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龙超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章士钊、“甲寅派”与五四《新青年》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1925年前后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与《新青年》的对立关系，学术界已有广泛探讨。对1914年前后流亡日本时期的章士钊及其《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渊源关系，近十多年来学术界也有发掘。①参见岳升阳《〈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的理论准备》 (《清华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Timothy B.Weston，“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Modern China，July 1998，Vol.24，Issue 3)、闵锐武《〈甲寅杂志〉与《〈青年杂志〉的渊源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 〈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庄森《〈青年杂志〉相承〈甲寅〉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等文章。不过，对从前期到后期的中间阶段，即在《新青年》创刊以后，特别在新文化运动发起以后，章士钊与《新青年》有无关系，关系如何，学术界却一直没有专门研究。这种现状不仅是章士钊研究、《新青年》研究的一个缺失，而且没有中间阶段的考察，也将极大地影响到此前此后的章士钊与《新青年》关系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此，本文对这一中间阶段进行考察。

据已有的发掘，章士钊与《新青年》的先驱者早在《甲寅》月刊时期就建立了密切联系。1914年5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章士钊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月刊反对专制复辟，倡导宪政共和，反对国家主义，鼓吹个人主义，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思想新风。《甲寅》月刊汇聚了高一涵、周鲠生、张东荪、杨端六、易白沙、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文典、吴稚晖、吴虞、苏曼殊等一批撰稿人。其中作为章士钊老朋友的陈独秀，还一度参与《甲寅》月刊的编辑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后来《新青年》的骨干成员。《甲寅》月刊为《新青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的、思想的和智力的准备。

接下来，从《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章士钊就没有脱离与它的关系。

1915年6月，陈独秀中途离开《甲寅》月刊的编辑事务，潜返回上海。大致沿着《甲寅》月刊的思路，经过较短时间的准备，同年9月，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新刊的《青年》杂志在形式、内容等各方面都与《甲寅》月刊具有渊源关系。对此学术界已有细致探讨，不再赘述。当然，章士钊对《青年》杂志的创刊也给予了及时回应。在《甲寅》月刊第八、九两期封页，刊登有《青年》杂志的大幅出版广告。其词曰:“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盖本杂志，实欲与诸君共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诸君所充任，则本杂志者，实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这个广告词，表明从《青年》杂志开始章士钊就引之为同道并对它表示支持。

1915年10月，《甲寅》月刊因在上海的发行处遭袁世凯查禁，被迫停刊。随后，章士钊全力加入武力反袁的行列，一直到1916年6月反袁斗争结束。在这期间，章士钊忙于政事、军事，他跟陈独秀、《青年》杂志无暇联系了。

1916年8月，章士钊作为南方阵营的参议员，北上出席北京的宪法会议。在京期间，为了配合会议召开，章士钊准备复刊《甲寅》，以之作为议政阵地。当时《甲寅》月刊的几个旧友也到了北京。章士钊将己成为陈独秀《新青年》得力副手的高一涵、参与《甲寅》月刊活动之后在言论界名气渐涨的李大钊以及当时著名的《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请来，他们四人共同担任新办《甲寅》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此时陈独秀已进入北大，章士钊也请他为即将重刊的《甲寅》联络稿源。陈独秀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其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又说，“《新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①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页。经过一番准备，1917年1月28日，《甲寅》终于在北京复刊，以日刊发行，称《甲寅》日刊。

复刊的《甲寅》没有办成《甲寅》月刊那样的思想性刊物，它主要作为当时章士钊政治活动的一个延伸平台。章士钊在上面刊发的文章，一律都是“问题”、“策略”、“主张”、“态度”、“意见”之类时评，如《国教问题》、《一院制之主张》、《加入欧战问题之意见》、《论段总理职事》等。李大钊也主要撰写类似的文章，大都贴近当时国内外时事政治，如《预定制宪期间案》、《论收毁制钱宜准备》、《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高一涵也成为一位时事“评论员”，他的《近日各政团之三大误点》、《解散权之积极观》、《责任内阁发微》等时文，于《甲寅》日刊的“议政”风格很是合拍。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主要负责《甲寅》日刊新闻报导的事项。

总之，时政导向的《甲寅》日刊不同于昔日的《甲寅》月刊，也区别于当时同在北京的《新青年》。但是，《甲寅》日刊并没有拒斥其时已蓬勃兴起的启蒙思潮，它携带有同于《新青年》的某种启蒙性质。具体是经由《甲寅》日刊编辑之一的李大钊， 《甲寅》日刊与《新青年》建立了这种沟通。

我们知道，同期李大钊已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他的《青春》、《青年与老人》、《“今”》、《新的!旧的!》等文章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钊五四时期的很多著名文章，包括《〈甲寅〉之新生命》、《调和之美》、《孔子与宪法》、《真理》、《真理 (二)》、《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中华民族主义》、《政论家与政治家》、《立宪国民之修养》、《青年与老人》、《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真理之权威》等，都是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跟《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一样，它们都是对陈腐封建思想的强烈否定和对真理、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思想的热情赞颂，同样具有五四时代的气息和鲜明的“青春”气质。李大钊的这些文章，使《甲寅》日刊作为时政性的刊物具有了如《新青年》一样的思想启蒙性。同时，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也有比较及时的配合。在其撰写的长文《不自由之悲剧》中，李大钊发出类似于“旧剧评议”、“戏剧改良”的声音②《新青年》在1917、1918年间有“旧剧评议”和“戏剧改良”的讨论。，他郑重向演艺界、文学界呼吁道:“余故郑重以为此论，一以忠告广得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固思想之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滋可惜也。一以希望具有新思想、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批评，与以诚恳之贡献，有功社会当非浅矣。”①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甲寅》日刊1917年4月19日。所以《甲寅》日刊也表现了某种“文学启蒙”的意识。而且，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一文，先于1917年4月《新青年》3卷2期上发表，一个月后，5月18日又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成为《甲寅》日刊与《新青年》直接沟通的一个明证。李大钊架设了《甲寅》日刊与《新青年》的桥梁。而章士钊包容了李大钊，章士钊因此建立了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沟通关系。

虽然《甲寅》日刊没有章士钊直接针对《新青年》的言论，但章士钊续刊《甲寅》，有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仁的大力支持，一如前述。同样，陈独秀向章士钊约稿，章士钊亦欣然应允，写了《经济学之总原则》一文，陈独秀将之刊登于《新青年》1917年3卷2期上。这说明双方的私下交往是很密切的。

1917年6月，张勋在北京“复辟”。6月19日，《甲寅》日刊刊至150号被迫停刊。《甲寅》日刊发行的时间不足五个月，然而影响并不小，当时《太平洋》杂志的主编李剑农评论说，“读连日《甲寅日刊》知都中名贤，亦皆注意秋桐君之议”。②李剑农:《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太平洋》1917年1卷2号。可以说，在当时的北京，《甲寅》日刊与《新青年》互相呼应、并驾齐驱，共同开创了五四初期思想文化界的新风。只不过《甲寅》日刊过早夭折罢了。

“复辟”事件以后，章士钊以治学为名，前往日本约三个月。旅日期间，应留日学生邀请，章士钊作了一场报告。后来他将报告整理成文，即《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觉悟》，并以白话文形式在1917年14卷12号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该文篇首有章士钊的一段“作者识”，其中称，本文“形式仍取演说体裁，一以存真，一以说理文字务求浅显。并欲以此质之论坛诸家，视此种通俗文字应否提倡也”。此文发表之时，《新青年》白话文学的主张已经提出，这里章士钊不仅使用白话文，而且广而告之，说要提倡这种“通俗文字”。章士钊对文学革命的态度，初见一斑。当然，章士钊对《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也不是盲从的。在日本的演讲中，章士钊似乎对新文化运动的问题有所反思。在该演讲最后，他说:“吾国将来革新事业，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极切，必当同时并举。”③章士钊:《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觉悟》，《东方杂志》1917年14卷12号。章士钊主张新旧文化“并举”，这是其“文化调和论”思想的萌芽。虽然章士钊还没有直接提名新文化运动，但他首次表达了跟《新青年》“文化革命论”的不同意见。

1917年秋，受陈独秀邀请，章士钊从日本回国，进入北京大学任哲学门教授，同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那时胡适也刚从美国回来，章士钊跟这个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恰巧同在哲学系共事。1918年1月，章士钊又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接任他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在北大期间，章士钊开始了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全方位、近距离接触。当然，章士钊始终没有加入《新青年》的圈子，他对新文化运动的“革命论”持有异见。1917年12月北大校庆，章士钊作《调和与进化》的演讲，其中阐述了他的“文化调和论”主张，提出了“调和”与“进化”互生互补的观点。他说:“宇宙进化之秘机，全在乎此 (调和——笔者注);达尔文昔倡进化论，以竞争为原则，使人合于自然法律以行。后之学者以为不然，……愚意不如以调和诂化，既能写社会演进之实象，而与诸家之说，亦无乖迕。盖竞争之后，必归调和，互助亦调和之运用，创造不以调和为基，亦未必能行，精神生活，尤为折衷派之结论。”④章士钊:《调和与进化》，《甲寅》周刊1925年1卷15号，第6－7页。这次演讲，章士钊明确以“调和论”回应《新青年》的“革命论”，正式表明了章士钊与《新青年》的观点分歧。

不过，此时还只是认识性的差异，朋友之间的友谊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还在，章士钊与《新青年》之间还保持着颇为密切的联系。尤其章士钊与胡适的交往，值得一提。曾在《甲寅》月刊上面，章、胡之间就见书信往来。此时两人往来走动，关系更密。1918年5月，胡适轮值主持《新青年》，准备组织一期“易卜生专号”，借此鼓吹一下欧洲的现代思想，实现他在《甲寅》月刊上就提出的戏剧建设的想法。①胡适:《非留学》，《甲寅》月刊1915年1卷10号，第20－21页。章夫人吴弱男英文很好，胡适向她约稿。吴弱男翻译了易卜生的戏剧《小爱友夫》交给胡适，发表于《新青年》4卷6期上。稿子这一期没登完，后续登于《新青年》5卷3期结束。胡适组织的“易卜生号”非常成功，后来成为了一个个性解放时代的醒目标志。而《小爱友夫》的译作，文章虽由吴弱男翻译，可其中明显有章士钊加工润色的痕迹，夫妻合作自不待言。②参考白吉庵:《章士钊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章士钊对《新青年》的启蒙活动，算是稍有尽力。

1918年8月，章士钊离开北大，南下广东，赴任护法军政府。此后，章士钊复忙于政事、军事，跟《新青年》接触少了，但他与昔日朋友间的情谊仍在。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章士钊得知消息后，便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致函北京政府总理龚心湛，积极进行营救。具体到与《新青年》的关系，从章士钊此后不多的几次文化活动中，仍可看出他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根本支持，尽管他同时也有前述的不同意见。1919年9月，章士钊在上海寰球学生会作《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其中，他肯定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行动，倡导社会为争取民主共和而继续奋斗。这种言论很是顺应了当时的民主潮流。当然，在演讲中，章士钊也继续表达了他对《新青年》“文化革命论”的异见。这一次，他将“调和”的思想推而广之，认为“调和”乃宇宙世间的一个普遍法则，并直接对《新青年》的“革命论”提出了反驳:“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不过，异见只是局部的，在根本立场上，章士钊仍然表现了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他说:“友人胡君适之，提倡白话，反对古典文学，在一定范围以内，其说无可驳者，惟其所标主义，有曰说话须说现在的话，不可说古人的话。”章士钊并不反对白话文学，而是反对其激进主义的方式。他也相信进步，包容创新，追求理想，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愚决非顽固守旧之徒也”，“民国八年间之所经验，可以证明吾逐变化之理想不大谬者，其例甚多”。③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章士钊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11、110、112－113页。章士钊这次演讲引起了反响，并招来一些激进论者的批评。为此，他又专门写了《新思潮与调和》一文予以答辩。文中，他重申了他的“调和论”，并反批评那种“惟新是尚”的论调实际上跟“顽固派欲尽弃新以笃旧者”同属无稽，如果让其尽量推广，只能退回到上古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自己并非抑制新思潮的态度，并正面肯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吾国社会黑暗重重，非有大力从而冲决，本难有所震动。年来新思潮之传播，社会顿呈昭苏之象，不可谓无大功。”那么，章士钊对《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他自己说得清楚:“愚……决非有意过抑新思潮，且愚自信历年以来，对于革新运动亦少有尽力，今后仍当于革新之学术上，……从事研究。特见今之谈新思潮者有所偏蔽，且空泛而不切实，徒然惹起社会之反感，而无益于本身，故以调和之说进之。”④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新闻报》1919年10月10日。在基本主张上坚定支持，在局部分歧上建言改进。一句话，章士钊是在“根本性支持”的基础上对《新青年》有所“建设性批评”。章士钊的态度非常明确。

当然，此文仍没有化解他与《新青年》的分歧，由此文引起的后续争论还在进行，并汇入到更大范围内的“新文化阵营”与“东方文化派”的“东西文化论战”中。⑤张东荪撰《答章行严君》(《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2日)，继续否认章士钊的调和论思想。“东西文化论战”中有涉及章士钊新旧调和论的内容，不少论者将章士钊划为东方文化派的成员。这些分歧和论争，潜伏着后来章士钊、“甲寅派”与《新青年》关系对立的危机。不过，章士钊的前期批评仅到此文为止，后续的争论他忙于政事，没有参与。

在这期间，章士钊对《新青年》持友好态度，当然《新青年》也以常态对待批评，没有发生与章士钊的正面冲突，其主要成员仍把章士钊作为亲密的朋友。从《新青年》创刊起，到1921年章士钊游欧之前，他们共同维持了长达六年的友好关系。分歧和论争只是局部的，单纯“调和论”与“革命论”的分歧乃认识性的差异，不能构成章士钊与《新青年》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

临章士钊去欧前夕，陈独秀要结婚了，好友胡适、章士钊都要表示祝贺。胡适写信跟章士钊商量，说准备写一副对联相送。章士钊回函胡适说:“你的信、对联、《墨经诠释》等都收到了，……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出洞房入监狱，先离别后团圆’。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一段挫折，怕的惹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想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许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幅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墨经诠释》略略翻过，很有见到的地方。我的《名学他辨》很愿受你的批评，脑筋好点，请仔细看看，除了你恐怕很少的人能够批评了。”①章士钊:《致胡适函》，《章士钊全集 (第四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这封信写于章士钊游欧出发前两个多月，使用的正是白话，信的内容反映出游欧之前的章士钊与《新青年》成员的友好关系，也表明了章士钊初期对《新青年》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态度。

不过，1921年际的章士钊遭遇了政治生涯的失败，随着他对民主政治信念的动摇，以及他欧洲之行所感受的欧洲战后变迁，欧游归来的章士钊即开始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变。由于文化“调和论”对“革命论”的既有分歧，加之他在人身上皈依军阀政府，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宪政，章士钊最终从新派阵营中分离出来，并发生了后来“甲寅派”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同时，章士钊与《新青年》前期的友好关系，以及他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曾经的支持，也给后来“甲寅派”与《新青年》的关系留下了很多复杂的问题。这值得相关“甲寅派”和章士钊的研究者注意，并给予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