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进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一

长沙会战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世界法西斯势力嚣张至极，全世界乌云笼罩、阴霾满天之时发生的。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广州、武汉以后，湖南地区骤然成为抗战的前线。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英、法等国被突然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遂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一方面，加紧策划成立汪精卫伪政权的活动;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和加强在华军事力量，决定对国民党“抗战主体”之一的第九战区进行打击，妄图“于9月下旬把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部边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1］，以迫使中国重庆政府屈服，早日“解决中国事变”。

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术，分别在赣北、鄂南和湘北地区向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第九战区在代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实行“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方针，“沉着应战，积极抵抗”，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

9月14日，日军第101、106师团向我赣北会埠防线发起进攻，我第60军雄踞有利山地奋起抵抗，拉开了会战的序幕。22日，集结在鄂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向我第27集团军阵地进犯。两路日军为策应其主力在湘北战场的作战，企图分由浏阳、平江会攻长沙，但都被我军坚决地阻拦于赣北、平江一带。

湘北战场为会战的主战场，而新墙河则为我湘北的第一道防线。18日，日军第6、13师团向我新墙河北岸发起猛烈攻击，首以炮火猛轰，继以步兵、战车冲锋。我第52军第2、195师坚守阵地，英勇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第2师胡春华营、第195师史思华营誓与阵地共存亡，阻抗日军三天三夜，直至全部牺牲。23日，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近百门大炮配合，又施放大量毒瓦斯和烟雾弹，再次发动猛攻，突破我军防线。我军按既定方针，向东转移，继续抵抗。随后，日军分头东进、南下，先后渡过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其一部于9月下旬窜抵长沙外围，实已进入我伏击圈。至9月底，孤军深入的日军已胶着于长沙城外，既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而所带粮弹均已用尽，其赣北、湘北部队又遭我军打击，形势十分不利。10月1日，冈村宁次只得下令撤退。薛岳立即严令各部全力追击，中国空军也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武汉日军机场。北撤的日军狼奔豕突，我军四起追击，于10月7日将日军赶过新墙河。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24天，我军共歼灭日军近2万人，击毁日机70余架，击沉日军汽艇100多艘，取得胜利。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这一胜利，粉碎了日军“以战迫降”的狂妄企图，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日军的战略目的没有实现，两年以后，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长沙的进攻。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日本帝国主义为夺取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妄图“迅速解决中国事变”。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调集12万军队，并配备强大火力和大量骑兵，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战术，发动了对长沙更大规模的进攻。薛岳仍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在长沙及其周围地区部署约30万大军，计划“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反击而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进犯岳阳大云山，我第40军奋起抵抗，揭开第二次会战的战幕。18日凌晨，日军集中第3、4、6、13、33师团主力，在新墙河北岸长达20公里的阵线向我军展开猛烈进攻。由于我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的规模估计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加之我方重要的指挥电讯被日军破译，因而在会战前期，我军处处被动、节节失利。自18日至22日，日军迅速突破我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于27日晚攻入长沙。在这紧要关头，我战守各军仍奋勇抗击，薛岳亦镇定沉着、处变不惊，果断迅速地指挥我军从各个方面向长沙集结。国民党最高当局也适时地命令第三、五、六、七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攻击。9月底，长沙附近日军已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遂于10月1日突围北撤。我军急起直追，围追堵截，予敌大量杀伤。10月8日，日军全部退过新墙河，双方又恢复到战前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军先败后胜，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主力、打击我军抗战意志、迫使我方屈服的阴谋。战后，日军不得不承认:此次长沙作战，“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击，相反地，更加促进了在这块大地上掀起了全民防御的高潮”。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日军又在太平洋地区向英、美、荷殖民地发动一系列进攻。日军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香港、九龙及缅甸，摧毁我第九战区战斗力，又集中12万兵力，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进攻。大战在即，薛岳详察敌情，并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天炉战”战略。

12月23日晨，日军第3、6、40师团及军直属各部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兵分八路，猛攻我新墙河防线。我第20、58军依计设阵地英勇阻击，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次日下午，日军开始渡过新墙河。我133师于南岸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战事尤为激烈。其第398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拼死作战，反复争夺，第二营营长王超奎、第三营营长向有余率部坚守阵地，全营阵亡［2］。27日，我军在消耗敌军后，奉命向东南转移。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见包围我军的计划落空，气急败坏，继续南下进攻长沙。1942年1月1日，其先头部队第3师团进至长沙南郊，准备一举攻占长沙。是日，日本空军还为其送来了供占领长沙后竖立于长沙城中央的大幅太阳旗，外国记者团也已飞临长沙上空视察。

此时，我第10军奉命守卫长沙，仍由原军长李玉堂指挥。他受命后，积极督促部队构筑工事，激励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勇敢作战，誓死保卫长沙。蒋介石也特地电令在两广的部队驰援，参加会战;还从全国仅有的两个野战重炮旅中抽出一个旅，开赴长沙，进驻岳麓山阵地。

1月1日中午，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从南郊向猴子石、金盆岭、阿弥岭我预10师第一线阵地猛攻。至黄昏时，我阵地被突破，预10师退守黄土岭、修械所、侯家塘第二线阵地，拼死作战，与敌反复争夺。3日拂晓，日第6师团主力参加攻城，攻打我东门、北门。我第十军各部将士坚决抵抗，予敌沉重打击。我岳麓山炮兵亦配合有力，发炮猛轰。至4日下午，日伤亡惨重，势已不支，只得撤退。而此时我外围各路大军均已分别进抵各指定地点，按照薛岳下达的追击命令，分别自东向西、由南而北、从西向东、自北而南，向溃逃之敌展开全面攻击。日军惊慌失措，狼狈北窜，处处遭到我军痛击。我军先后在长沙县磨盘洲、梨市、福临铺、影珠山等地，围歼残敌，取得辉煌战果。最后残余的日军，还是靠着南下援军和空军的掩护，并施放毒气弹，才得以逃脱。1月15日，日军逃回新墙河北岸，次日，日军司令部亦从岳阳撤回武汉。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杀敌5万余人，又一次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大获全胜。这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一连串失败后，反法西斯阵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支援了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英、美友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

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三战三捷，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其原因如下:

——我军官兵发扬了不畏强敌、英勇奋战、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日本侵略军向我发动的三次大规模都是依仗其优良的军事装备而展开的。其每次进犯，兵力多达十余万，而且均以海、陆、空军配备，作立体攻势;其出动飞机，少则70架，多至280架，其舰艇也多至数百，甚至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弹、烟幕弹。而我第九战区部队没有空军、没有海军，装备低劣、武器落后，但没有丝毫的畏缩，上至战区司令长官、军长、师长，下至连长、排长、普通士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长沙的钢铁长城，阻挡着日军的进攻。在新墙河前线，在影珠山区，在长沙城下，我广大爱国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尽管弹尽粮绝，也坚守不退，以致全连、全营阵亡，涌现了无数胡春华、史思华、王超奎似的英雄，惊天地，泣鬼神，谱写出激昂悲壮的爱国主义颂歌。由于有了这一精神，所以我军能以弱胜强。据统计，三次长沙会战，我军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达93944人。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激励了我军全体将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大力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古以来，湖湘人民忠勇倔强，激昂慷慨，素有爱国主义传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湖湘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极大地迸发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神圣的抗战事业，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长沙会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会战之前，他们实行大规模的空室清野，“化路为田，运粮上山”，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行进，其运输和补给十分困难。会战中，他们积极为我军运粮弹，当向导，参军参战，协同军队英勇杀敌。第三次会战时，湘北、鄂南12县共出动国民兵团战时任务队25万人，给前线我军以极大支援。蒋介石曾总结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一方面由我作战将士忠勇许国，经验增多;一方面尤赖我战地人民深明大义，志切同仇，协助杀敌”;“无论男女老少，一致随军进退，并且皆听从军令，一如士兵。对于破坏交通、运输军实、侦察敌情等工作，莫不奋勇从事”;“又有若干民众，引导军队，自效前驱，冲入敌阵，拼命杀敌”［3］。曾来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的陈诚也为之赞叹道:“此次会战，湖南民众功劳最大。我敢说湖南一省民众力量就可以打倒日本军阀。”［4］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长沙会战的整个过程，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爱乡、舍身忘家、支前杀敌，是会战取得胜利的最大因素。

——我第九战区战略指导正确，指挥得力。长沙三次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也是与会战的指挥机关——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果断决策、正确指挥分不开的。

首先，第九战区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次会战中，第九战区实行的战略战术各有不同，但都是鉴于敌之装备优越、我之装备较差的客观情况，没有采取与敌硬拼的方法，而是利用湘北自北而南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水依次排列，而东南一带山岭起伏的天然形势，对敌之进攻，节节抵抗，以不断消耗敌军实力，而将我之主力转移东面山地。最后，待日军深入腹地、战线拉长、兵力消耗之际，我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之展开决战，予以聚歼。

其次，第九战区于战役展开之前，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是注意收集情报，时刻把握日军动态，从而对敌之移动、集结迅速作出判断，实行战略部署。二是大力修筑工事。三次会战，我军在初期均是处于防御地位，工事的修筑至关重要。第九战区对此十分重视，每次战前都做出切实布置，在第一、二线修筑了大量工事，如新墙河防线即在两岸设置了五道防御工事。这对于掩护我之兵力、暴露敌之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动员民众方面作了扎实的工作。会战之前，薛岳提出了“犁田蓄水，化路为田，空室清野”，动员湘北民众将一切道路概行破坏，一切食物全部转移，使日军寸步难行。同时，第九战区早在战前即发动县、乡政府与群众团体制定“战时公约”，又派出人员到各乡镇组织训练国民兵团战时任务队，发动群众参加会战。

再次，严明军纪，要求各级将领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薛岳性格刚强，治军严格，所率各部多能遵守军纪、服从指挥。三次会战，他都坐镇长沙指挥，临危不惧。他也要求部属亲临前线，率部作战。第三次会战前，他通令战区各部队，表示“本会战，岳有必死决心”，“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并规定各部队长官都要“亲往前线指挥”;“如战死，即以副职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级主官如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坚守长沙的第10军，为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在战斗打响时，各级主官都写有遗书。其预10师师长方先觉的遗书在各报刊发表，对全军士气激励甚大。

此外，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于第九战区战略地位的重视，为三次长沙会战确定的基本战略原则和所作的战略指导，以及临近各战区对第九战区的及时支援，也对会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长沙三次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全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次长沙会战，我军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长沙三次会战歼灭日军的人数，中、日双方公布的数字各异，此据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的统计)，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马、船艇，其残部狼狈逃窜，每次都被我军打回新墙河以北。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我军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而日军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并导致日本内阁的两次垮台(指1940年后阿部内阁的下台和1941年10月近卫内阁的下台)。消息传开，全国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各类报刊纷纷发出报道、发表社论，欢呼长沙的胜利;不少地方还举行庆祝会，发来贺电，并派出慰问团前来长沙慰问。蒋介石当即说道:“湘北打了胜仗，捷电传出，大家心理为之一变，国际上的观感也就焕然一新。”［6］我党创办的《新华日报》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沙会战的胜利，是抗战三年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给全国将士以战则必胜的兴奋，给全世界援助中国的友人以满意的答复，给一切反对侵略的人们证明中国军队英勇的作战，是可以把侵略军击退的”［7］。

——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长沙三次会战，都是在世界法西斯势力向人类文明与进步肆无忌惮地发起挑战、世界大战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发生的，而长沙三次会战则给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当头一棒。特别是第三次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同盟国军队一连串失败之后的第一次胜利。这一会战，牵制了日军在我华中地区的主力，支援了英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英美两国在南太平洋群岛的作战。其时，英国、美国、苏联等各国大报纷纷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英、美高层人士纷纷致电祝贺，英、美两国并立即宣布给我国贷款。1942年1月3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同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盟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的重视，与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成为一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了湖南局势，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继续南犯，侵占岳阳，湖南一度出现恐慌和混乱局面，以致发生长沙大火事件。长沙会战的胜利，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湖南的局势稳定下来。长沙《大公报》曾著文称:“湘北大捷以还，湘省地位巩固，社会秩序大定——全省工业迅速发展。”农业也连年丰收。局势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军事上能够与日军长期相持，并屡挫日军，同时对全国的抗战做出贡献。抗战八年中，湖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战以有力支援，平均每年提供兵员26万多人(居全国第二)、军粮1000万石、军布300余万匹、军棉7万担，“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湖南地区的稳定，不仅使这一广大地区成为全国抗战的有力支撑点，而且成为西南广西、贵州、四川诸省的坚强堡垒，使日军始终不能由湖南而入侵西南、南下粤北，保证了我战时陪都重庆的安全。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经过及我军伤亡统计表［A］.第九战区历次会战经过(1939年7月至1942年1月)［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5］论持久战［A］.毛泽东选集(第2卷)［C］.1966.

［6］何应钦.八年抗战中之三次长沙会战［A］.董学生.长沙会战(上册)［C］.长沙:岳麓书社，2010.

［7］叶剑英.论长沙的胜利［N］.新华日报，1939－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