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社科部，广东 广州 510665)

生态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

曾志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社科部，广东 广州 510665)

环境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压力下，资本主义试图调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构建一种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即生态资本主义，但它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困境和问题。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生态资本主义，对于我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资本主义；环境危机；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日趋严重，已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威胁，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并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在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协调资本的日益扩张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试图构建一种生态化的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和当今日益严峻的环境现实证明了，生态资本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如何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老路，吸取教训，尽量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现代化，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 生态资本主义的内涵

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自然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在现实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压力下，资本主义试图用生态化的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1.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2.污染者必须支付污染治理；3.价格必须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他们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政府和立法者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前整个自然被视为给资本的一份“礼物”，一个外部的、可资利用的范畴。而现在则逐渐被重新定义为资本的一个储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也相应地从过去的依靠某个外部范畴以实现积累和增长，转向依靠自身力量以实现自我管理和保存其资本主义本质的体系。”[1]

生态资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生态凯恩斯主义的有关主张中。生态凯恩斯主义者希望在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也能解决失业问题。但他们并不认为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够产生这种结果。例如，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希克尔(Rudolf Hickel)指出，“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要么以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形式，要么以生态税的形式，并不能提供—种切实方法来解决无节制的有毒废弃物堆积的老问题，这是所有发达工业社会的重大问题。生态凯恩斯主义认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国家行动。他们还主张进一步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认为那将吸收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国家必须通过自己的计划创造需求，来积极促进这一发展。

生态凯恩斯主义者比较喜欢的手段是生态指令，例如，规定限度、弹性收费、命令和禁令。他们也主张，通过为家庭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补贴以刺激它们发展对生态友好的技术。国家自己实施的项目所需的资金，应该来自新的税收、更高比率的现有税收和/或有利于生态项目的预算资金的再分配。

在资本主义主流环境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 dematerialization)的自然发展趋势将成为所有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非物质化的假设认为，资本主义正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会与通过利用能源向环境倾增长“脱钩”，减小每单位货币GDP增长的环境影响。所以，实际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加速非物质形态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之中”。

二 生态资本主义的困境

生态资本主义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出路视为给“地球定价”，但是本质上这几乎无异于把经济扩张主义与自然相提并论。这有可能避开两个核心问题：是否所有的环境成本都能实际内化到一种创造利润的经济环境之中，以及这种成本的内化如何说明在有限的生物圈内扩大经济规模的成效。只需想一想汽车—石油工业在内化社会和地球成本过程中我们的付出，及其这种付出给我们的城市、地球大气和人类生活质量带来的问题，内化外部成本的困难便昭然若揭。正像伟大的生态经济学家威廉·卡普曾经评论过的：“必须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尚未支付成本的经济。”要在私有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不可想象的。

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能源短缺面前，生态资本主义提倡“更多的发展”，条件是必须成为一种“充分考虑到环境的价值”的发展，以便实现一个在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更好的置换。这样，环境就被设想为能够被“估价”的东西(即使是以一种“附加”价值的形式)，就像在市场经济下其他事物也被赋予一个价值一样。依此，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被“内部化”，或者通过创造新的可赢利的“绿色”商业活动，或者通过国家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正确”行动。然而，除了无法把一个“客观的”价值强加到构成环境的绝大多数因素(因为它们牵扯到一个十分主观性的因素，即生活质量)这一事实，实际上，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蕴涵着将环境本身市场化。因此，这种方法不仅轻易地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从产生起，它就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土地相结合，并触发了生态破坏的过程，而且还推荐将市场化过程扩展到环境的其他构成部分(如空气、水等等)。因而，预测这个过程的后果并不困难：环境将被置于或者是主宰市场经济的经济精英们(如果它能够被分配一种实际的市场价值)，或者是国家(如果只有一个“附加”价值对于它是可能的)的控制之下。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能否遏制住生态破坏并不确定，但主宰环境的精英集团试图用“绿色”处方把对自然的控制持久化却是一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无法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自身所代表的价值观决定的。无论采用何种生态方法，生态资本主义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代表的价值观仍是“剥削、残酷竞争、崇拜财富、利润和贪婪的动机”，[2]这一个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一方面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物质欲望是以追求抽象的“物”——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对抽象的、一般的物质财富的追求，必然会诱发出拜金主义。物欲的膨胀会伤害人们的情感世界，扭曲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阻滞人们的精神交往与沟通，精神生产这片高尚的领地也会受到功利主义的污染。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勤俭还是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那么，随着牟利性的生产对消费的影响，必然会刺激起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造成消费主义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整个人类文明向物欲倾斜。20世纪，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使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功利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高雅文化被冷落，低俗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

生态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本质上仍然是以个体为轴心的，以刺激和鼓励个体自由追求实利为基本价值取向构建起来的价值理念体系。个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人，相对于人类的国家，相对于宇宙的人类，因而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实际上既是个人中心主义的(相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相对于人类而言)，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对于宇宙而言)。基于此，人类整体和自然界的权益就无法得以保障。这样，一味刺激和鼓励个体自由追求实体，就可能使人类整体和自然界成为无人保护的受害者。而且，实利的获得从根本上说就是财富的占有，而财富最终来源于并非其资源取之不尽的自然界，并且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总是无限的。这样，对实利的自由追求(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自由追求必然变成贪得无厌的无限追求)，加上人口的迅速膨胀，必然导致有限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乃至枯竭，必然导致为占有更多财富而引发的各种争斗乃至战争，从而必然导致人类整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人类个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要反思自身所代表的价值理念的缺陷，否则资本主义终将会把人类从辉煌中走向灭亡。

三 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而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更多机遇被不平等地分配，生物和社会的多样性被破坏。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是寄希望于回到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而是找到——在一个时期而不是某一时点——能够容纳更强大生产能力的经济制度。该制度同时满足公正、民主、可持续性的要求。这时我们才回过头来考虑效率的问题。

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的进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是取决于这些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放缓，而是取决于能否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什么力量能担当此任，而且恰恰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放任这种制度的自然发展，它将走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明确阐述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地步。

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中需要激进变革的地方没有多少进展，而潜在的危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加剧。这一点在当今生态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已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命运，并且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

依据一九八七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3]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形成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之所以造成了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这些危机，归根到底是这种文明的危机，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危机。因此，对这种发展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就成为形成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我们对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危险性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不及早地悬崖勒马，那么，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就将受到威胁。我们必须对根本观念有一个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反思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

人类能够通过科技知识的积累来达到掌控自然的这种观念最初是由弗兰西斯·培根在十七世纪早期提出的，这种观念激怒了培根时代的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界掌权人物，因此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被欧洲文明所广泛接纳。尽管“掌控自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该观念与资本主义相当契合，在经济生活中，首先在欧洲继而在全球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旧有的制度形式的胜利，也巩固了现代科学对自然哲学中竞争体系的胜利。

征服自然意味着从自然环境中提取资源，使之变成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不需要为此设定界限，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需求和提取的方式是否适当，只以“真正人”的生存为标准。简而言之，我们只需通过将地球变为我们所需的供应者(或者是考虑我们为了达到幸福的所需)——一个丰富的，无限的，永不枯竭的物品供应者。

资本主义借助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允诺使所有公民富裕起来，力图通过证明稳步实现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来使人们忠诚于现有的经济制度。但是，随着生态危机问题的凸显，这种承诺受到了挑战，资本主义已经威胁到了这个生物圈的持续生存能力，与人的本性相背离了：“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保卫生命——和提高生命——这对于个体和类都是一样的。但是现有的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却包含着这种潜在的毁灭性，即这些手段在生存斗争中的充分使用会使到目前为止以如此多的苦难为代价所获得的好处遭到毁灭。”[4]

我们必须批判生态资本主义在自然环境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一种是官方机构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做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做是一种在价格合适时可以购得的商品。这种看法仍囿于传统的行为规范框架内，即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拜和市场取向的标准。这种思路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只能继续掩盖这种根源。另一种倾向是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灾害的根源，作为一种感情的发泄而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方式。这种观点也是错把现象当作本质。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

因此，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3．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熵增的问题。

生态资本主义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给我们一个有益启示是，有关污染问题的各种各样的部门一方面试图向我们兜售不产生污染的机械和化学反应的想法，另一方面又说人类可以通过废弃物质的永久循环获得拯救。不可否认，至少在理论上，我们甚至可以重复利用分散在沙海中的黄金，就像我们可以循环使用我前面所说的烧开的水。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被重复利用的东西中的熵都降低了，而我们必须使用额外的更多的低熵。免费的重复利用是没有的，就像没有不生产废弃物的工业。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有机体都依靠直接利用环境中的低熵维持生存，只有人类是最突出的例外：人的大部分食物都经过烹调，并且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机械功或者各种形式的有用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要再一次误导自己。金属铜的熵比提炼金属铜的矿石所含的熵低，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可以逃避熵定律。提炼铜矿导致环境中的熵增加得更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我们不能免费得到一些东西。熵定律教育我们，生物生命的规则，以及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延续的规则更严格。从熵的角度来说，任何生物的或者经济的行为，其成本总是高于产出。同样，从熵的角度而言，任何生物或经济的行为必然导致赤字。因为，依据热动力学第二定律，能量的可获得性是不断减小的过程：“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样，发现了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现象总是由于忽略了一些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过程，例如，被影响的系统，其个别局部可能有能量可获得性的升高，但是在其他部分，必然存在可获得性的减少，而且，减少的量足以抵消增加的量，从整体来看，能量的可获得性是一个负增长。当我们利用能量的时候，所消耗的东西不是能量本身，而是能量用于作有用功的可获得性”。[5]

经济发展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但经济竞争显示了人类是多么缺乏远见。正是由于人类的生物特性，人类仅仅关心他近期后代的命运，通常不会超过他的重孙。即使人类意识到熵的问题，人类也不会为了一万年甚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更好地生活而放弃自己目前的奢华生活，这既不是愤世嫉俗的看法也不是悲观的看法。一旦人类借助于工业创造出来的工具扩展了其生物的能力，就这一事实而论，他不仅依赖于支持生命存在的十分稀缺的熵源，而且陷入工业所创造的奢华生活而不能自拔。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8．

[2][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6．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4][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45.

[5][美]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3.

ClassNo.:B82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PhilosophicalCriticismontheEco-capitalism

Zeng Zhihao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of Polytechnics，Guangzhou 510665，China)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the reflection of all sorts of contradictions in capitalist economy .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s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capitalism, namely the Eco-capitalism, in order to reconcile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Eco-capitalism faces many problems which cannot be solved. So, it has an important revel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understand and to evaluate the Eco-capitalism.

Eco-capital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曾志浩，博士，博士后，讲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012GJ54)以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1年度校级科研项目“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哲学思想研究”(11SKQ21)的研究成果。

1672-6758(2013)01-0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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