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敏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

近代青岛乡下人的文学形象与历史境遇

柳敏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大众传媒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和社会舆论的阵地，传达出城市知识群体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乡下人逛青岛》和《山雨》这两部现实小说表明：近代农民的进城之旅充满了无奈，其城市生活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一方面，进城农民的物质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新环境与新事物的冲击，遭遇到城市人的身份歧视，从而在精神层面备受打击。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城市吸引力与乡村排斥力的作用下投入城市生活中，并呈现出身心双重弃乡村奔城市的态势，而城市文学表现来的对农民身份弱化的倾向性，折射出城市和城里人对乡村与乡下人的认知定式与心理疏离。

青岛；乡下人；文学形象；城市境遇

传统乡村的衰落与沿海都市的兴起不仅催生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兴盛、农村问题的大论战与乡村建设的高潮，也刺激了城市大众传媒(包括书籍、报刊、杂志)对农村社会与乡下人的关注。王德威在论述小说史时，指出，“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1](P1)1932年，寓青作家王统照以北方农村社会的崩溃为背景创作了《山雨》，写农民奚大有在家乡饱受灾难困苦后进城谋生的经历。1934年，抗战前青岛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纸《青岛时报》连载的写实小说《乡下人逛青岛》，描写了农民的城市感受。王统照认为，“小说中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夸张，——我觉得一点没有，像这样的农村与其中的人物在中国太平常了，并不稀奇。我在文字中没曾用上过分夸大的刺激力。”[2](P306-307)而《乡下人逛青岛》涉及的时事与地理背景、事件逻辑均与近代青岛社会一致，所述内容亦当近于事实。本文以近代青岛大众传媒作品为例，分析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进城农民对自己社会地位与生存处境的体味、对城市的印象及其对城市人挑战的回应，反思乡下人的城市境遇，审视城乡落差在城市知识分子认知与心理层面的形成。

一、《乡下人逛青岛》：上层农民的城市之旅

《乡下人逛青岛》自1934年5月12日—8月22日连载于《青岛时报》，共68期，故事虽未有结束，但所述乡下人进城的过程相当完整。描述了农民吴三坏进城的原因、过程，以及到青岛后享受城市新兴生活方式并与城里人交往的经历。

1．感受城市生活

小说的主人公——吴三坏，是农村状师，“霸讼”一方，还会看风水、相面、算六爻卦、写拘魂帖，他能言善辩，是地方上“顶有本事的人”[3](之2)。随着农村破产、律师业兴起，其生意大受影响。同村七木匠的儿子小道士，在青岛一家商店做工，经其做媒，吴三坏的小女儿大金嫁给刘剥皮为妻。刘剥皮虽也是农民出身，但他到青岛做事已经20多年，以前给日本人当听差，此后积蓄有方，成为经营着8辆人力车、兼放高利贷的“财主”。吴三坏则因为生意衰落，加上七木匠的动员以及女儿的极力主张，便带上两个小孙子，随同七木匠父子、刘剥皮夫妇前往青岛。

在青岛，吴三坏经历了人生的若干次第一:他第一次看见平坦清洁的马路，恨不得躺在马路上打一个滚；第一次坐了电梯，心里异常地骄傲高兴；第一次去公共澡堂洗澡，惊叹于澡堂里整整齐齐像罗汉床一般的座位。他逛了青岛最热闹的四方路、潍县路、博山路和易州路，应七木匠之请去平民乐院广兴里听了鹧鸪戏，再去大舞台目睹了大开眼界的京戏，去明星电影院观看了有声电影。因为刘剥皮还算青岛中层社会的一员，又值春节期间，这使吴三坏充分见识了城市的繁华热闹、整洁亮丽、生活的方便与食物的丰盛。面对每天都接触的新事物，吴三坏既坚守自己的习惯，也绝不放弃品尝新的生活，他忠情于鸦片、烟卷，对于王太太的雪茄表现出有尊严的节制；他喜欢京戏大鼓，对电影也在起初的震撼后表现出愉快的接纳。吴三坏来到城市，并非完全耽于享乐，而是想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一席之地，进城前，他打算摆一个卦摊，附带替人写信、写状子。后来看到女婿事业兴旺，又毛遂自荐地为女婿当帮手，这些事业规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吴三坏并未放弃作长久之计的打算。

2．吴三坏的“洋相”

野村谷号称银杏山庄，两万余株银杏铺天盖地，从山庄门外公路两侧排列入园，遍植纵横交错的盘山道、星罗棋布的园林阡陌。

吴三坏很想保持“乡下圣人”的尊严，但在新奇的城市生活与城市人眼中，他出足了洋相。他第一次去澡堂，池子里太滑了，吴三坏又只顾寻思青岛的幸福时光，起身时摔倒在澡堂里，并喝了一口洗澡水。在明星大戏院看电影时，他看见荧幕上两辆汽车碰到一起，以假为真，失声大喊，由此获得了影院中许多人的侧目。他看见电影演到拥抱和接吻，便不由自主地骂起来，让请他们看电影的王太太笑话一番。吴三坏对尝试新事物毫不抗拒，但表现出来的大惊小怪，又使得这个乡下人在城市人眼中，甚至在先前进城的女儿眼中都有些不合时宜了。

“吴三坏”这个名字本身充满了作者对这个乡下能人的质疑与定性，在作者笔下，吴三坏最大的嗜好是抽大烟，而且技术高超，似乎只有鸦片能唤醒他的全部活力与智慧，能调动他所有的积蓄；他六个月不洗澡，还喜欢闻脚丫的臭气；在儿孙面前作威作福，将刘剥皮给四个小孙子的叩头钱收入囊中；他自作聪明，不肯认输，不承认第一次坐火车和对城市生活的无知；他善于作壁上观，七木匠两次打架时，不是呐喊加油，就是溜之大吉。这个在乡村极有尊严与地位的老头在城市人面前，形象扫地，无论是个人卫生、兴趣爱好，还是生活习惯、亲情友情等方面无一可取之处。

3．与“城里人”的交往

从城市生活的资历来看，大致有四种层次，一是像吴三坏这样的初次进城者，二是像七木匠那样每年到青岛呆一段时间的熟客，三是像刘剥皮、大金、小道士这样已经在城市定居并与乡村保持联系的务工者，四是城里人，如摩登时尚的王巡官太太。

吴三坏和七木匠的关系虽然亲密，但两人在村里的地位不能相提并论，吴三坏识文断字、能掐会算、能说会道，尤其会写诉状，是村里的能人、乡下的圣人。七木匠则是村里的小手艺人，所以七木匠常常附和着吴三坏，对吴三坏也相当恭敬。但七木匠也有强于吴三坏的独到之处，因为儿子在日本人家里当仆役，他每年来青岛玩几趟，并打打短工。七木匠常常领到几块工资，买点海洛因，或到广兴里去听当地最流行的鹧鸪戏。比起吴三坏来，这段经历足以使他对城市生活与新奇的事物比较熟稔，见闻更为广博。进城的履历成为他傲视吴三坏的重要资本，诉说他在青岛的那些繁华梦使他在见闻与心理上缩小了与吴三坏间的地位差距，特别是离开村落环境，进入城市生活，七木匠的优势益发显露出来，他时不时在吴三坏面前卖弄他的“见闻”，诸如火车、飞机、电梯的用处，以及关于火车头制造与外国人的传闻等，对城市时尚的了解与接触成为显示及至区分个体社会地位的一种标识。

在先进城并已获得固定工作和城市人身份的乡下人眼中，吴三坏与七木匠则成为他们欺压与嘲笑或同情的对象。七木匠请吴三坏听戏完毕，年轻的茶房嫌七木匠赏的茶钱太少，又欺负七木匠的土头土脑，便由争吵发展到与七木匠拳脚相向。幸亏刘剥皮与办案的王巡官是同乡，这场官司就不了了之。

刘剥皮在城市打拼多年，“剥皮”二字是对其极度吝啬的真实写照，刘剥皮对于吴三坏的到来是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借此夸耀自己的富有，怕的是吴三坏和七木匠连吃带喝，用度不少。吴三坏的奉承以及大金的威力使他放血了好几次，心痛之余，也对乡下老头的讲排场与花销大不胜厌烦。大金嫁给都市有钱人，一下身价倍增，不仅从前与她吵架的乡邻前来巴结，就是父亲也不敢对自己随便呵斥了。进城的大金呈现出一个乡下与都市女性的嫁接形象，她的一身打扮，从镯子、胭脂、花粉，以至衣服、鞋袜，是集合了古今中外各种的式样。大金和家人都自觉甚美，而在作者看来，“错过了乡下人，谁都能看出这样的修饰，恰恰当当的成了一个二半吊子”。[3](之50)大金很快学会了打麻将、下澡堂、看戏，她的生活透露出强烈的都市气息，进城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大金对城市文化的习得能力超强。尽管她是刘剥皮家里唯一不会生钱的东西，但刘剥皮却对大金的“挥霍”无可奈何，因为大金会以打离婚官司获赔一万块钱的赡养费相威胁。

《乡下人逛青岛》中折射出城市人与城市生活的优势。在青岛，以王太太为代表的城里人表现了她的潇洒与从容，她穿梭于各类乡下来的人群中，纵横捭阖，笑对一切。刘剥皮与王巡官虽然来自乡下，但城市中稳定的职业、不错的收入与社交的广泛赋予他们在吴三坏、七木匠眼中的能耐与地位，以至乡下人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剥皮到吴家村探亲，也受到村里人隆重接待，满街满巷挤满着看“青岛客”的人，而大字不识、为吴三坏瞧不起的七木匠也以城市见闻唬住了吴三坏。在此，城市以及附属于城市空间的事物、人物、事件都成为压倒乡村及乡下人的资本，城乡间的先进与落后、广博与浅陋有了鲜活的注脚。

二、《山雨》：普通农民的逃亡之路

1．离村：从身到心的诀别

主人公奚大有，是传统中国典型农民中的一员，他安分老实、性情温和、没读过书、擅长种地、俭省度日，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一家大小简简单单的衣食住行，他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种地、收获、养家、生子组成他平板不变的生活序列，大有对村庄与土地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从未想过要离开世代依存的陈家村。但一年来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中断了他的生活常规，击溃了他的自尊，扰乱了他的心理，他的身体与精神逐渐崩溃。先是去镇上卖菜时因为几个铜板的关系被官兵关到监狱里毒打，父亲将卖地换来的50块大洋作为赎金救出了他，此后父亲在失望痛苦中吐血而死。夏天时旱灾侵袭，收成减半，村庄又遭受了土匪的攻击，他中弹负伤，此后又在抽壮丁修路、拉煤时遭到非人待遇。随着败兵进村，家中所有的粮食、衣物与柴草被洗劫一空。屈辱与痛苦使得奚大有的性情与心理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学会了喝酒，脾气愈变愈坏。败兵洗劫后，他发现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依恋的了，想起邻村进城打工者杜烈的话：“乡间混不了，你去找我。”奚大有决定离开村庄，但心中还预想着两三年后一切乱子过去，乡间恢复往日的平静后，还回来老老实实过庄稼生活。

到了青岛，奚大有时时怀念着故乡稀落的灯火、亲切的言语、炕头上的温暖与夜的沉静。初次进城，总是幻想着能够到地里下力。他向同乡打探着家乡的消息，关心邻居朋友们的命运。对家乡的牵挂终于在得知老邻居徐利被捕后爆发了，他毅然返回家乡，铁道旁叶子的干香与泥土的气息都让他倍感安慰，沿途的农家光景，令他懊悔离开了熟悉的生活。但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却让他痛苦，比起两年前，村庄更荒凉了，贪官依然作威作福，他牵挂的邻居、村长、伙伴或相继死去，或外出讨饭。故乡的破坏与崩溃使大有对故乡的依恋渐渐淡了下去，他怀着沉重决断的心回到青岛，“他想自己以后怕是很难再回去的”[2](P292)。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守土恋乡的奚大有告别了乡村，如果说第一次离村是急于解决吃饭问题，这一次进城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逃离。

2．城市的际遇：失落与收获

奚大有一家三口来到青岛，同乡杜烈帮他们在海边的贫民区租了半间屋子，因为没有技术，夫妻俩进不了工厂，只好以卖菜饺子为生。虽然非常外行，但为生存考虑，只得从杜烈那借来了5元做小买卖的本钱。奚大有从杜烈工厂所在的沧口坐车到市区，一路上小心谨慎，沿途见到的打扮各异的人，都让他失去了在乡村时的安全感，倍感紧张。他在车上不敢与人交谈，但车上的汽油味让他呕吐起来，并将酸水溅到对面青年的皮鞋尖上，他受着青年的责骂，车上人轻视的微笑，卖票小伙也在声讨着大有：“土气，坐不了汽车别花钱受罪！带累人。”大有的呕吐成为车内人的谈资。 “大有低着头只觉得脸上出汗，比起前年在镇上被兵士打的两个耳刮子还难过！”[2](P233)下车后，奚大有小心翼翼地往家走，手里紧攥着5元钱的大有吸引了晚间寻找生意的暗娼的注意，警士的出现吓跑了暗娼，而对话结巴、模样土气的大有则成为警士盘查的对象，幸亏有邻居的证明，警士放过了大有，并赠给了他一些告诫。

初来城市的大有，仔细观察着陌生地方的一切，繁华的大街让他恐慌，富人的忙碌与众多的乞丐让他奇怪，他看到了城市的罪恶：居处附近酗酒的醉鬼、好争斗的船夫、无人拾的垃圾、捡煤核的孩子等。但奚大有很快适应了城市的街道、环境与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除去能够吃饭外，他把乡间的土气也去了不少，虽然脸上还有些楞气，可不至于到处受别人的侮弄了，小买卖能养活一家人，儿子去当了学徒，手里还有点余钱。

由于作者旨在关注农村的破产，对于大有进城后的生活着力较少，但从有限的文字叙述中，可以看出大有卖饺子的生意逐渐恶化，不得已去码头上扛货，随后又被工头开除下来，大有加入了人力车夫的行列，这是他在青岛从事最久的职业。虽然城市生活成本和车租都较高，但每天的收入还不太坏，有时一个月能够有几元钱的储蓄。最难过的是，他拉车载客，那些阔太太给钱时从不正眼相看，只是将钞票扔在地上，大有凭力气挣钱，但获得报酬时并不像收割庄稼那样从容和惬意。

《山雨》中，离开乡土置身于现代都市的农民除了奚大有，还有邻村的杜烈兄妹，去本地县城的陈葵园和宋大傻，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杜烈机智干练、充满力量、乐观通达，宋大傻见利忘义、日益圆滑，陈葵园则卑鄙歹毒、贪污腐化。杜烈的妹妹杜英进烟厂做工，除学会了包卷烟的本事，晚上还在补习学校读书识字，她聪明能干、坚决果敢，是同乡中进城后转变最快的一个，她接受工艺与思想都很快，俨然已经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激进青年的一分子了。城市中的乡下人有的失去了尊严或者纯朴，有的则获得了新工作与新思想。

3．进城：从物到心的投入

奚大有在家乡时并不屑于下关东、闯南洋、进城市的离开家乡的行为，认为手艺人不大规矩，并非正业。对杜烈一月能拿七八块钱并不欣羡，反而觉得有些荒唐。但他进城后，经历了迷惑、屈辱和生活的重压，也成为了一名手艺人，包括卖小吃、做苦力、当车夫。他渐渐适应了城市景象，早起晚睡地为生活奔波，但念念难忘的是自己破败的家乡与忧愁的乡邻，他也时常后悔冒昧地离开熟悉的家园。无论是与同乡杜烈兄妹还是与同行的车夫讨论起现实生活，大有都显得格格不入，他不仅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也伤感自己眼界的局限。怀乡之情困扰着他。但两年后的回乡见闻彻底断绝了他对乡村的期盼。

回到城市后的一个月里，大有每天的酒量渐渐减少，不爱思考问题的奚大有也开始琢磨命运的无常与出路，他日益觉察自己的浅陋和迂拙。杜烈兄妹的新鲜理论使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龄与旧日的事情。大有逐渐明白忠厚老实是容易吃亏的，他与杜烈讨论公道，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信心。虽然小说没有交代大有在城市的最终命运，但原本木讷、信命、无忧无虑的大有显然已经变成能言、爱动脑筋、充满忧患并日益觉悟的国民了。奚大有在城市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时，其精神状态也日益恢复，往日对农田的思考也转移到对城市个体境遇与国家危机的考虑中，一个新的投入现实生活的生命又复苏了。

三、不同的城市生活、相似的城市际遇

近代写实小说生动地展现出城乡呈现背离式发展时进城乡下人的历史命运，《乡下人逛青岛》与《山雨》中的进城农民，无论是在城市生活20余年的刘剥皮，在城市谋生几年的杜烈，还是刚刚入城的吴三坏、奚大有等人；无论是在乡土生活中有一定地位的能人，还是如奚大有这样的自耕农，或是杜烈类的佃农，他们都因为家乡的衰败来到城市谋生，乡邻或亲戚成为他们奔向城市的牵线者和引路人。尽管进城乡下人在城市谋生的职业不同，最终的身份各异，但他们在城市的处境都透露出相似的信息。

1．物质改善

排除像陈葵园这样依托教育资本在当地县城飞扬跋扈、富甲一方的地主豪强，单纯从进城普通农民而言，包括刘剥皮夫妇、吴三坏、七木匠父子、奚大有一家以及杜烈兄妹，与原有的乡村生活比较，他们进城后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随着城市生活阅历的增加与生活经验的积累，一些乡下人还能从城市底层跻身城市中上层，如刘剥皮那样从仆役到车行老板。吴三坏托女婿的福，充分体验着城市休闲娱乐方式，并对这种新生活发出由衷的肯定与赞叹。七木匠这个城乡两栖者，他更时时沉醉在对城市生活的满足与幸福回忆中。在家乡无法生存的奚大有与杜烈兄妹，在青岛做工两年后，不仅解决了温饱，还能更新服饰，并生成杜烈“乡间混不了，你去找我”的英雄底气。

2．心理冲击

乡下人进城，一切新鲜的事物与非常规的行为都引起他们的好奇，视觉的冲击与认知的改变也震荡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亲身体验新兴城市的异样生活对乡村能人吴三坏的心理搅动更大，他接受了传统礼教的熏陶，对有声电影中的两车相撞惊骇不已，对男欢女爱场面破口痛骂，但内心渐渐陶醉其中。在认可与接受新式事物与生活方式面前，吴三坏们表现出足够的好学与积极精神。而在乡村底层生活和在城市底层打拼的杜烈兄妹看到的则是外国的压迫、机器的压榨、乡村的破产、东北的沦陷，他们接受了新知识，从乡下的无知青年转变为机智干练、充满新思想与新力量的城市工人队伍中的有识者。视庄稼为生命的奚大有来到城市后，不得不干起他从前瞧不起的“手艺人”的活儿，在与杜烈兄妹的交谈和自己再度返乡进城的见闻中，大有也开始从混日子中走出来，人的差别、命运的捉弄使他从父辈那继承而来的反抗性日益滋长，新的希望与信念重新使大有焕发了新的面貌。

3．身份歧视

乡下人进入陌生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往往显出拘束、紧张或者与城市人衣着行为的不协调和不合宜，表现出所谓的土气，并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像七木匠这样每年都要到青岛玩两次的常客，也不免受到戏园茶房的轻视。从《乡下人逛青岛》一文的基调来看，充满了对各类进城乡下人的调侃甚至揶揄，大金追求美本无可厚非，却在城里人眼中成为一个十足的二半吊子。刘剥皮、吴三坏有着习性的弱点，他们爱财如命、不讲卫生，他们时时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构成对他人财产或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的行为正是合乎他们的出身与经历，却在大众文学中成为十足的笑料。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美德的奚大有进城后，也因坐公交车呕吐捎及旁人而受到车上城里人的语言围剿与人格污辱，大有的土气也使暗娼与巡警对他高度关注。对乡下人的语言与行为歧视，似乎成为进城乡下人共同面对的尴尬遭遇。

4．投入城市

尽管在城市生活会遭遇到新老城市人的歧视，但与破败的乡村生活相比，城市能给乡下人提供生存或者享受的机会。七木匠每年都会到青岛帮工，并到东海楼、广兴里等平民乐园挥霍他的报酬。吴三坏自从见识了城市丰富的物质与便利的生活后，但筹划着长驻此地，进城前摆卦设摊、自谋生计的想法也被做女婿高参、坐收实利的谋划取代。他守着旧的生活习惯，也积极尝试新的休闲方式，并坚定了城市真好的信念。而奚大有，这个对土地一往情深的农民，乡村的崩溃、乡邻的悲惨结局粉碎了大有对乡村的期待，他毅然决然地回到城中，思考着生活的巨变。在杜烈兄妹的启发与感染下，产生新的朦胧想法，不是牵挂着乡村，而是反省城市的生活。他的天地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与居家一隅，而是走向海边、公园与小山，从城里的求生者渐渐成为安心定居的城市居民。这些进城农民一方面想坚守着乡村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又切实地融入新的城市生活中；一方面抗拒着城市罪恶的冲击，一方面为城市的物质文明所吸引。迁居城市后，城乡现实差异产生的城市吸引力与乡村排斥力诱使或迫使不同阶层的农民投入到城市生活中，渐渐启动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转变的心路历程。

客观而言，《乡下人逛青岛》与《山雨》这两部小说均非旨在描述乡下人的城市生活，前者意为暴露乡下人的丑态，为城市大众提供笑料，呈现的乡下人或是悭吝一族，或为鸦片烟鬼，或虚荣自大，或圆滑世故，或肮脏，或愚蠢，作者讽其可愚，责其可鄙。《山雨》则旨在提示乡村破产的原因，并写出农民的自觉，对乡下人的城市之行是哀其不幸，望其必争。但两文无形中折射出农民的城市境遇则是相似的：近代农民的进城之旅充满了无奈，其城市生活则呈现不平衡的发展，一方面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精神层面备受打击。进城的乡下人对城乡差异的体味更为深刻，并呈现出身心双重弃乡村奔城市的态势。

四、结束语

大众传媒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和社会舆论的阵地，传达了一个时代中掌握话语权的城市知识群体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对文字的记载，有两种解读方式，一是重视传播内容，即“说了什么？”将作品视为个体见证时代的资料，浸淫其中，体味小说或新闻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城市生活;二是重视传播者与传播情境，即“谁在说？”将作品视为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揣摩时代，领会书写者所体现的群体症候。

从传播内容来看，《乡下人逛青岛》和《山雨》表明，尽管因为个体原有社会地位、性格习惯与人际关系的差异，农民进城的原因、途径、在城市生活的职业与状况等个人际遇并不相同，但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农民的进城之旅充满了无奈，其进城后物质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面临着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并遭遇到新老城里人的身份歧视。迁居城市后，城乡的现实差异产生的城市吸引力与乡村排斥力诱使或迫使不同阶层的乡下人投入到城市生活中。从传播者与传播情境来看，随着改造国民与改造社会的近代思潮兴起，农民成为主流舆论审视的对象。但青岛知识群体对进城农民的原有习惯与个体感受并没有足够的包容，救国与进步成为多数知识精英衡量一切生活习惯的标尺，新与旧、城与乡、智识与闭塞成为知识分子自觉的比对，城市文学表现出声气相同的对农民身份弱化的倾向性，由此构成一个特定地域——城市和一个特定人群——城里人对乡村与乡下人的认知定式与心理疏离。

[1]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王统照．王统照文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3]老枚．乡下人逛青岛[N]．青岛时报，1934-05-12——1934-08-22．

The Literary Image and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Folks in Modern Qingdao

LIU Min

(Humanities Institute,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109, China)

As the carrier of the city culture and posi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mass media conveys the value judgment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urban intellectuals. These two realistic novels ofTheCountryFolkVisitedQingdaoandTheMountainRain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 peasants entering into the city was full of frustration, their life in the city was unbalanced. The one hand, the material life of the migrant had improved to varying degre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aced the impact of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hings, they encountered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in the city, so they suffered a lot at the spiritual level. The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untry folks entered into the city because of the attractive force of city and repulsive force of the country, showing their dual tendency of body and spirit in the city life. The expression of weakening the country folks’ identity in urban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cognitive finiteness and psychological alienation of cities and city people to the countryside and country folks.

Qingdao; country folks; the literary image; the situation in the city

2013-02-28

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启动基金《近代乡村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以青岛为中心的考察(1929—1937)》(631112)；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近代农民工与青岛城市发展关系研究(1891—1949)》(QDSKL110416)

柳敏(1974-)，女，湖北武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K26

A

1008-469X(2013)02-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