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强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1601）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日渐深入，各种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在目前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尤以城市化进程为各阶层所瞩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位的，因而研究农民的发展是搞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从农民的发展研究出发，认识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正在逐渐分化，他们在分化的过程中又进行着频繁的互动、联合，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一、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背景

农村社区建设是搭建农民发挥创造力的平台，并将现有的农村整合为适宜居住、环境良好、家庭与邻里和睦、确定性与安全感的生活空间。其出路在于以农民自我治理、自我规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建立。[李学会.城市化进程视域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1,(1).]

当前中国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在城乡二元分割及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城乡二元分割意味着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城市化意味着一种利益导向的发展，正是在此双重背景下，中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资源的短缺和人才的流失，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而言，正逐渐显得边缘化。如何搞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分析基本的社会背景，并通过研究社会背景来研究农民的发展路径，从而发现顺应社会发展大潮流的农村社区建设道路。

(一)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背景

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和工业、城市和乡村发展相对不平衡，普遍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成长，这种二元特征会逐渐得以弥合，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让位于农业工业化、乡村都市化。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正经历这一伟大历史变革。不容乐观的是，这一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在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由于某些制度方面的不配套、不协调，发展初期的二元结构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在拉美诸国已是有目共睹。[张忠法.我国走出城乡二元结构战略研究（上）[J].经济研究参考,2006,(69).]中国在汲取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发展出了今天的繁荣景象，这一切离不开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巨大贡献，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聪明智慧在东方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逐渐推动着当代中国的城乡社区建设。

(二)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社会背景

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内人口由封闭的乡村向开放的城市集中的社会发展过程，城市化一般表现为城市人口所占总体的比例提高，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城市规模扩大，农村地区出现新兴城镇；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普及与扩大。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城市化水平并非无限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城市本身承受能力的限制，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都会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城市化的结果并非城市完全取代农村，而是指城市占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对于社会整体起决定作用。

二、当代中国农民及其文化特质的分析

农民的发展与其自身行为活动中蕴含的文化特质紧密相关，分析其文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发展过程。

农民与其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反映一种文化心理、观念和意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有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处于特定的位置，因而在生活中，自然会形成他们自己对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

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小生产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地位培养了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时也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形成了小生产者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经营理念，这种文化特质孕育着一种强大的力量，也正是此文化特质蕴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力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ultz(1964)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相比毫不逊色,基于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Schultz 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picul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opkin(1979)更是直言,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原则行事 [Popkin，S.he R 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中国作为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的国家，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民文化有这样一种传统：农民作为实质上的社会底层民众有着坚韧的创造力，他们只要在和平年代得到休养生息，就会展示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创造力。这种文化在大多数时间起着弥合社会阶层分化、调节社会流动的社会功能。在当今中国，作为社会底层的庞大农民群体辛勤劳作，他们家庭中的青壮年以新的方式接近着现代化，在这种农民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悄悄弥合着人与人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

这种文化上的不自觉性正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使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基于致富的愿望使他们活动起来，数亿的农民在一个统一的市场里活动起来，于是创造了今天的繁荣。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谈到这一点：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乡土文化中微妙的搭配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虽则文化是人为的[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85.]。

正是农民文化的这样一种特点推动着农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分化，寻求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他们在分化的过程中又不断互动、联合，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

三、农村社区建设主体——农民的发展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又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位，因而研究农民的发展是搞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研究农民的发展，就要研究当代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分化、联合，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代中国农民发展的现状分析

本文中，农民的发展特指一些原有的农民身份的公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他们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不断分化，又在分化的过程中进行着频繁互动、联合的过程。农民的发展推动着城乡社区融合，更潜在地推动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国家失去了为社会成员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唯一源泉的地位，而社会正在成为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而“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则是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探索,1993,(1).]。

改革开放的目标和结果之一，就是国家控制资源范围的缩小和力度的减弱，这样就使一部分资源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进入社会和市场。“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与扩展，具有与“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这样一种发展局面的形成，是“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相结合的结果。这一切的变动为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推动城乡社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资源。

（二）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分化

经过3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对于原来只能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四大块具有相当规模的“自由活动空间”。

第一块是由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种植业本身成了多种经营的“自由活动空间”，从产品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由此而发生。

第二块是由于农民经商以及长途贩运解禁而形成以经商为主的副业的“自由活动空间”，特别是集市贸易活跃，使这一块“自由活动空间”的范围不断扩展。

第三块是由于国家政策允许、支持和扶植而形成的乡镇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自由活动空间”，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之路。

第四块是由于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性事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这样就形成了一块农民进城做工的“自由活动空间”[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7-168.]。

（三）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互动、联合

当代中国农民在分化的过程中，他们又不断地互动、联合，笔者曾对这个过程作过一些分析，提出“农民的发展弥合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观点。在这里，“弥合”是特指一些原有的农民身份的公民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向上流动并带动他的近亲属群体向现代化生活方式逐步靠近的过程。这些成功地突破二元结构封锁的原农民身份的公民是弥合力量的关键，他们主要是那些获得在城市中稳定就业或定居机会的出身农民的公民，以及在农村以现代化的方式经营农业、工业等产业的新式农民。

农民出身的各类学生、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工等都是弥合力量自发派出的先遣队。他们中一部分已经突破防线完成局部弥合，更大部分仍在前赴后继以愚公移山般的坚定与坚强进行着艰辛的弥合，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着最为艰辛的努力。那么在这样一种分化过程中，频繁的互动、联合又推动整个农民群体的现代化[周世强.农民分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

四、当代农民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及需求分析

前文中提到的第一块“自由活动空间”是农民以农业的方式展开活动的，这部分农民是仍然在逐步分化中的农民，他们中以农林牧副渔的专业户形式获得良好发展的农民将在农村中逐步壮大，并最终在农村中保留下来，而其余农民则逐步分化为从事本地工农业的群体和进城农民工的群体，总体上而言，这些仍然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最可依靠的基本力量。鼓励他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帮助他们获得现代化农业信息及市场信息，促进农村生产资本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这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前文提到的后三块“自由活动空间”是农民以非农的方式展开活动的，他们中存在三种形式：

第一种在本地以农村内生城市化的方式进行城乡社区建设，他们往往在当地城镇或企业工作，又几乎每天都回到长期生活的农村或根本就不用离开农村，他们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搞好农村公共交通、网络通信等基本公共设施，可以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农村社区建设重要的人力和资金源泉。

第二种是拥有劳动力这一单一要素的农民以服务形式获得非农化发展，他们大部分还会经常回到曾经生活的农村，并把他们积累的财富消费在农村，鼓励他们利用在大中城市获得的技术和财富在本地创业，推动本地社区发展，这也是解决目前众多社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更是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合理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能够分担城市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尽管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农村的完全消失。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国家或地区（如香港）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100%外，基本上仍旧是城市和农村并存的生活居住样态。农村社区建设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人口的集聚、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情感方式的变迁。城市的核心地位离不开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城市的规模过大所带来的压力已经是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

第三种是拥有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等综合要素的农民以个体工商或私营企业的形式获得非农化发展。他们往往已经定居城市，但过年过节也会偶尔回到农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众多社会联系仍然在农村，他们是事实上已经局部弥合了城乡二元结构并获得良好发展的市民或准市民，他们往往会带动自己的近亲缘群体在农村或城市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农村信息联络站，将这些在城市已经定居的农民所获得的信息及资源与当地农村的人和资源进行链接，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发展网络。

农村社区建设的出路在于以农民自我治理、自我规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建立，尽管中国农民具有无法估量的创造性，无论是凤阳试验还是小城镇的崛起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都记录着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在市场化面前仍缺乏基础性的人力资本和能够抵御风险的自我组织。

发挥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与建设能力，就必须整合农村社区的资源与宏观环境。农村社区建设只有立足于农民的需要，才能抓住农村社会变迁的关键，既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又能营造良好的更大规模空间下的和谐城乡关系。因此，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层面的事物不应是政策干预的对象，社区无法达成的宏观政策、基础建设等才是政策的关键任务所在。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适宜走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李学会.城市化进程视域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1,(1).]

五、政策建议

（一）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尤其是农业合作组织。通过社会组织为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农民提供现代化农业信息及市场信息指导，促进农村生产资本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为他们抵御市场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也将从客观上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稳定的人力和资金基础。

（二）在中小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高质量、便捷的交通、信息传输网络，推动城乡人口、资源便捷流动，为那些在本地城镇非农化发展的农民提供“离土不离村”的物质条件，从而推动人口、资源向农村的适当回流。推动农村真正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之中，为人口流动提供城乡双向选择，从而为农村社区建设增加“源头活水”。而且还在客观上缓解了当前农村儿童、老人的照顾问题及婚姻家庭稳定问题。

（三）引导当地政府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开展组织管理服务，使进城农民相对组织有序，既保护他们的群体权益，又维护了原来农村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有利于大规模社会整合过程中的社会秩序稳定。此外，为进城及回乡农民提供培训、心理辅导等公共服务，保持进城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并提供政策支持，吸引拥有资金和技术的回乡农民在本地创业，为本地城乡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四）在村委会下设立农村信息联络站，并设专职岗位，吸引大学生村官任职，将那些在城市已经定居的农民所获得的信息及资源与当地农村的人和资源进行链接，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较广的发展网络。并重点支持农村金融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为农村提供获得广泛的资金、信息等资源的支持渠道。

[1]李学会.城市化进程视域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1,(1).

[2]张忠法.我国走出城乡二元结构战略研究（上）[J].经济研究参考，2006,(69).

[3]Schultz 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picul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Popkin，S.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85.

[6]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探索，1993,(1).

[7]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