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辽宁师范大学 俄语系， 辽宁 大连 116029)

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新概念形态

张 晶

(辽宁师范大学 俄语系， 辽宁 大连 116029)

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有别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它的创作主流反映当今俄罗斯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化价值取向的移位，反映着俄罗斯民众在特定时期下所产生的痛思历史伤疤的反乌托邦意识、家园衰败中寻找精神寄托的宗教情节以及以消极态度对待生活的及时行乐的幸福观等新概念形态。

反乌托邦意识；宗教；幸福观

20世纪末俄罗斯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先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接着前苏联解体，叶利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休克疗法”流产，普京接管总统大印。在这种特定的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多元化的态势，俄罗斯文学也随之朝多极化方向发展。许多新老作家开始以新的审美视角、审美标准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段来审视俄罗斯社会。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有别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特点之一在于它的创作主流反映当今俄罗斯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化价值取向的移位。急剧的政治经济变革、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冲击着人的精神世界，质疑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人们迷惑、反思、消沉，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正是反映着俄罗斯民众在特定时期下所产生的痛思历史伤疤的反乌托邦意识、家园衰败中寻找精神寄托的宗教情节以及以消极态度对待生活的及时行乐的幸福观等新概念形态。

一 反乌托邦意识

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意识小说。在一些反乌托邦意识的作品里，作家关注的是科学进步、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后果；关注的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创伤以及对历史伤疤的痛思。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中也不乏俄罗斯民众的反乌托邦意识的流露。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改革没有让俄罗斯人民看到希望，反而把苏联拖入内战、饥寒和相互仇视，最终完全解体。叶利钦上台后，实行体制转轨制度。叶氏企图以“休克疗法”来治愈昔日强国的伤疤。然而事实证明，俄罗斯不但没有痊愈，反而陷入了更深重的灾难之中：社会生产大幅度滑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上的失业队伍日益庞大起来。在政治生活领域，权钱勾结，黑社会猖獗，官场腐败，丑闻不断。由甘雨泽主编的“俄罗斯最新反犯罪小说系列”——《超级斗士》《毒枭将军》《殊死较量》《特级间谍》和《邪恶克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鲜活画面，揭露了俄罗斯社会转轨时期的社会阴暗面。在列昂诺夫的《讨厌的警察》中，位于市郊的政府别墅竟成了黑社会的巢穴，党政要员眨眼间变成了黑手党的老大。他们道貌岸然地坐在“公仆”的位置上，巧取豪夺，鲸吞国家资产，走私毒品，滥杀无辜。

另外，两次车臣战争也使俄罗斯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车臣战争成了持久战，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一切引起了俄国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在巴拉巴绍夫的长篇小说《教母》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车臣战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伤害有多重。塔季杨娜的独生子瓦涅其卡应征入伍，被派往车臣“维持宪法秩序”。一次，俄军和车臣的炮兵对阵中，瓦涅其卡为了营救两名车臣妇女而不幸牺牲。“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车臣战争？”“让那些政客们自己去相互厮杀。干嘛拿我们的孩子当炮灰？……”

俄罗斯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十分严重。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致水土流失，资源短缺和生态的破坏；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的随意堆放等等都在威胁着俄罗斯民众的生存基础。拉斯普京的小说《火灾》中描写了西伯利亚的一个林区索斯诺夫卡小镇由于当局一味向大自然索取，长年对森林乱砍滥伐，造成人们生存的自然条件急剧恶化。

随着全球化日益高涨，后殖民主义也乘人之危地重创摇摆不定的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彻底抛弃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为俄罗斯只有彻底“西化”才能重新振兴。因此，他们宣布自己忠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并把“加入西方阵营”确定为俄罗斯的基本国策，把西方国家看作是俄罗斯的“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这种后殖民主义经济行为延误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俄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甚之又甚。作家马卡宁在1991年推出了一部反乌托邦意识小说《洞口》。小说将社会分成洞上和洞下两个部分。主人公克柳恰列夫为了买一把铁锹来到了洞下。这里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喝着咖啡，悠闲自得，尽情愉悦，这便是俄罗斯广大民众所期盼的幸福美满的家园生活。洞上商店的橱窗千疮百孔，柜台上见不到商品，大街上见不到人影，人们忙于挖洞躲起来以防不测。小说通过对地上现实世界与地下虚幻世界的强烈对比，揭示了世纪末俄罗斯人民的生存状态，使读者体味到俄罗斯民众在憧憬着改革的光明前程时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反乌托邦情感。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老作家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德米特里耶夫的《河湾》以及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等诸多作品中体味到广大人民对改革、现行制度、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浓烈的“反乌托邦”意识。作家也试图通过作品把俄罗斯民众从梦境中拉回到现实，使人们意识到并没有什么“奇妙的新世界”，柏拉图的理想之国。

二 追求现世幸福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有追求、有信仰的民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内核有所不同。19世纪革命“新人”要挣脱羁绊束缚，争取自由，向往追求新生活，新世界；到了20世纪，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面貌，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新政治并积极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更是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英雄主义捍卫家园。祖国和为祖国服务是他们最当之无愧的一种难得的幸福，他们将自己拥有的一切都贡献给了祖国。20世纪80代中期开始，俄罗斯重新处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状态时，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及时行乐，讲究享受，追赶时尚，以消极颓废的悲观情绪对待生活，对待社会。

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间土崩瓦解，俄罗斯民众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希望也随之破灭了，现实把他们抛到深渊，在黑暗中他们摸不到幸福生活了。随着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政策的实行，俄罗斯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一部分人钻体制转换的空子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组织黑社会进行走私、贩毒和绑架活动而成为富豪、超富豪。这些人物在俄罗斯被称为“新俄罗斯人”或“新贵”。他们腰缠万贯，热衷于敛钱和炫耀性消费而对发展经济缺乏热情。他们购名车，住豪华宾馆，逛名店，买名牌，享尽荣华富贵，有的甚至吸毒、贩毒、嫖娼。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却是空虚的，他们为了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而放弃人格，抛弃理想，胸无大志、处世庸俗。如在叶·波格丹诺夫的小说《赞助商》里某基金会主席加鲁索夫是一位从个体户起家的“当代英雄”，他有钱有势，财大气粗。他的人生格言就是“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吃得好！”再如，女作家弗·舍维亚科娃的一组短篇小说《非常有趣的风流韵事》《丈夫和妻子》《心想事成》《参观》《新乌兹别克女人》《1993年的灰姑娘》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新俄罗斯人”的速写画像，作者对“新俄罗斯人”做了辛辣的讽刺。他们有钱有势、财大气粗，吃得好、喝得好，玩得痛快是他们的人生格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他们的幸福观点。在《最大份额》《三号地带》和《新贵妇人》里，我们看到，这些俄罗斯“新贵”喝高级葡萄酒和白兰地，抽进口香烟和雪茄，乘“奔驰”“宝马”和“富豪”，女人们只用进口的巴黎化妆品。他们不仅在国内挥霍，而且在国外大肆享受疯狂消费。纽约、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哪里有奢侈享受，哪里就有俄罗斯“新贵”，连西方的富豪们也自叹不如。

与俄罗斯“新贵”一同出世的还有“百事”一代们。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信息化的普及和推广，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实行都对昔日的强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俄罗斯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后殖民主义”浪潮，后殖民主义理念在俄国实践的结果促成了俄国公众价值观念的强劲西化趋向……在实际生活或重要利益问题上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中心”与“边缘”的位移。新生一代不再喝克瓦斯，而是新潮的百事可乐。吃、喝、玩、乐，完全追求西方化。一些人挖空心思挤进出国大潮之中，梦想到西方淘金、镀金以此炫耀身价。更有一些年轻人，并不想靠努力工作、积极上进获得幸福，而是觉得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这一辈子就是幸福的了。在老作家克鲁平的《女人间的友谊》里，年轻貌美的娜塔莎给男友定的标准是要有大房子、有汽车、有钱，他绝对不能叫土气的“伊万”。维克多·佩列文于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百事”一代》。塔塔尔斯基原本是高尔基文学院的高才生，在苏联解体之后，纯文学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当起了售货员卖香烟。后来老同学帮他介绍了一份广告的工作，他开始投机取巧，专营牟利，腰包渐渐地鼓了起来，从此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过起了华而不实的飘飘然生活。

的的确确，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冲击下，新生一代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物质上讲究享受，精神上讲究刺激，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对政治漠不关心，贪图眼前的快乐，追求现世的幸福。西方文化对于俄罗斯本土的大举侵入和“殖民”致使传统俄罗斯文化和价值观的全面滑落。

三 宗教情节

俄罗斯民族是信仰宗教的，其宗教历史源远流长，俄罗斯社会的每一次沧桑巨变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历史的画卷翻到21世纪，彼岸世界的博爱又一次唤醒了俄罗斯人民，我们又一次体味到俄罗斯人民对宗教的独有情怀和独特的感悟。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即东正教)为国教，命令俄罗斯人接受洗礼。从这一年起，俄罗斯成了一个东正教民族，从而进入了基督教世界。俄罗斯是在“幼年”时被洗礼的，东正教信仰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面貌，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的基础，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都以东正教信仰为标准。这个民族的历史从此与东正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从苏联到俄罗斯，俄罗斯不仅要面对苏联解体及其后果的问题，而且要面临世界普遍遭遇的全球化问题，后殖民主义冲击着俄罗斯。面对现实，带着双头鹰徽章的俄罗斯究竟走向何方？俄罗斯民众对于世界和未来一时曾满怀希望，但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社会体制的激烈动荡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心理上深刻的矛盾、困惑、冲突和危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道德及价值观念被破坏了，但新的为全国人民所认同的民族思想尚未形成。人们在寻找出路，希望借助新的精神寄托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希望依靠某种力量支持俄国民众渡过各种危机。

“当现世的苦难达到极点，现实的希望完全破灭，所有实在的出路被堵死时，对生存与复兴途径的寻求自然会转向纯粹精神的领域……”东正教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着振兴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功能，人们在寻找一个全能的上帝，拯救堕落的人类和濒于毁灭的世界，希望“以精神信仰抵御技术时代的物质化、程序化和平面化等潮流”，希望借助上帝的力量来抵御后殖民主义通过物质文明和价值观念的中介入侵俄国，期待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把俄罗斯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使俄国人民免受灾难与痛苦。保佑他们现实生活顺利，对于生活在充满苦难、乐趣极少的俄罗斯而言，皈依宗教的体验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是精神的升华。

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犹如时代的一面镜子，照射出俄罗斯民众心灵苦闷的沉寂、精神世界的失调、内心情感的混乱和要求得到解脱的宗教神秘倾向。在其文学中，我们明显感到，宗教成了俄罗斯人民排解内心郁闷的良药、填补精神空虚的滋补品、迷失森林中的一束阳光。人们希望能搭上宗教这艘诺亚方舟，驶向理想幸福的彼岸。

耶稣的降临对于身处逆境、血脉里流淌着宗教意识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是最大的蔚藉和希望。俄罗斯著名作家艾特马托夫的《断头台》的发表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者在《断头台》中塑造了一个“现代耶稣”的形象，并为他取了一个很带有东正教文化色彩的名字——阿夫季。阿夫季充当了当代救世主的角色，“作者把阿夫季的救世理想当作当代基督教的神圣使命，想通过他的宗教探索，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阿夫季是一个耶稣式的人物，他就是人们心目中的上帝。

宗教是瓦尔拉莫夫作品经常的描写对象，如《沉没的方舟》《诞生》等等。《诞生》所描写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凡人小事——即生孩子，然而这些小事是在苏联解体和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动荡、纷乱不安的气氛中产生的。从怀孕伊时，胎儿的蠕动、生产一直到孩子生病，她无时无刻地为孩子求平安。她对圣母的信仰，对她的顶礼膜拜，是对儿子生命的信仰。这种信仰和信念拯救了他们，使他们度过了儿子早产的困难时期。“这种信仰和信念也将拯救由千百万个‘她’和‘他’组成的俄罗斯家庭，使他们度过漫长而痛苦的社会转型期。”“《诞生》中把宗教当成了许多弱小无助的普通人在失去旧有的社会政治信仰后赖以立身的精神支柱。这种变化是世纪末俄罗斯日益强劲的宗教热的反映。”

拉斯普京于1995年发表了《下葬》。母亲病逝本应按东正教的仪式为母亲下葬，然而，巴舒达穷得无力为母亲办理丧葬事宜，她对人生失去了希望。今后，该怎么办呢? 原来没有洗过礼的巴舒达顺路走进了一座教堂。“她第一次独自站在圣像下，吃力地举起一只手画十字……笨手笨脚地为自己请了几支蜡烛……两只是为了追悼阿克西尼亚和谢廖加这两位上帝奴仆之灵，另外一支是为拯救斯塔思的灵魂”。而在她的心中，早已为自己点燃了一支蜡烛，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年代里，在悲哀中她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了。

总之，俄罗斯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危机与信仰危机、思想意识的空虚和文化空虚导致了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意识责无旁贷地成为填补空虚、平定危机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形势的变化是无常的，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中的新概念形态终归有一天会变成昨日黄花，我们对俄罗斯的未来抱有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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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雪岚)

TheNewConceptualFormsofRussianLiteratureintheLate20thCentury

Zhang Jing

(Russian Depart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9，China)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nd the USSR literature in many respects. One of the different features lies in the main stream of writing, which shows the changes in the orthodox ideology and the deviation in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value. The late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new conceptual forms such as the anti-Utopianism derived from th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scars and the pessimistic religion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happiness resulted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homes in hope for spiritual consolation.

sense of anti-Utopianism；religion; Eudaemonia views

张晶，硕士，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

1672-6758(2013)01-0109-3

I109.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