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明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周伟明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儒学 经世致用 理论重建 儒学普及

一

2012年5月19日上午9时，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如期举行。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孟学会、四川大学及台湾大学联合主办，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儒学研究中心承办。参加本次“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的代表有：以孙政为代表团团长的中华孔孟学会的专家、学者10余位，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专家、学者20余位。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助理曹凤泉主持开幕式，孙震、王中江、舒大刚、张植珊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经世致用”，认同儒学价值范畴在当今形势下的合理性，意识到复兴儒学、理论重建与儒学普及的紧迫性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会议上，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就两岸的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以及推行儒学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充分的双向交流和热烈的分组研讨。通过这次交流，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增进了了解，统一了认识，加强了使命感，在儒学理论建构、儒学普及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措施。会议为期两天，于20日下午6时许圆满闭幕。

本次会议上，孙震的论文报告《传统儒学与现代成长》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利与弊。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追求利润为动因，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社会全体利益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伴随着科技进步，并引发了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从而导致了现代经济成长，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祉；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危机，如伦理危机、资源危机、气候危机。论文最后呼吁，人类应当节制自己的欲望，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而儒学中就有节制私欲、利他、和谐的思想因素。

舒大刚在其论文报告《乱世情怀：魏晋南北朝的孝悌提倡》一文中揭示了魏晋南北朝乱世时期孝悌观念不但没有淡薄，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在论文的结尾处他写道：“孝悌之思和《孝经》传授，犹如明灭摇曳的风中之烛，照亮了乱世的夜空，也温暖着淡漠的人心，为维系不绝如缕的人间善道贡献出力量。”张植珊在《儒家忧患哲学的普世价值——兼论忧患教育的现代意义》一文中通过考察儒家忧患意识的起源及其涵义的演变，认为忧患意识是儒家学说的精华之一，肯定了其普适性，分析了忧患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他指出，现代社会为一多元化社会，其特征是互补与依赖共存，冲突与融合同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失衡，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为此他呼吁“吾人实必须在紧要关头被唤醒……方能为廿一世纪带来光明”。作者最后倡议以忧患教育作为育才的核心思想。董金裕则在《台湾高级中学〈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及教材编辑方式的演变与检讨》一文中介绍了台湾方面推行儒学的基本情况与经验教训。此外，与会代表分别就“儒学的社会关怀与经世致用思想”、“历史上一些名儒的政治实践及经验教训”、“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经世致用的现代涵义”及“儒学思想精华对于当今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社会、国际关系的启示”五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

二

从上述议题来看，本次研讨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强调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忧患意识，主题鲜明，突出表达了当代学人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的强烈意愿与政治诉求。第二，探讨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王道精神，分析了儒家的孝道与生态伦理思想，指出了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及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借鉴意义。第三，对当今儒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及儒学普及的现状有一定的介绍，分析了当今儒学普及工作存在的缺陷与障碍，提出了相应的方案与措施。

笔者注意到，本次会议偏重于阐明儒学价值观念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对于如何推广和普及儒学这一问题，本次会议并未达成建设性的方案。由于上个世纪文化运动屡次兴起，其对儒学的多次批判已经使儒家思想成为了“迂腐”、“封建残余”的代名词，儒学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成为了某些学者笔下的游魂（郑家栋.“魂不附体”与当代儒学的定位[J].求是学刊,2001,(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又使西方的价值观汹涌而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已经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与我们渐行渐远，仁义道德、礼仪典章已经被人们所抛弃和遗忘。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两次冲击之后，儒学的被边缘化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还在坚持自己的信仰之外，儒学理论研究仅仅局限于少数高校、研究所和个别的书院等机构。

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认为，儒学普及应当从自身做起，从小做起，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儒学经典教育进驻中小学课堂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的现状。但有学者指出，由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存在差异，儿童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水平低下，以学校教育、经典教育来加强中小学生的道德认知教育似乎违背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有时候反而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加强对学生的儒学思想理论教育似乎并不可取。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通过示范教育来纠正儿童的道德行为，逐渐培育他们的道德情操，提高其道德认知水平，树立道德观念，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然而礼仪废弃、宪章沦落已达百年之久，现今以什么作为示范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第二，儒学教育制度化必然会触及现行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合互补研究，论证儒家价值观念与民主、自由、科学之间的不矛盾性。笔者认为，儒学与民主、自由、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相反，儒学很多的价值观念、思想学说可以孕育滋生出民主、自由、科学等观念。如张载将“知”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这实际上与科学并不矛盾；儒学中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可以成为建设现代民主的积极因素；儒学强调“周而不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实际上是主张人格独立、意志自由，不附从权威，与现代自由主义也不矛盾。所以，关键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开放度如何，以及儒学理论重建之后本身的时代针对性怎样。

三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要普及儒学，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思考为什么要普及儒学？这实际上是论证儒学价值的现实合理性问题。由于西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泛滥，已经对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儒家思想中有许多价值范畴可以起到补偏救弊的效用。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专家、学者所论证，此不赘述。

第二，必须思考复兴什么样的儒学？为此要求理论重构必须要有时代针对性。笔者认为，当今时代的总体特点是，物质生产力已经比较发达，但是，道德总体水平下滑，物欲横流、欺世盗名、追名逐利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名利最大化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名不副实。苏辙《老子解》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1]。当今时代，世不衰而道已微，法网愈密而犯禁者愈众。其因何在？曰：道德沦丧，人心浇薄。故一方面必须以道德批判为武器，直指人心，正之不已，然后道德总体水平才能提高。故“心学”的复兴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礼教文明的极端否定，礼乐制度被人们所抛弃和遗忘，社会进入了又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行为失范的现象所在皆有。然究其失范的根由，是因为无规范可以遵循。故此要求必须重建儒家的礼乐文明，并让大众经常习行践履之，如此方能使人际交往规范有序，社会秩序趋于和谐。故“礼乐文明”的复兴必不可少。但尤其要注意礼乐文明的批判性研究，即对传统礼乐文明持批判的态度，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有选择性地予以扬弃。儒家学说中包含着丰富的“礼乐教化”理论，可以作为当今时代重建礼乐文明的借鉴。

首先，儒家思想中指出了法治的缺陷与德治、礼治的必要性。《论语·为政》：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靠行政手段与法律制裁，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人的内心私欲之膨胀，故必须内主之以德，外主之以礼。德礼、政刑相辅为用，缺一不可。儒家非常重视礼治，在孔子思想中，礼是个人在社会立足的根本。孟子论述了礼仪在人际交往中的积极作用，他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因此，内存之以爱，外敬之以礼，方能达到人际交往规范有序、社会和谐安定。荀子非常重视“礼”，认为礼仪是处世、接物、论道的先决条件，具有优先地位。《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宋代陈旸论述了礼乐、政刑之间的关系，认为四者各有所用，兼而用之则王道备。他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记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3]。

其次，儒家分析了礼治缺失的严重后果，认为礼乐不兴，则民众行为失范，行为失范就有可能时时处处触犯禁忌，导致淫刑滥罚。当今时代之所以法网愈密而犯禁者愈众，根本原因在于道德教育与礼仪典章的缺失。人们内而私欲膨胀，外而无礼制对之加以克制，故人人是其所是、各行其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不已。荀子明确指出，“国家无礼则不宁”。孟子甚至把礼治与国之存亡紧密相联，认为不行礼治，国亡无日，反对“不教而诛”。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触义之所禁，小人触刑，愚人罹于密网也，此亡国之政。”[4]

最后，儒家探讨了道、德、仁、义、礼、乐的关系，阐明了礼治的本质，礼、乐的时代特点和礼乐的不同功能。如西汉严遵认为道德优于仁义，仁义优于礼乐，后五者统统以道为本体。他在《道德指归论》中说道：“是故帝王根本，道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义次之，义失而礼次之，礼失而乱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体，而世主之所长短也。故所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5]在礼乐与仁义的关系上，礼乐又以仁义为根本。如果既能“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又能“著仁义之妙用于礼乐”，“使天下之民，皆尊其尊，皆亲其亲，而辞逊于天高地下之中，则人纪之修，焕然有伦，彛伦之叙，截然不紊……非所谓无声之乐耶？”[6]

笔者认为，欲普及儒学，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建儒家的礼乐文明，以使大众有礼可循，动不逾矩。否则，儒学还只是局限于书斋、课堂，坐而论道，与生活脱节，社会风气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儒学普及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必须培养一大批儒学理论素养高、个人道德修养高、社会地位高的儒者精英人物进入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展开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以辨伪去诬、激浊扬清，同时推行教化、肃清吏治，言传身教，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普遍读经、习礼的良好氛围，如此方能达到儒学在当前中国的普及。

[1](宋)苏辙.老子解.大道章第十八.

[2]孟子·离娄章句下.

[3](宋)陈旸.乐书(卷八十八).

[4]孟子·离娄章句上.

[5](汉)严遵.道德指归论(卷一).

[6](宋)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

[7]王淑琴.儒家思想社会化及其当今启示[J].理论探索,2012,(5):16.

周伟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研究生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