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 长沙 410611)

刘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少奇发表了许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文章，如《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为推进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时期新环境的变化，执好全国的“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从这一实际出发，刘少奇在建国前后从各方面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1948 年至1950年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与探索，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其党建思想与实践。

一、推进党校建设，加强党员的教育与理论修养

在著名的党建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刘少奇就指出过:“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1］刘少奇认为我们党原来就一直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既有客观条件不允许的原因，也有党员认识不足的原因。［2］其后，他又多次表达过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必要性的看法，这在他1948 年和1950 年两次对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刘少奇强调科学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他认为:“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3］，“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4］但是许多党的干部在理论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党的干部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能够艰苦奋斗，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就是“理论修养不够”，“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这样一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5］。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成为党的“一个重要任务”、“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约要花十年的功夫才能前进一步”。［6］可见，他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放在了一个至为重要的位置。

刘少奇注重对党员的教育，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防范党员在共产党执政后的“腐化”和“官僚化”。1948 年12 月，他在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7］对此，刘少奇采取注重预防、防治结合的方针。在估计到执政后会有党员腐化、官僚化的情况后，刘少奇同志认为，“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刘少奇深知，从思想的高度来建设中国共产党，最终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的认识上，落实到每个党员的实践中。对党员施以预防教育，使党员能够自觉地拒腐防变，这是最便捷、成本最低的途径。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则不但要教育，还要“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所以革命胜利后，“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以应对复杂的环境。［8］他在党内较早注意到执政党拒腐防变的课题，并从教育方面着手力求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具有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

为了有效地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刘少奇在1948 年2 月16 日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办大党校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9］7 月，中共中央就为着手解决党员的发展教育问题在华北创办了高级党校——马列学院。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的建设倾注了许多心血。党校在筹办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寻找校址、选调马列学院的工作人员、招生条件的掌握、招生考试题目的制定、学院教员的确定等。对于这些，刘少奇都亲自参与研究确定。［10］马列学院以培养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党员干部为目标，其他各级党校也基本上仿此建设。在刘少奇的建议和要求下，中共中央于1948 年9 月15 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的规定》。文件规定了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各区党委所办的培训县级及县级以上干部的中级党校，学习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应开设的课程以及要学习的材料。［11］

马列学院开办后的几年里，他对党校工作中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思想教育、机构变动、人事安排、校舍建筑等“都亲自过问”，“甚至连开除一个学员学籍的布告，他也作了修改，方退回学校发布”。［12］1951 年5 月，他指示马列学院要扩大招生，并规定了校舍建筑的原则。为促进党校的建设和发展，刘少奇还重视向苏联高级党校学习。1950 年，经刘少奇同意，由中组部、中宣部、马列学院和人民大学共同组成党校工作访问团，由杨献珍率领到苏联参观访问，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建立了交换教学资料的关系。［13］这些为党校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办马列学院就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14］马列学院以此为目的，其他各级党校的目的也是如此。马列学院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还要推广到“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要建立以马列学院为中心的党校体系，“使全党理论有所提高。”［15］

他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从而反对经验主义;他同样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重视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从而反对教条主义。他认为:学习了理论，“真正练习运用，还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理论，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这就说明学习有了成绩。”［16］他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教育党员，对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工作水平都起了促进作用。

二、倡导党政分开，强调党的领导与监督作用

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限于客观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党政方面并未作明显的区分。领导工作和具体事务基本都由中国共产党操办，而没有专门的政府来处理辖区内的事务。人民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则有必要区分各自的权责。按照刘少奇在后来的说法:政府系统、行政系统主要是“管业务的”而党委是“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的”［17］。也就是说，政府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党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方针政策上起领导作用。新政府成立伊始，刘少奇就党政分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1949 年11 月2 日，刘少奇在对东北局制定的《关于召开各级党代表会议与党代表大会的通知(草案)》的修改意见中认为凡属政府范围内的事务应由政府来解决。针对当时中央和各级联合政府已经组成或即将组成，各民主党派也已经参加了中央或各级人民政府的情况，刘少奇指示:“以后一切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都必须由人民政府用法令、决议、指示等来宣布，而不应该用党的名义来宣布。”［18］“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召开，既不应代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也不应使其完全重复，而应使其密切地合理地相互配合。”在刘少奇看来，新政府成立后，党委不应该再包办政府的事务。如此党和政府才能够专注于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并密切配合工作。刘少奇所想达到的效果是分工合理、权责明确的党政运行模式。就在当日，他致信毛泽东，认为在当时应主要“强调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熟悉了党的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却不是很了解。所以刘少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应突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再强调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就“有可能使下面对这二者混淆不清”，“或者使下面召开了党的会议又忽视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这样做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由于“违背下面‘单打一’的爱好”，就可能产生不良的效果。所以应当等人民代表会议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人民大众都较为熟悉之后，再“强调党代表会议为好”。［19］刘少奇考虑问题全面而深入，从一般人的心理偏好出发，力图树立起新的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威信。

当然，突出人民代表会议是当时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做法，而决非是削弱党的领导。在国家与政府的运作中，党的领导与监督的作用应该得到坚持。1949 年12 月22 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必须仔细研究并敦促各级人民政府切实执行”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工作部署。［20］可见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的”领导作用的地位上，申明由政府职能范围内事务，党不应代替政府处理。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因具体情况的限制，这一时期未必完成了党政分开的工作。但是刘少奇在此提出了问题，对党和政府的关系作出了定位，坚持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作用。

三、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与机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建国之时党的组织机构对于已经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完善的。刘少奇等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949 年12 月6 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表示:“省委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委员会很有必要成立”。这样党各项工作的分工就更为明确:“党务工作有组织委员会专门负责，各级党委就可集中注意于一般工作——即政治性工作的领导。”［21］健全党的机构，明确部门的分工与合作，对推动全党对全国各项事业的领导产生了积极作用。

同时，建国初党的许多地方和基层组织还不完善，尤其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很少。对此刘少奇多次下达指示和意见，为建立健全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1949 年11 月19 日，刘少奇电告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及西北局，分析了在新疆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长期受到苏联影响，并有一些人到苏联学习过，许多还经过了一定时期斗争的考验，所以在少数民族中已经形成了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和同情者，如他们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过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在新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适宜的。［22］

精神世界的改造是比物质世界的改造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从这一情况出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意对这些地区的党员入党问题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少数民族要真正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需要经过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这种改造“主要的应在入党以后来进行，而不能在入党以前要求其放弃宗教信仰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23］。刘少奇等对少数民族入党问题的特殊处理，反映其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与态度。

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为新中国的党的组织、党员队伍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后，新中国的国内局势进一步稳定，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也逐步显现。于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整党工作，进一步纯洁党员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些也是刘少奇主持的工作。1951 年4 月9 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面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在党员面前揭露它们，并想出办法，决心把它们纠正。因此，我们决定进行整党”。他认为，由于在建国前发展党员时降低了标准，并且党内教育做得不够，所以出现了一些党员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情况。今后“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24］在这一层次上说，整党以及提高党员的标准有必要也有可能。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更高层次的革命任务已经提上日程，而且普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提高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就必须更加提高，同时也可能提高。正是前期刘少奇的党建工作，为后来更好地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党员队伍等工作作好了准备。

四、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交流与学习，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刘少奇同志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积极向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国家学习。

建国之前，刘少奇就曾多次与联共(布)或斯大林探讨建国等重大问题。1949 年6 月下旬至8 月中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形势，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以支持和帮助;同时，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准备。7 月6 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请教苏联在党和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25］7 月27 日，刘少奇又与斯大林探讨了关于推翻国民党的问题。［26］

建国以后，面对许多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刘少奇多次代表中共中央虚心向苏联等有经验的国家学习、请教。1949 年10 月10 日，刘少奇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的电报稿，希望苏联能派两名保卫工作专家来华协助中国建立公安机关和公安部队。［27］借鉴苏联的各项工作经验，是做好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重要推手。刘少奇于1949 年11 月2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并发布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他督促各级党委“组织若干必要的参观团到苏联去作短期的参观与学习。”该通知还对组织参观团的部门、组成人员、目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足见刘少奇对此次学习的重视。［28］1950 年2 月及7 月，中共中央先后派组织和宣传工作团赴苏学习党在组织、宣传方面的经验。［29］

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学习与借鉴并不只限于苏联。1950 年2 月1 日，刘少奇致信陆定一，表示:“中国的文字改革，尚无定案”，但“蒙古、朝鲜、越南的文字改革均已完成”。刘少奇认为中国的“文字研究者应即研究他们的字母及文字改革经验”，并且可以“派学生或研究工作者去这些国家学习，以便为我们的文字改革制订方案”。［30］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文字改革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刘少奇看来，一切有利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经验都值得学习。

刘少奇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交流与学习，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从而为党在各个领域较快地适应工作状况、打开工作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建设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与他在党建工作中的长期实践是分不开的。1943 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长期领导党务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抓党的建设的好助手”［31］。作为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党的建设工作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刘少奇同志的党建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32］他在建国前后的党建工作及由此形成的党建思想，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与思路。他从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当时的国情和党情，对他所处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课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是他整个党建理论与实践的缩影。

［1］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

［2］［3］［5］［7］［8］［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27.409.409-410.413.413.410.

［4］［6］［16］［2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49.48.51.66-68.

［9］王渔.刘少奇与马列学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4):20.

［10］［12］［13］［15］［31］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缅怀刘少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71.272.281.271.22.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7 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26.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624.

［18］［19］［20］［21］［22］［23］［25］［26］［27］［28］［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31.132.220.194-195.172.279.23-27.40.100.126.441.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3-204.

［32］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