲编选的教学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称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从这两个权威解释来看，教科书主要是指那些用于教学的用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宽泛角度理解，“教科书”与“课本”概念是相近的，只要是用于教学即可，专指按照一定目的、形式编排出版的，在师生教学生活中使用的书籍。但从狭义角度理解，“教科书”是具备学科特性的“课本”，其前提是要有“教学大纲”，这样传统蒙学课本就无法纳入“教科书”的概念中去。也就是说，“教科书”是指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兴起以来，那些按照具体学科课程标准要求编写，专用于分科教学的课本。“教科书”应该是新式教育分科化之后的事情，只有有了新式学堂，实施新式教育，我们才真正拥有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