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亮

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一些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设置国学课程，个别地方还开办“读经学校”。更有甚者，有些学校，要求全体师生都穿着古装上学，戴着颇似大清帝国的圆帽子。据媒体介绍，去年成都九月一日那天，天气酷热，三十度左右，某校小学生们穿着汉服，汗流浃背，集体朗诵《三字经》。

这真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对此情景，窦文涛说：“一位国学研究专家写文章，说这叫国学虚火上升。”作家王蒙则说：“我看比虚火上升还得难听一点，有点儿走火入魔了。”

国学中，凝聚了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确有不少伟大的思想、哲理与科学，应该学习并光大。但从实际看，国学中也有不少糟粕。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譬如说许多人十分推崇的《弟子规》吧。该书确有不少精华，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是教育孩子要孝顺；“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这是教育孩子珍惜光阴；又如“凡出言，信为先，作与妄，奚可焉”，教育人讲诚信，不要欺诈骗人。类似的佳句的确不少。但也有糟粕。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意即父母丧后三年，应常怀念悲伤哭泣，这没错，但要戒绝酒肉就不合情理。“居处变”，意即夫妇不同居，就更荒唐了。又如“打闹场，绝勿近”，这话也值得商榷。假如看到一群人打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应当上前劝阻调解，如若见到坏人欺负殴打老人妇女小孩，我们应该见义勇为才对，怎么能“绝勿近”呢？又如“勿厌故，勿喜新”，如针对老友（或旧的好事物）不厌弃是对的，但不能将其与喜欢新友（或新的好事物）对立起来。喜欢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社会才能进步。又如“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意即发现了别人的短处，千万不要揭发出来，发现了别人的隐私，绝对不要去说破。此言差矣！对不良的风气，对坏人坏事，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敢于揭发检举，让他们无藏身之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一味“莫揭”，“你好我好大家好”，正气能弘扬、邪气能刹住吗？又如“扬人恶，即是恶”，这话逻辑就有问题。

《三字经》里头，好的东西不少，但也有与科学教学相悖的地方。如“头悬梁，锥刺股，勤有功，戏无益”。“勤有功”是对的，但“戏无益”则十分片面。儿童玩游戏能提高学习效率，早已成为教师、家长及学生的共识，怎能说“戏无益”呢？而被古人奉为圭臬的《增广贤文》糟粕就更多了。如“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来寻死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这不是赤裸裸地教人虚伪，宣扬宿命论等封建货色吗？

还有人大肆吹捧《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荒诞处甚多，如《恣蚊饱血》：“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其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还有“一孝”更加令人毛骨怵然。该“孝”这样写道：“汉代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于是决定活埋三岁之子。（见《郭巨埋儿》）

鲁迅先生说：“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这些“以不情为伦纪”（不讲人情人性的伦理纲常），“实在是把肉麻当有趣”，“教坏了后人”。（见《鲁迅全集》第2卷《二十四孝图》）

一般认为，儒学是国学的重要部分。因此有人提出要以儒学做我们的精神支柱。这又走偏了。儒学有很多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应该发扬，但又有许多封建文化的东西。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三纲五常”之类。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帝王掺进了许多封建专制的东西，统治者不断将孔子神化，使之成了皇权文化的代表。因此，近代社会，要打倒封建主义，解放思想，就必然要向儒学开火。如辛亥革命“马前卒”邹容就把儒学说成“忠君”的“伪学”。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五四”文化革命旗手更是举起“打倒孔家店”大旗，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最坚持儒学、精通儒学的是贾政，而贾政不仅当不好官还治不好家，他本人还是个“假正经”（红学家周汝昌语）。鲁迅的经典小说《祝福》中的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就是一个满口“理学”实则心狠血冷的人物。北大教授李零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虚火”与“走火入魔”总是应该警惕。

“读书无禁区”，但对懵懂无知的少年儿童来说，教他们辨别是金还是沙，是玉还是石，是蛋白质、维他命还是“三聚氰胺”、地沟油，可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