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旋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0)

父权规训与女性反抗
——小说《胎记》的权力话语解读

徐 旋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0)

霍桑小说《胎记》中的主人公埃尔梅是一位极端的科学主义代表，他为了证明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决心去除妻子脸上的胎记，最后胎记消失，妻子也远离人世。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了霍桑短篇小说《胎记》，揭露了男性运用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双重压制，探讨了女主人公对父权话语进行的颠覆和反抗，并总结了这场权力争夺的意义和影响。

霍桑；福柯；《胎记》；权力话语理论

美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纳撒尼尔·霍桑一生著书颇多。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风格清新，充满虚无缥缈的幻像和意境，形同“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1]小说《胎记》便属其中一篇。国内外文学评论家都从其不同的角度做出阐释：有从宗教中的原罪角度出发来评论其中的道德主题；[2]有的则是站在二元对立的立场从女性主义视角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3]有通过将这篇小说和霍桑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结合，探索了其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4]还有的则是从生态批评视域出发，通过分析霍桑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人与自然，人与科学的关系的关注，揭示了霍桑和谐与平等的环境伦理观。[5]

霍桑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机器代替手工。小说《胎记》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胎记》主要讲述了名为埃尔梅——一个笃信科学并企图依靠科学来战胜自然规律的科学家，为了去掉妻子乔琪安娜脸上的胎记，让她喝下了自己配制的药水，最后胎记消失，而妻子的生命之花也随之凋零的故事。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解读《胎记》，抨击父权制社会中规训权力的运作和实施对小说女主人公的压抑和控制以及女主人公对此权力控制的反抗和颠覆，从而为小说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 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代表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自于权力哲学家尼采，经过“恰当去运用它，改变它，使它低吟或抗议”，[6]提出他独具特色的权力话语理论。他认为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的网，“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利。”[7]这就意味着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的，相互流动和缠绕的”，[8]于是处于权力网络中每个人既可以是权力的控制者，又能够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这里的权力还包括微观的人际关系，如男人女人之间，老师学生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这种权利关系无处不在。

福柯对权力的讨论来自于惩罚的历史，并且权力的概念与历史中的“规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规训权力不再是过去君主的那种耀武扬威的淫威权力，而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9]福柯指出这种权力的实施主要通过三种手段得到实现，即“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8]进一步地，福柯利用边沁发明的环形监狱，揭示了规训社会实质上就如一个“放大的更趋完善的环形监狱，它的控制，它的监视，它的持续性，它的神奇的权力效应都内在于环形监狱机制中。”[8]因为这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9]可以让每个犯人随时都被监视，并在这种监视下自觉地进行道德改造。

与权力密不可分的是话语，福柯认为话语是揭示权力的产物，话语又能反过来促进权力的行使，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10]所以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就是对权力的争夺，人们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获得权力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 “凝视”之罪——父权制权力对女性的驯服

福柯认为权利实施的方式是通过“全景敞视监狱”的“中央监视点”来实现，这种圆形监狱使得权利变得“可见”但“无法明确”，[9]因而增加了“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11]《胎记》中也充斥着这样一种“看与被看”的意象，小说开篇就描写了一幕“凝视”的场景：“埃尔梅坐在那儿注视着他的妻子，他脸上露出愈来愈严重的烦恼的神色”。[12]小说男主人公埃尔梅是一位“在各门自然学科中都负有盛名的科学家”，[12]在婚后的不久，他就将自己布满“酸类物质的污迹”[12]的双手伸向了他美丽的妻子乔琪安娜。乔琪安娜脸颊上长有一个形似小手的胎记，这个只有“最小的小精灵的手那么大小”[12]的绯红印记被乔琪安娜最为崇拜的丈夫埃尔梅所不容，甚至被他“视作一种可怕的东西”[12]13。于是，在注视了妻子很久之后，他向妻子提出了去除她脸上胎记的想法。

他的提议并没有立即得到妻子的答复，于是，盘踞在他脑海中这个可怕的念头如毒蛇一般吞噬着埃尔梅的每一根神经，他甚至认定胎记“是他妻子将难免于罪孽、悲哀、腐朽和死亡的象征”。[12]每当“曙光初照时，埃尔梅一张开眼睛看妻子的脸，就认出了这个象征缺陷的印记。当他们晚上一起坐在壁炉旁边，他的视线偷偷地溜到她的脸颊上，”[12]乔琪安娜则在他冷峻目光的凝视下战栗。终于，乔琪安娜在丈夫这双象征着权力的眼睛监视之下，答应了埃尔梅的要求。就这样，乔琪安娜在象征一种权力控制的“凝视”之下，她的身体和心灵上被双重驯服，最后“就连埃尔梅也不象她那么厉害地恨这胎记了”，[12]因此这种驯服从另一层面上也反映了乔琪安娜已将丈夫的目光内化，“通过建立自我审视机制，规训自己的思想。在内化的男性视点的压制下，乔琪安娜实现了自我物化”，[3]在这种来自丈夫的外在物化和乔琪安娜内在的自我物化的双重压抑下，她不幸地被异化成为了丈夫的实验标本。

最为讽刺的是，在乔琪安娜喝下配制好的药水而陷入昏迷状态后，埃尔梅坐在旁边不是焦急万分地等待妻子的醒来，而是“情绪万分紧张”地“注视着她的面貌”，“最细微的症状都逃不过他的观察”， 并将具体细节都“记入他那对开本的书卷里”，“他一面忙着，一面还常常注视那只不幸的手印”，[12]他甚至认为自己一生积累的科学思想都集中在了这一次的实验中。弗洛伊德认为，“男性施向被动的女性牺牲者的凝视是与其对客体的虐待狂似的占有欲相关的。”[13]埃尔梅渴望探索、征服自然的野心勃勃专横地主宰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以致他不能容忍人类的半点不完美，他想要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来除掉那块象征自然的胎记，“这样世界上就会有毫无瑕疵的理想之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了。”[12]他将妻子异化为其父权规训的客体，突显出其疯狂的占有欲和证明自己的强烈欲望，而“成为欲望的客体就意味着被定义为被动……被动地存在意味着被动地死亡——那就是，被杀死。”[14]

小说中，处于“看”的主体地位的埃尔梅一直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处于“被看”的客体地位的乔琪安娜之上，这位信奉科学主义的科学家将科学知识运与权力结合起来，如拉帕西尼一般，“代表着一种骇人的力量，一种旁人无法抵御的势力场”，[15]他将妻子变成被边缘化的“他者”，异化为自己的实验对象。终于，乔琪安娜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除掉脸上的胎记，故事以实验的失败告终，虽然胎记消失，乔琪安娜却也随之香消玉殒。

三 香消玉殒——父权制权力下的愤然反抗

福柯的权力——知识观认为知识和真理并非具有“客观性”和“纯洁性”。[16]父权的规训力量在小说中通过凝视，通过使权力和科学知识的结合使得事实真相模糊，最终让处于边缘地位的乔琪安娜由被迫变为主动地接受权力的内化。然而，“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8]虽然从故事开始到乔琪安娜喝下药水之后，她的身体和思想一直被控制和边缘化，但是在她死去之前和埃尔梅之间的对话将一直隐藏于故事中的面具无情地撕破了：“你的目标很崇高；你的行为很高尚。你由于有了如此高尚和纯洁的感情而拒绝了尘世所能给你的最美好的东西”，[12]西蒙德·波伏娃的社会性别建构观点认为，“人的性别与社会文化的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位置，因而，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者被压抑的地位……而想争取平等的话语权，首先需要对抗、解构主流话语。”[17]表面上乔琪安娜一直遭到丈夫权力和话语的控制，可她最后的话语更是积压在内心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强烈的反抗，颠覆父权的潜流在其中暗涌。

既然话语由权力所生，那么“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就是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就意味着权力的实现。”[18]不少女性主义也认为“声音”是“表达女性权力的能指”，[19]虽然小说一直都围绕着夫妻二人的对话展开叙述，然而从本质上说乔琪安娜所发出的声音是在埃尔梅的权力话语压制之下的话语，她发出的是“男人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声音。故事的最后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发言权，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在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立场中完成了主体和客体的颠覆，对代表父权的声音进行了消解，获得了新的权力。正如韦伯所言，“尽管我们可能是权力产生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的对象，而是被政府的权利和规范性实践建构为主体的人。我们可以选择回应或者抵制这些实践。”[20]

四 结语

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关照下，霍桑的小说《胎记》得到了另一种阐释。乔琪安娜在埃尔梅的“凝视”下，在充斥着父权威慑的生活空间里，被异化为其父权规训的客体，被视为他科学实验的操作对象和工具，突显了他疯狂的占有欲和证明自己的强烈欲望，使得他的权力成为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然而，权力的残酷压制必会招致人的愤然反抗。乔琪安娜临终前的话语便是对父权话语进行的颠覆和反抗，她用生命换得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获得了身心的自由。《胎记》给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发生在二元对立的父权社会中的一场对权力的角逐，以“寓言”的形式隐喻了一个真理：女性话语是女性争取独立的一个重要的反抗工具，它能消解男性的声音，摆脱父权的规训，引领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这也正是不少女性主义者提倡“女人话”，“女性身体书写”的原因所在吧。

[1]毛信德. 美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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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榕. 驯顺的灵魂和叛逆的身体——对霍桑短篇小说《胎记》的女性主义解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75,77.

[4]史永红, 张丽娟. 论《胎记》与《拉巴契尼的女儿》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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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 理解福柯[M]. 刘瑾,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46-147.

ClassNo.: I106.4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AnInterpretationofPowerofDiscoursePresentedinHawthorne’sTheBirthmark

Xu Xuan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0，China)

As a representative of scientism, Aylmer, the protagonist in Hawthorne’s short story The Birthmark, decides to remove the birthmark on his wife’s face to prove his abilities of conquering nature. Finally, the birthmark is removed at the cost of Georgiana’s death. With Foucault’s power of discourse theory adopted in Hawthorne’s short story The Birthma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men’s restric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on women’s body and minds, explore the heroine’s subversion and revolt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Moreover,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protagonist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Hawthorne;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mark；theory of power of discourse

徐旋，硕士，助教，南通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1672-6758(2013)10-0093-3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