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稳

(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先进文化主体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又一声呐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唤，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1]

一、何谓“文化强国”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教授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味着我国将实现文化发展的国际化而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内容大国，成为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肩的文化强国。”[2]美国的“软实力”战略、英国的“艺术发展”战略、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已经在世界声名鹊起，许多国家纷纷借鉴美、英、日的成功之道，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齐勇锋从文化创新、文化产业规模、文化人才、文化竞争、文化软实力五个角度提出文化强国的五个要求，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文化强国的标准不外乎最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对内有凝聚力；二是中国文化对外有影响力。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是其典型特征，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多变性特点非常突出。如果对这种多样性、多元化文化不用先进文化加以整合和引导，这个国家就可能变成一盘散沙，缺失凝聚力，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国。因此，文化强国的第一个标准是这个国家所倡导的文化具有整合功能，能把这个国家各方面力量凝聚起来。“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3]4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准确判断和深刻洞察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得出这一结论的客观现实是：美国等西方文化强国不仅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凭借文化软实力推行文化霸权，向世界文化弱势国家强行推销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已经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警惕。面对世界范围内激烈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使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强大的影响力，才能抵制西方文化强国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

关于文化强国的实现路径，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思路和选择。齐勇锋从文化社会化、文化融合化、文化产业资本化、文化多元化、文化科技化、文化法制化、文化国家化、文化科学化等八个宏观角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途径；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文化能否成为文化强国的关键。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路径，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文化强国是与中国国际地位，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国防军队，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相协调的文化强国，并不能仅仅依靠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力、文化科技的发达，也不能仅仅依靠文化出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主体是否具有原创精神、原创力。

二、文化原创力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4]然而，中国文化原创力的匮乏，已经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中国文化原创力的缺失，首先应归咎于文化主体意识的迷失，而且还有文化体制僵化、文化氛围和环境误导等原因。

(一)文化主体意识的迷失

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所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5]。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应具有的文化创造功能的认识非常模糊，对自身的文化主体角色的体认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文化或者知识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化主体的心目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资本，或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也或者是修身养性的避世之塔。依此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主体的转换并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没有理顺政治革命与文化探索、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双重主题的关系，新文化主体性被淹没了半个多世纪，这是中国文化主体的悲哀。真正的文化选择和创造不是以社会需要和外在的功利为标准，而应以自我的需要为本位。中国文化主体的自我需要应该是超越社会和功利之上的创造和求知的欲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应以文化主体的独立思考为前提，要求文化主体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独立人格以保证内心自由自主地实现。把文化当作政治的奴婢或者仅从经济角度考量文化产业的功利性做法，自然是取消了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性是文化主体最重要的能力和本质的特征。”[6]5真正的文化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表现，是创造的文化；抛弃了文化的创造意志，也就剔除了文化主体意识。“如果文化主体意识丧失殆尽，文化创造功能极度匮乏，这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旧体系濒临瓦解而无力自救所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6]12

(二)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僵化

新中国的文化体制是在计划体制的主导下形成的，有显著的特点：一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二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文化体制为基础；三是借鉴学习前苏联模式和经验。原有的文化体制积极促进了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建设，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和优秀的文化人才，但是原有文化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家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种国家所有制的原则，认为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可以而且必须由国家来统一组织和管理，才不致于偏离正确的轨道。在此理念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体制是典型的国家包揽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的单一的文化体制，具有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管办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等显著特征。虽然其间也倡导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争鸣”和“齐放”没有冲破一个统一的模式。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组织和调节的文化生活和文化事业，决定了文化难以获得超越和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原有的单一的文化体制只能导致文化的封闭和僵化，甚至萎缩和停滞。要真正在文化领域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须对僵化的文化体制革故鼎新。“消除原有文化体制弊害的根本之途在于鼓励不同形式的，包括个体的、集体的、中外合资的文化经营。”[6]230由国家独家垄断的文化体制不利于提倡文化主体之间的合理竞争，不利于真正释放中国文化主体内在蕴藏的文化能量，不利于发掘文化主体的创造潜力。

(三)急功近利、浮躁的社会文化氛围

文化原创力的缺失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界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大学教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其实，人们一直在追问：中国文化的原创力哪里去了？

首先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化主体的道德底线的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人有精神的支撑，人是文化动物，人有文化信念、价值观念、理想和信仰。但是，由于种种外力因素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逐渐降低，“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3]6，中国文化主体对理想、信仰、价值观念和信念的追求越来越淡化，甚至最终也致使“道德底线的丧失”，中国文化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物质性和功利性的目标追求，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不惜编造故事、剪裁历史、炮制卖点、闭门造车甚至“裸体写作”。

其次是因为中国文化主体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和真诚。“文化原创力是一种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对现实的理解能力。”[7]创新虽然可以体现在对传统经典、外来文化的改编、移植之中，但是文化原创力真正的来源是文化主体对社会生活的热爱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具有原创力的文化辨识力，进而爆发文化原创的冲动。那些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深刻而持久影响的先进文化艺术作品，都是文化主体通过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社会、关注社会热点中的人和事的多样性创作出来的。那些缺乏真正深入生活的热情和真诚愿望的文化主体，缺乏深邃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精神，缺乏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缺乏超越的人文价值追求，没有宽广的胸怀，导致原创精神的流失和原创能力的退化，因而不会创作出超越历史和现实的传世作品。

最后是因为中国文化主体疲于追求市场效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文化消费和娱乐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这是一把双刃剑，对文化发展和创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市场冲击下，很多作家往往被市场左右，为了生存，很多作者跟风创作当下流行的畅销书，所以，“创新探索的追求受制于市场购买力的消长，精品打造的热情牵累于专业与技术准备不足的缺憾”[8]。此外，创作稿酬长期偏低也造成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导致一些有才华和创新精神的作家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原创性追求，转而从事轻松而名利双收的艺术创作。中国文化主体若不从根本上扭转市场效应和商品价值追求，就会不自觉地混淆文化艺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属性，导致市场唯票房化、唯效益化，这也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三俗化”的根源，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提高文化原创力的路径

要使文化原创力保持活跃新鲜、生生不息，首先要开掘中国文化主体的创造意志和能力，增强中国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信；其次，改革僵化的文化体制和机制，鼓励创造、容纳多元的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最后，净化社会环境，让原创力成为一种公共意识。

(一)在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主体

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追求，一种富有价值的文化创造，缺失独立人格和文化主体意识是不可能实现的。“走出文化困境的真正出路在于文化主体的彻底觉醒，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在于文化人对文化自身消长的特殊规律有深刻的理解。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充满开放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氛围。”[6]20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对文化自觉的确认和肯定。文化自觉和自信是重构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和核心，缺失这一基础和核心，重建中国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化实践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文化自觉和自信是在文化创造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会要求文化自觉与之相适应。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培养新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二)文化体制改革

通过建立起与文化多元化趋势相呼应的文化体制，从根本上解放中国文化主体，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良性循环的内在机制应该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改变单一的文化体制的意义在于，使文化实行自我调节、自由运转，使中国文化主体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利和独立人格，这是一种使文化主体走向独立人格和发挥主体意识的内在机制，这样就能充分挖掘文化主体的内在能量和创造潜力。

尽管过去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从提升文化原创力角度看，文化体制改革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1)宏观体制改革多，微观体制改革不足。以往的改革所指向的对象是宏观文化主体，即文化单位或者文化集体、文化团体，即使涉及文化个体自身，主要是指向释放文化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没有内在地触及怎样激活微观文化主体的思想，使之思维更加活跃，探索精神更充足，创新动力更强劲。忽视或者放弃原创力、开拓精神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2)文化体制改革“泛经济化”。从改革理念上看，文化体制改革主要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从实践上看，最初的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开始的。“以商养文”“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改革模式虽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单位和团体“一切向钱看”，忽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使文化发展遭受波折。从“文化也是生产力”角度诠释文化体制改革，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改革，也会导致片面性。其实文化不仅仅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更重要的是文化具有“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的属性，不要忽视当今文化获得的三种意义：道统、商统和学统。(3)文化体制改革“泛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即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扩大化、唯一化，把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化。”[9]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从理论层面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澄清了文化领域泛意识形态化的误区；但在实践层面，原有文化体制的既得利益阶层以文化的公共性否定其所具有的市场性、产业性，以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依据，过分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会引起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导致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上进展缓慢。“文化属性被泛政治意识形态化，造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困境’。”[10](4)缺乏严格有效的文化版权保护机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盗版现象在中国音乐、音像、图书、影视领域肆意泛滥和猖獗，导致大范围的侵权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从根本上抑制了宏观文化主体和微观文化主体的原创活动的积极性。这种落后的管理体制抑制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原创力，从源头上阻碍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5)中国文化管理体制落后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需要。十七届六中全会主张“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理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3]17，但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3]6。总之，文化体制深化改革是中国先进文化原创力释放和提升的制度之源，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大决策是明智之举，既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也有利于执政党自身引领文化能力的提高。

(三)营造有利于激发原创力和原创精神的社会和文化氛围，让原创力成为一种公共意识

就像卢梭不畏惧黑暗势力的迫害，奋不顾身探求真理；就像莎士比亚把戏剧艺术视为自己的身家性命，从不放弃；就像米尔顿创作《失乐园》，心中根本没有稿费和版税；而贝多芬虽是音乐大师，却一生贫困交加。先进文化主体即先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根本的人生目标是文化的创造、传播和发展，不能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追求地位和金钱。先进知识分子的全部价值在于实现自我的创造价值，超越社会现实，引领时代文明进步的方向。

首先，先进文化原创力是中国历史文化主体创造性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继承和超越。原创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离不开对西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借鉴，以及对此两种文化资源的整合吸收和优化。在整合优化文化资源中，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发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还原，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参照，让传统与现实对话，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对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也不能随意、简单“拿来主义”，单纯的译介不一定能够得到认可，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找到西方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的对接点，让西方与中国对话，让西方优秀文化植入契合中国大众精神与心理的适宜的土壤中。但是当今时代，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大大提升，“非古即洋”的思维惯性到了需要反思和转换的时候。正是这种“非古即洋”的思维方式的惯性滑行导致中国文化主体的创造惰性，一味改造古代作品或者西方作品，忽略遵循文化艺术内在规律的原始创作或创造。“长期‘泥古’、‘泥洋’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的习惯性依赖，对原创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11]，最终导致文化原创思维极其匮乏甚至缺失。中国先进文化创造主体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反思“非古即洋”的思维惯性。既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又要深刻反思和转变，去开拓、研究和探索古人和洋人没有开垦和涉足的文化艺术领域，拓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题材，丰富中国先进文化的体裁，发现更多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有助于创造力和原创精神的彰显。

其次，重视原创主体队伍建设，实施表彰原创作者的国家奖励制度，营造激励原创的良好的环境。要使原创文化作品源源不断，就必须从根本上高度重视原创主体队伍。一是改革创新评价机制，二是提高稿酬。较高的稿酬不一定会直接带来好作品，但是低廉的稿酬一定会阻碍优秀创作主体和作品的出现。提高稿酬并不是为钱，是为创造主体营造更好的创作氛围，以此激励优秀作品问世，吸引更多的喜欢文化创造和创新的文化主体参与其中。这是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表现。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早在2008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说过：为了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原创力，“考虑为作家免税”，“对一些出版社实行低税制，特别是对于一些纯文学的出版社要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植”[12]。三是制定和实施表彰原创主体队伍的国家奖励制度，二月河说要“设立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这已经表明中国先进文化主体自身已经在反思文化原创力缺失问题，这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

总之，缺失原创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重获和提升原创力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引擎”，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源和内在动力。所以，研究文化原创力问题既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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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勇锋.“文化强国”的几个标准[J].人民论坛，2011(10)(下):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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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晓华.“非古即洋”扼杀文化原创力[N].人民日报，2011-04-29(24).

[12]韩晓雪.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说：要为增强文化原创力出谋划策[N].文艺报，2008-0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