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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字义疏证》学术旨趣

2013-04-02王智汪

昌吉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关键词:戴震孟子

王智汪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论《孟子字义疏证》学术旨趣

王智汪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孟子字义疏证》的体例和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的方法及其在训诂学史上都具有特定的涵义。《疏证》中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抉摘宋明理学之蔽,卓然自成一家言,其意在不在专释《孟子》,故戴震的《疏证》既是对理学的批判,也是对孟学的诠释。”研究《疏证》应该先研究清代学风,进而研究清代思想特点,在此前提下对戴震而不是对孟子与先秦思想研究。但现有《孟子字义疏证》注释本很多都看不到戴震本人的面目。现存的《孟子字义疏证》注释本没有完全按照戴震的本来意思进行疏解,故没有很好地诠释戴震,也没有真正获得孟子的本义,这就导致了文献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借题发挥,重蹈“六经注我”的旧辙。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孟学

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戴震出身徽州小商贾之家,少时勤学好问,成年后,对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都有深入研究。他一生著述多达30余种、一百余卷。在这些著作中,《孟子字义疏证》最能反映他一生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说:“戴氏之学说,详于《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1]故梳理《疏证》创作历程,探讨其学术旨趣,对于准确地把握乾嘉学派的历史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疏证》研究概况

今天涉及到《疏证》的版本有:乾隆中期《微波榭丛书》中的《戴氏遗书》本[2];1939年版《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民国时期北平朴社版胡适点校的戴震著作中也收录《孟子字义疏证》。当代的有:何文光点校的《孟子字义疏证》[3];汤志钧校点《戴震集》[4];安正辉选注《戴震哲学著作选注》[5];20世纪90年代清华版和黄山书社版《戴震全集》本等等。较早的版本有1942年钱穆在《图书集刊》创刊号发表《记抄本戴东原<孟子私淑录>》一文,对《孟子私淑录》和《绪言》的成书先后进行了考证,这是对《疏证》成书过程的进行最早研究,1980年王茂写的《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一文与1992年冒怀辛写的《孟子字义疏证全译·代序言》一文也一步考证了《疏证》的写作过程。

与《疏证》思想一脉相承的则是《孟子私淑录》和《绪言》,前者约写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现已亡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获发现并校勘出版;后者首见于段玉裁为戴震所作《年谱》:“乾隆三十七年(1772)”词条,约于三十四年(1769)在山西时开始写作。按段玉裁记载,“《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6]《私淑录》一书发现较晚。戴震本人生前未提到过,孔继涵所刊《戴氏遗书》未收,段玉裁《年谱》未载,钱大昕、王艇、程瑶田、章学诚、邵晋涵、洪榜、汪中、孔广森、卢文弨、凌廷堪、焦循等在著述及记事书札中均未提到。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穆于北平书肆中得见《孟子私淑录》抄本。40年代,复于四川得见张海鹏照旷阁抄本,经校勘后,刊布于194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编《图书集刊》创刊号上。钱穆为此著《记抄本戴东原<孟子私淑录>》,与稿本同期发表。《疏证》原稿名称为《绪言》,有壬辰菊月写本及程氏瑶田于丙申影抄。

《绪言》首见于段玉裁《年谱》“三十七年壬辰,五十岁”条:“《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有壬辰菊月写木,程氏瑶田于丙申影抄。”[7]此后有人将它与《原善》合刊,南海伍崇灌1850年据此把《绪言》收入《粤雅堂丛书》。《私淑录》与《绪言》孰先孰后?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绪言》在先,《私淑录》在后。钱穆、余英时、冒怀辛、周辅成、何文光、汤志钧等人持此种观点。另一种认为《私淑录》在先,《绪言》在后。陈荣捷、王茂、杨应芹、周兆茂等人持此种观点。但从思想内容看,《绪言》是从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观、理欲观等方面展开了对理学的更深入的批判,这无疑是对《私淑录》作了进一步补充与发挥,故第二种说法似乎更是符合戴震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历程。

再者,从结构上看:《私淑录》、《绪言》、《疏证》均有上、中、下三卷。其中卷上:《私淑录》共十一条,《绪言》共二十三条,《绪言》卷上比《私淑录》卷上多:仁义礼智、性、命、道、理以及自然与必然等八条。卷中:《私淑录》共五条(《私淑录》卷中五条全部见于《绪言》卷上),而《绪言》卷中十二条均为新增。卷下:《私淑录》共九条(这九条《绪言》全部收录),《绪言》共十三条。如将三本书比较,可知《孟子私淑录》共有二十五条,其中二十四条均见于《绪言》;《绪言》共四十八条,因此共有二十四条为新作,而这二十四条,大多后见《孟子字义疏证》。由此可见,《私淑录》乃是一稿,《绪言》为二稿,《疏证》为定稿。

既然《私淑录》在先,《绪言》在后,那么《绪言》与《疏证》又是孰先孰后呢?余英时说:“《绪言》著于1769至1772年,《疏证》成书于1776至1777年”。[8]可以认为《绪言》是修改稿,《疏证》是定稿。也就是说《绪言》在先,《疏证》在后。这应该符合戴震创作实际,正如戴震说:

余始篇原善之书三章,惧毕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真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以今之去古圣哲既远,治经之士,莫能综贯,习所见闻,积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9]

最后,从整体上看,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疏证》一书中,而它又是以《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那么,《原善》与《疏证》又是孰先孰后呢?对这一点,余英时认为“《原善》初稿三篇撰于1763年以前。”[10]故《原善》应该是戴震在三四十岁时所创作,即它是在“癸未(1763)以前,癸酉(1753),甲戌以后十年内作”,段玉裁说:“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孔继涵)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写熟读矣。至丙戌(1766),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11]钱穆也考证说:“《原善》三篇约作于1757至1763年间,《疏证》三卷为1766年”[12]。可见,《原善》与《疏证》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这诚如梁启超案:

此书失著作年月,据段《谱》推定为先生三十四至四十约十年内所作也。《文集》(经韵楼本)与《遗书》两收之,而其文不同。《文集》本即序所谓始为三章也,别有《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两篇,不入正文。《遗书》本则修改之本,序所谓成上中下三卷者也。每卷各冠以《文集》本之三章,而杂引群经之文为左证。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其每卷之首章,虽即《文集》本而语加详。其以下各章所引经证,亦不限于《系辞》、《孟子》,合两本读之,可以见先生著述之谨慎与进德之绵密也。[13]

二、学界对《疏证》学术宗旨的争议

《疏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孟子思想的延伸,但事实上它却有别于《孟子》,为戴震独创。关于《疏证》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

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

《疏证》表面上是疏理《孟子》,实际上它是揭示了戴震的治学的内在发展过程,集中体现了戴震晚年的思想。戴震创作《疏证》两年后即去世,当时京师同志挽联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此联从侧面表达了对《孟子字义疏证》的认同。“《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不仅是阅读《孟子》、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反映载震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14]它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书,”[15]其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每个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以此说明这是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在书名用“疏证”的用意所在。即“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16]梁启超说:“《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之外,欲建立一‘戴氏哲学’矣。”[17]他以《疏证》来治经,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进而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此,戴震还创造性地提出“七经”的观念。本来儒家的经书,只有“六经”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由于《乐经》今已不传,故“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而戴震的“七经”,则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而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18]戴震早年已经定下宏伟的《七经小记》写作计划,但由于其早逝而告终。

虽然戴震自认为“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但《疏证》一书在戴震生前并没有得到认同,并且自它诞生之日起,学界对其的批评声音一直不断。正如侯外庐所说:“戴震之哲学,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19]由于《疏证》反映了当时的严峻社会现实,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对这种盛世危言,当时社会上层是不能接受的,学者也难以引起共鸣,故《疏证》只能招致非议和横肆骂詈。如章炳麟在《文录·释戴》中记述:纪昀读了《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表现出对该书的不满。即使是以朱筠和钱大昕为代表的汉学家们,他们看重的也只是戴震在六书九数、名物训诂等方面的考据功力,而对戴震在义理方面的执着追求不能理解。彭绍升在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20];戴震去世后,洪榜撰《戴先生行状》,将戴震的《答彭进士书》全文载入,但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21]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但回避具体的评价,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来搪塞;甚至戴震弟子章学诚也在戴震去世后即指责戴震“心术不纯”和“丑詈程、朱,诋侮董、韩”等等。

当时,也有对《疏证》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如:洪榜、凌廷堪、钱大昕、焦循、戴望等人。焦循是肯定戴震的第一人,他在《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加以表彰,并称引其说于所著《孟子正义》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孟子字义疏证》”。江藩高度评价戴震哲学,他在《汉学师承记·洪榜》中称洪榜为《孟子字义疏证》辩护是“卫道之儒”,并全文记录了朱筠贬斥《疏证》和洪榜阐发并赞扬《疏证》的对峙言论。周予同说:“戴震精于名物训诂,并且进而探讨古书义理。皖派只有他一个人,经‘汉学’达到哲学大道。《孟子字义疏证》,以经学为基础而谈政治哲学。”[22]还有学者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研究《疏证》,如1992年李开在其《戴震评传》中,就是以《疏证》为例,指出戴震利用语言文字学解释古代经典进而创建其哲学;1998年周光庆在《孔子研究》上发表《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从整体上探究戴震解释方法论的理论模式。

客观地说,现存的各种《孟子字义疏证》注释本在形式和内容来都没有完全按照戴震的本来意思进行疏解,故没有很好地诠释戴震,也没有真正获得孟子的本义,这就导致了后人评论《疏证》同样陷入了借题发挥,重蹈“六经注我”的旧辙。这是对《疏证》争议的主要原因。

[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75.

[2]《戴氏遗书》共刻十五种,但是有的有编次者,有的又未编次者,且编次也很奇怪,并非连续。《文集》编为二十三,按照茂堂的说法,那本来至少也打算要刻二十三种的,可事实上却只有十五种。

[3]戴震著,何文光点校.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1.

[4]戴震著,汤志钧校点.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戴震著,安正辉选注.戴震哲学著作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六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687.

[7]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六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687.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24-331.

[9]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书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110.

[11]容肇祖.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M].《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25.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务,1937:325-331.

[13]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宁登国.〈孟子〉的历代诠释研究概观[J].管子学刊,1999,(4):28.

[15]杜国痒.杜国痒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24.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38.

[18]戴震.戴震年谱[M].见《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3.

[1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62.

[20]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三)《与戴东原书》。

[2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97.

[22]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82-83.

I206

:A

:1671-6469(2013)04-0057-04

2013-06-15

王智汪(1971-),男,安徽枞阳人,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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