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璐

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纺织运动

徐璐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了妇女纺织运动，在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解决边区物资匮乏的同时，还为边区妇女解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她们在劳动生产中实现了自我价值，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 妇女 纺织运动

抗战期间，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边区的物资供应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在武汉失守以后，边区与国民党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费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棉花等都禁运边区。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交恶后，边区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一、妇纺运动的必要性

边区人民普遍没有吃的，就是有吃的都是：“白蒿、红根、榆钱子、苦苦菜等等之类；九区现在十家有九家没粮吃，部分群众面孔极其憔悴，有十数日不见米者，饿的两腿发酸，眼发黑。”[1](P45)逃荒搬家者比比皆是。由于对敌贸易经常处在被动中，即使与其交易，也不能等价，吃亏很大，所换之货，质量很差。“因为买不到棉花，曾穿过一年羊毛装的衣服和被子，所谓‘白天一身毛，晚上一嘴毛’气味很臭。”[1](P42)当时有些地方米价比战前涨了300多倍，在布贵粮贱的地方，一家农户每年的穿衣所需比吃粮往往要多一倍。而且贫困农户的负担更大。根据1943年延安市西区一乡调查，富农田二鸿家每人每年平均穿小布四丈，布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十，中农朱维川家每人每年平均穿小布三丈，布匹支出占总开支的百分之三十四，贫农则占百分之五十四[2](P387)。

另外，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变化激烈，常年发生旱、雹、水、冻、虫等灾害。在1942和1943年间，情况尤为严重。1942年，延安遭遇了洪水，川口、姚店、青化三区的大半川地都被淹没了。将玉米、高粱、麻子和黑豆、蔬菜、瓜果、谷子等秋禾都卷进河心，连根也不见了[1](P295)。关中在1943年因霜灾虫灾，损失麦苗十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亩。像关中的新正县因虫吃麦根，死麦一千二百八十八亩，少收麦二百五十七石斗。淳耀县共减收七千九百廿五石七斗。陇东分区由于两次大雪使得华池县损失达90%，合水、庆阳、环县损失达70%[1](P313)。为了应对国民党实施的严重封锁，减少灾害对边区经济的影响，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要求边区人民要从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要更加保障抗战军队的长期供给，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纺织生产作为大生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很快被推广开来。

二、妇纺运动的具体措施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倡导，要为全面自给老百姓、军队及公务人员25万匹大布而斗争。中央妇委也提出了妇女运动的新方针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特别着重于纺织业。边区妇联遵照中央和中央妇委的决定精神，在全边区范围内实行了“突破一点，推动全面，选择据点，组织核心，劝纺教织”的纺织生产措施。

1.成立纺织合作社。民间的纺织业，基本上是分散的家庭小生产。有些家庭自己纺织自己穿卖；有些家庭向合作社或织布社领花纺纱挣工钱，但大多数的纺织属于前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纺织生产往往因资本有限，市场范围小，而出现布匹滞销或不能继续进行生产。为解决这一难题，各区的纺织合作社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合作社的规模大小不一，组织形式各异。像绥德市刘桂英的合作社规模较小，集合了六个穷苦农民纺织户，用自己工资做本钱，解决了原料和工具问题，两名织布，三个纺纱，一个倒线，统一领导，两个月织布97匹，挣边币45万元。淳耀县陈家楼子行政村长领导的合作社规模较大，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统一调剂供销。社员逐渐由50人发展到150人，股金由33万元扩大到133万元，全村实现了布匹自给有余[3](P149)。

2.利用各种形式传授纺织技术。像延川县合作社派专业人员携带手拉机下乡，给群众传授技术。首先教纺织英雄学会使用手拉机织布，接着又教会了六名妇女，然后将机子卖给她们[3](P149)。通过这种办法推动了妇纺运动的发展，而且改良了工具，提高了纺织技术，进一步增加纺纱织布的产量。再一种是民教民的织布，让有纺织经验的妇女将技术教给其他人，使得更多的妇女比较容易地掌握纺织技术，主动参加到纺织生产中来。安塞县郭家峁有一名干部家属，动员了八名妇女，增添了四架织机，在两名积极分子的努力下，使该村的纺织业坚持下来。仅1946年全村共纺织棉纱、毛线100余斤，织布150多丈[3](P150)。让妇女干部带头纺织，然后下乡宣传建立据点引导纺织也是边区纺织生产的一大特色。建设厅和边区妇联在1945年春开办了短期纺织培训班，招收了18名女干部，主要学习纺织技术和组织领导方法。训练结业后，将学员分配到志丹、安塞等地建立纺织据点，两个月教会织妇10余名[3](P150)。

3.塑立纺织能手展开纺织竞赛。在边区的纺织生产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有杰出贡献的女劳模，她们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帮助其他妇女发展纺织。绥德县小刘家沟的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该地方的妇女长期不从事纺织，刘桂英就先将三户生活苦难的妇女组织起来参加纺织生产。在她的帮助下，三家的生活都有了改善。然后以这三家为榜样，挨家挨户去宣传。“纺线能赚棉花能挣钱，只要参加纺线就能有吃有喝并有零用钱。”[3](P143)于是，不少妇女参与到其中。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刘桂英将纺妇分为三个小组，自己担任主任指导她们领花交线，领纺车，传授纺织技术。1944年，她领导的绥德市一区纺妇小组在开展的纺织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1944年1月9日的《解放日报》予以特别介绍。在纺织英雄的带动下，边区开展了织布纺纱竞赛，纺妇们纷纷向劳模提出挑战。绥德市葭县的模范工冯桂英向马杏儿提出挑战，她纺花六十斤，织土布二十疋，做十双鞋子[4]。

4.劳动力和资金的保障。妇女是纺织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调动她们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在纺织生产开展之初，有部分妇女是有抵触情绪的，认为“太笨学不会”，“没工夫”，“纺几根线能赚几个钱”；还有一些男同志不愿让自己的婆姨出去工作，“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岂不倒霉。”[3](P118)当地的纺织合作社就先鼓励积极分子参加，取得成绩后予以表扬，实行奖励机制，从而争取更多的妇女参加到纺织生产中来。延安市的南区合作社通过这一办法取得了成功。教一部分愿意学习纺织技术的婆姨，并给予她们优惠政策。纺妇们领花、领车、交线子手续便利；纺妇们买布打折扣，比市价低三分之一；合作社规定一月内能纺五斤线者，工资照发外，奖大块毛巾一条。南区合作社本着“不怕赔钱，只要老百姓能赚钱”的原则，纺织运动蓬勃发展起来[3](P118)。小家庭中的纺织生产则采用竞争机制。安塞东沟郝起荣家有四个妇女纺织。以前由郝母亲管理生产，平均分配布匹，结果三个儿媳都觉得自己劳动的多，得到的少，生产不积极。后来，郝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实行多劳多得政策，结果大家都抢着纺织[2](P405)。在资金方面政府通过发放民间贷款为纺织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从1942年发放纺织贷款255万元到1945年的6900万元，边区的妇纺运动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逐渐走上正轨。此外，政府规定贸易机关作为领导骨干，要指导合作社和私商更好地掌握花、纱和布的市场，合理调剂，更好地解决纺织的销路问题。

三、妇纺运动的影响

1.纺织生产开展以来，边区群众的穿衣自给得到了最大保障。除此之外，她们还用余下的织品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人民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边区1939年约有2万妇女参加纺纱，8000妇女参加织布，年产土布约3.5万匹，到1946年则增加到16万余妇女参加纺纱，近7万人参加织布，年产土布约11万匹，解决了全边区军民需用布匹的1/3。”[3](P148)具体以南区合作社为例，该区妇纺人数在1941年是7人，1943年达到了815人，1941年纺花是150斤，到1943年则翻了40多倍。延安市的常英兰，一天纺线半斤，并鼓励全家一起参加到生产中去。“以前没吃的，没住的，一家老小七口人每月只吃小米一斗半，吃得简直就是水。现在每月全家吃着六斗米，年节还要吃肉，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5]她利用卖掉的布匹还清了债款，还给家里增添了新家具，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另外，边区的纺妇在纺织生产过程中自觉参加到拥军运动中去，除自织自穿、赚取生活必需品外，还免费为前线战士织衣缝袜。纺织女英雄刘桂英组织纺妇为军队捐袜100双，义务制作衬衫100套。延安市一个有29户人的小庄子，妇女们用4天时间做了32双军鞋。还有一些妇女将自己纺线所挣的钱捐出来支援前线的战士[3](P137)。

2.妇纺运动唤醒了妇女的自主意识，在生产中社会地位提高。边区建立之初，陕北一带有“打到的婆姨揉到的面”，“儿凭爷娘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的说法，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的，她们往往被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话语权。边区成立之后，推行了促进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要求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生产，不仅能为抗战的早日胜利献一份力，而且也为自身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共在“四三决定”中提出：“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她们参加生产和上前线打仗的战士是同样光荣的，而妇女的解放亦须从经济富裕和经济独立中着手。”[3](P123)志丹县朱丕玉的妻子除参加农业劳动外，还积极学习纺织技术，她在群众中的威信特别高，人们都说：“朱丕玉只会种庄稼，你看她的婆姨又能上山，又能纺织，本领可大呢！”[6]由于许多家庭中的女性都参与了纺织运动，大家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都从事劳动生产，互相交流经验，从而减少了婆媳、妯娌之间的摩擦，绝大多数家庭变得和睦，边区出现了新气象，有“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之说。李来成是襄垣下贤头人，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在生产中各人都怕自己多出力。因此虽然家里劳动力充足，但依然很困难。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就向他提意见：最好订生产计划。最后决定大媳妇每月织布二斤，全年二十四斤，一月弹花十斤，纳鞋底一双。二媳妇因有小孩，每月织布一斤半，全年十八斤。三媳妇每月织布二斤，全年二十四斤。男人在田间劳作，全家一块儿参加生产，日子过得舒服起来。李来成老两口说：“五十多岁了，没见过这事，这两个月心情真痛快。”[7]总之，边区的妇女纺织运动使得经济建设很快步入正轨，为边区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妇女的自身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她们从家庭走入社会至关重要的一步。

[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人民生活.陕西省档案馆,1981.

[2]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内部资料).1985.

[3]陕甘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1987.

[4]葭县两模范工属向马杏儿挑战.解放日报,1943 -4-18.

[5]常英兰全家纺毛.解放日报,1943-7-4.

[6]志丹纺妇逐渐发展 从点到面由积极分子去推动 半年来人数增加一倍以上.解放日报,1943-6-2.

[7]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解放日报,1944-8-9.

徐 璐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陈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