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海，周国平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65)

今天，很轻易便可获得加密软件用于保护数据，这些软件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许多执法机构都无法对其破解。警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要想绕开被告的密码以对其计算机执行搜查，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严重阻碍。当技术可行时，执法人员可运用这些技术访问加密的数据。例如，当密码只有几个字符的长度时，计算机可以尝试依次运用每个可能的字母或数字组合对密码进行破译，直到获得正确的密码。但是，一旦技术不可行，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进行就可能构成严重阻碍。如在2011年发生的Common wealth v.Hurst一案中〔1〕Regina Medina:Educator Accused of Sexting Teen，Phila.Inquirer，Sep.25，2010.［2012-07-25］.http://articles.philly.com/2010-09-25/news/24977846.，受害者主张被告向其发送了色情短信并向检察机关提交了自己的手机作为证据。被告辩称自己的手机遭受病毒感染，导致了短信的发送。为从表面上表示自己的诚实，被告向检察机关提交了自己的手机，但手机已受到加密。被告明确表示，他不愿向检察机关提供手机密码，并打算把案件拖入审判程序。然而，当一名合作的证人披露密码后，被告最终决定接受诉辩交易。

Hurst案的结果显示了在这类案件中加密数据的重要性。警方从Hurst手机中获取的不良文本短信是反驳他的有力证据。然而，它们的证据价值，从某些方面说，是边缘化的:当警方无法破译手机密码时，是否还能获取这些不良文本短信?事实上，Hurst案是因被告认罪而得出判决，从某种程度上，这些价值边缘化的证据，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特定案件中，解密数据行为本身就能够决定审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