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修版室里，脚步声显得格外刺耳。修版师傅并未抬眼，提笔缓缓落下，笔墨纹理清晰可见，顿笔之处，留下了一片厚重的凝结。

一旁的李东方小声解释：“干这个活儿，必须要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一走神就不行了。”

这种百分百专注、以至于忘我的状态，李东方有着切身的体会。

1984年，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访问中国。参观完敦煌壁画后，深受震撼的他提出，要帮助中国来复制敦煌壁画。当时还在国家文物局上班的李东方在报纸上看见了这则消息，“禁不住同事一起哄”，就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写了一封信。“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也是干复制的，这事干嘛还要让外国人来干啊！”

没想到，一个月以后，她收到了段文杰的回信：“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来吧！”“结果他们全闪了，把我一个人搁那儿了。可都已经‘惹祸了，没办法，那就去吧。”

当时，李东方只是一个22岁的小丫头。“敦煌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已经记不清流了多少次泪。在敦煌的日子，很苦。想家的时候，只能蒙着被子大哭。茫茫戈壁上，就连洗澡也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敦煌研究院的食堂天天做酸辣西葫芦，没有一点油水。”李东方说自己落下了“心理阴影”，“现在一听见酸辣西葫芦就头大！”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半年后，第一次成功复制莫高窟112窟反弹琵琶图的情景，“专家们拿到这幅画的时候，都快跳起来了！都说这是迄今为止复制得最逼真的！”看见大家兴奋不已的神色，李东方这才觉得，“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再次去到敦煌，已是1996年。李东方和冯今轶都辞去了工作，决心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莫高窟壁画复制项目。

“最初我们是因为国家的项目才开始做壁画复制，慢慢地，‘个人行为的色彩越来越浓。每年，我们都会有半年的时间呆在北京，给博物馆干活，赚了钱再带回敦煌，补贴那边的各种工作开销。”冯今轶说。

但他们一直很快乐，“如果能多‘抢出一块壁画，就能多给后世子孙留下一点东西。想到这个，什么苦都没有了。”

如今，敦煌的壁画复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有些东西，已经伴随近三十年的悠长时光，深深地嵌到了骨子里。“刚回北京的时候，我俩连马路都不会过了。觉得整个城市都很喧嚣，不习惯。只要天气一暖和，我脑子里还老是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敦煌研究院食堂的那仨台阶。”冯今轶笑着说。

回到北京后，两个默契合作多年的工作搭档也常一起琢磨：“如果我们俩都不再干珂罗版复制，是不是就没人会干了？如果不办公司，不作市场化运营，没有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又怎么延续传承下去呢？”

“说实话，我们是搞技术的，在公司运营上可能会差一点。”冯今轶这样感叹：“但我们相信，经济热潮过后的十到十五年，一定是文化热潮。我们很有幸，赶上了这个潮头。”

对于李东方和冯今轶来说，还有下一个需要全情投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梦依旧，光阴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