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雪松

（池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池州 247000）

1

关于中国的农民画，郎绍君先生认为“肇始于1958年”（《论中国农民画》，《文艺研究》，年 3 期）。对郎先生的这一结论，我们以为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虽然中国农民画产生的准确时间，现在恐怕已经很难确定了，但倘若以现在依然尚存的“岩画”来考察和推论，农民画似乎在新石器时代就应该产生了——因为这些岩画的作者就是那时侯的人类；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原始的刀耕火种，因此，这些“岩画”的作者身份，应该就是后来人类历史上的“农民”。倘若这种推断能够成立，我们就有理由把“岩画”作为后来的农民画的源头。郎先生之所以把1958年作为中国农民画“肇始”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大跃进的1958年，中国乡村到处都可看到“诗画上墙”的景象，因而就将1958年作为了中国农民画产生的年代了。

即使上述推论不能足以让人信服，那么明中后期《青阳县志》上“邑人林恒山专画事，且喜以画交友”的记载，那时中国的青阳乡村就出现了“专画事”的农民画家，出现了农民画，而这些农民画家的“结社”（即“以画交友”），应该就是这些农民画家们开始艺术切磋和研讨的自觉行为了。因此我们认为既然青阳农民画兴起的较准确时代是在明中后期；那么有鉴于此，我们不也可以因此而认为中国农民画的产生时代不会晚于明代吗？

之所以有“农民画”的称谓，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这种画作者的身份是乡村里的“农民”，没有接受什么学习训练，是“非专业”人士，二是因为这些“农民”画出来的画，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差异甚大，比如农民画家大都讲求形象的逼真，不象传统文人画那样地追求深远意境，讲究“以形传神”。

2

如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一样，青阳农民画的产生、发展、兴盛、徘徊与振兴，也一定与青阳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联。

笔者以为，青阳农民画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约略有三：

一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青阳地处皖南，属徽文化圈，日常文化(如饮食、家居、教育等)中浸润着徽文化的深厚传统，诗书传家的流风遗韵深入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促进和浓厚了乡村的艺术氛围。如青阳民居属徽派建筑，以灰、白为主调，重雕饰，外墙多有水墨画，厅堂多有字画，有条件的还多有“三雕”(砖雕，石雕，木雕)，于是乡村中的工匠，大都能画能刻，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便成为了乡村画家也即是农民画家。

二是青阳旧属“千载诗人地”的池州，境内有佛教圣地九华山，骚人墨客往来其间，因而地方文化资源浑厚，这对农民画兴起的影响不可谓小；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政治黑暗，阉党专权，社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围绕权力中心展开的藩王之间、藩王与皇室之间的斗争，使社会动乱频仍，人人自危的现实，便使一些士人远离祸乱而避身僻远，于是青山绿水又安宁的青阳，便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这些士人的落户或滞留，客观上增添了青阳书画艺术的资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画艺术在乡村的传播。

三是青阳盛产粮棉、蚕桑、竹木、柴炭，民风淳朴，地域经济相对富庶，这为艺术的产生准备了优裕的经济基础。比如青阳乡村素重礼仪，每有寿诞、婚庆、造屋等庆典，乡民多喜以书画等致贺恭禧，这种习俗使乡民们多向近乡邻村的画家求画索书，这无疑为农民画和农民画家提供了很好的市场资源。

3

综观青阳农民画的四百余年历史，约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清年间。明中后期的青阳邑人林恒山，喜以画交友，画作为凝聚习画同道的桥梁和纽带，便使乡村兴起画画之风，于是乡村中有些文化或者喜好画画的人，便以画互相往来，相互参研，这应该是青阳农民画兴起的肇始。而其兴盛则当在清同治年间。邑人张家顺不仅性喜习画，并且还领头组织起了民间画社，于是画友们时或书画相习，所谓“奇画共欣赏，疑处相与析”，画艺相与长进，这便使农村书画之风骤起；再者青阳与古徽州地缘相通，深得徽文化精神浸润，因此青阳与徽州在日常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是 “性相近，习相染”的，所以诗文书画传家的流风相袭，即使乡村农户也不例外，这便使城乡喜好书画成为一种自然风气；三者乡村农家每逢造屋、婚嫁等喜事庆典，多以书画致贺恭禧，这种习俗使乡民们多向这些乡村画家求画索书，这样便在客观上为乡村画家们提供了极大的市场资源；四是明末和晚清的社会动乱，使一些文人逸士远避战祸而置身青山绿水的青阳这个皖南山区，这些文士的到来当然又成为浓厚乡村书画风气的一个重要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青阳乡村农民画的第一次勃兴。晚清以降，随着社会的战乱不安，本来就不是那么组织紧密的民间自发画社也便开始零落解体。

第二个时期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时期青阳农民画的创作受着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大众文化的推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1958年大跃进时期“诗画上墙”的运动(在笔者的记忆深处，那时城乡的墙壁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和诗配画的宣传画，这种宣传画线条简单，构图直接，基本是石灰白底上的笔墨或彩色画)，虽然是 “左倾”路线下“夸化风”的产物，但诗画上墙在客观上使农民画在广大乡村又一次流转成风，使农民画家和不是农民身份却画着农民画的“土画家”们，不仅应运而生，还使他们有了风云际会的机会。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兴起了一场“造神”运动，到处一片“红海洋”，墙壁宣传画触目皆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于是农村中的“土画家”、回乡和下乡的“知青”中，便有一些人不得不在 “大海中学会游泳”，充当起 “红色画者”。我没有查阅青阳县志上这一时期的文化史，不能肯定这一时期青阳有无乡村农民画家活动情况的记载，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大跃进诗画上墙的浪潮，肯定刺激过农民作画，农民中有人画过、会画这样的宣传壁画；而且，这种普及型的“墙壁画”，这种人人都能当画家的风气，会深深影响过这一时期的青阳城乡的青少年，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中也应该出现过农民画家。因此，我觉得把这一时期作为青阳农民画的第二个时期似乎也可以说得通。

第三个时期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将它称之为复兴期。这个时期应该从1974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文化局为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搞的一次 “芜湖、青阳、阜阳三县农民画展览”算起。这次展览的结果和影响，虽然笔者检索了相关资料却仍未能尽晓，笔者只能根据当时情况妄加揣测。一是鉴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青阳农民画恐怕也逃不掉“三突出”的紧箍咒，农民画家只能按照政治的需要，用农民画的形式去演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所以这种不能反映田园风光庄户情调的画，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画的，但因为是 “农民画展览”，所以对农民画形式的肯定，于后来农民画的发展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起码是让那个年代还有人记得农民画是一种民间书画艺术。说到七十年代的青阳农民画的复兴，不能不提到饶根恕和周韧。当时作为县文化局长的饶根恕、县文化馆长的周韧，出于对地方文化的珍爱和保护，带着局、馆的有关干部，对本县的农民画进行了考察和调研，组织人员开始了研究、发掘，通过办培训班的形式培养了一批农民画作者，频频开展作品交流，这批画家基本上成了后来青阳农民画的骨干。但真正的青阳农民画的第三个时期还是应该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的八十年代算起。1982年5月，为迎接全国第三届农民画展览，省文联、省文化局在青阳召开了全省农村美术工作座谈会，这对青阳农民画家是一种信任、激励和期待，这次会议对青阳农民画的复兴和崛起，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好的机遇，有了青阳县委、县政府以及文化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农民画家们在1983年的全国农民画展览中，终于大显了自已的身手，吴秀玉创作的《大水之年》、张平安创作的《山村养鱼》在大展中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青阳农民画终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让世人青眼相看了。青阳农民画的复兴，既得力于政府重视，得力于赶上了好时代，得力于画家努力，当然也得力于前辈画师开创的好传统，得力于那些多少年来为复兴农民画而奔走驰驱倾情扶持的农民画的爱好者、鼓吹者们。

第四个时期应该是新世纪的当下了。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是青阳农民画的复兴时期，那么新世纪的当下就应是青阳农民画的振兴、发展时期了。经过七、八十年代的短暂时期的复兴，青阳农民画很快遭遇到了上个世纪末的转型期社会浮躁与物欲泛滥的冲击，面对着艰难的选择，农民画家们只好放下了自己的画笔，融入了打工人流，而留守下来的少数画家，也无可奈何地懈怠了自已的农民画创作。农民画的这种处境，很快引起了对本土文化情有独钟的青阳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下，青阳县把振兴农民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实现和谐青阳的重要内容，提到了议事日程，青阳县委宣传部和青阳文化局、青阳文联、青阳文化馆的同志们，为了振兴农民画，采取了一整套措施：把农民画作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申报，投入几百万元建设了200多平方米的画展大厅，举办了第三届青阳农民书画展览，展出的近百幅作品中，农民画占了一半多；文化局和文化馆的同志们还组织农民画家研习创作，走访农民画家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困难，并为了筹办第四届农民画展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随着农民画申遗的成功，他们还准备投入巨资，建设农民画艺术档案馆，成立青阳农民画研究会和农民画培训中心，把农民画作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举措。虽然就目前来说，还有不少作为骨干的农民画家在外出打工，农民画家的队伍也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现象，但我们相信，作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青阳农民画一定会抖落目前尚蒙在身上的岁月尘埃，焕发出当年的绰约风姿，成为和谐、小康青阳的一曲曼妙无比的盛世清音。

4

作为与中国文人画(国画)有相对区别的一种画种，农民画应该更具世俗性和本土性。世俗性特质，规定了农民画的内容与乡村农耕时代原始神话、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习习相关；本土性特质使农民画有着浓烈的皖南徽文化特征。

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青阳农民画来讨论，青阳农民画在审美意蕴上应该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和肯定。青阳农民画和所有农民画一样，作品均以再现日常生活、乡村即景为主，这类画作中充溢着农民画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激情，画面语言的表达直率而热烈，漾溢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这种对乡土性、世俗性生活的肯定，表达出了农民画家和农民群体乐观豁达、认同现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这类农民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乡土性和在场性；二是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作品中寄寓着农民对丰收的向往、祈愿，对安康和谐的期许，表达的是己经植根于他们血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人生目标，这种作品的画面语言多为人寿年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是对宗教信仰的崇拜与敬畏，作品中弥漫的是一种浪漫一种寄托，画面语言表达的基本是本民族先民遗传下来的图腾崇拜和对来世的景仰，构图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宗教(主要是佛教)神话，如惩恶劝善、菩萨渡世、神仙点化……这一类农民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如女娲创世、桃园结义、包拯断案、岳飞尽忠等)和民族性格(如松、梅、兰、竹、菊等)的题材故事，这些画面里体现出中国农民世代信守的朴素价值观和认同感。

从审美形式上来研究青阳农民画，她所具有的活泼、明朗、鲜明的风格，大大加强了题材内蕴的表达和呈现。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构图的饱满充实，农民画不似文人画那样以黑白或青绿为基本元素，不那么追求神似和气韵，往往线条密集、色块浓艳，能给人以真实、强烈、稳定的视觉冲击；例如张平安的《苧麻丰收》，画面上晾晒在竹竿上雪白的麻丝，如静静倾泻而下的瀑布，占据了整个画面，穿红着绿的剥麻男女，错杂其间，与徽派民居青灰屋面形成了强烈的映照，浓浓的乡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其次是线条寓柔美于质感之中，相比于国画中灵动飘逸的线条，农民画的线条便显得很着实，但因为摹拟对象的丰富细腻，重比物赋形的实线便柔美如飞天壁画中那飘逸的线条；例如作品《葡萄丰收》里，满纸的葡萄藤蔓纵横勾连，藤叶展开于藤蔓间，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紫葡萄布满画面的上上下下，装满葡萄的金黄色箩筐有规律地排列组合成一个“乐”字，作品中的线条灵动勾连而又浑化无迹，寓浪漫于摹物赋形的写实之中。

三是着色丰富灿烂，秾而不腻，杂而不乱，画面绚丽，视觉效果强烈。孙根生的作品《二月》中，为了表现新春佳节里农村的欢乐、热闹，画面虽多种色彩杂呈却又突出了渲染欢乐的红色，人间世俗的欢乐无法不让人沉醉。

四是农民画能兼收并蓄，吸纳其他画种的艺术长处化入其中，青阳农民画中既融化了西方油画浑厚、笃实，也吸纳了速写的重线条勾勒长处，既能如工笔画般的细微毕现，也能如漫画般将对象特征予以夸张，既有版画的简淡、强烈，也有水粉画的秾丽，还有剪纸画的寓灵动于朴拙，甚至还有宣传画的直率。如沈杨林的《垛草》，画家运用了漫画的夸张，将草把的锯齿状特征凸现出来，而扔在空中的橙黄色草把，与大树同高的橙黄色草垛，又在黑色的背景下，恰如一帧精致的剪纸画，而整个画面色块厚重，又给了读者一种油画般强烈的视觉快感。青阳农民画就这样通过丰富的艺术语言，完美精致地表达出了农民画家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

5

在考察了青阳农民画的历史、现状与个性特征之后，我们也围绕着如何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文艺的问题，对青阳农民画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粗糙的思考。

要振兴青阳农民画，我们认为首先是农民画家要坚持“农民画”的品格性征，保持和维护好农民画的本色本相。可是，因为当下物质社会带来的浮躁之气的影响，农民画家本非专业画家，农民画又非当下的阳春白雪“文人画”，难以带来丰裕的物质利益。因此包括青阳县在内，一些有成就、有功力的农民画家便迎合时尚，“改换门庭”画国画去了，或“新瓶装旧酒”，用国画的材料、技巧去“画”农民画了，长此以往，农民画特征就渐渐弱化，即使农民画家能画出专业国画家的水平，“农民画”里再也闻不到那种淳朴、真率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世俗的情怀了。因此，要真正的振兴青阳农民画，农民画家一定秉持真诚、执着和宽厚、淡泊从容，双脚扎进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泥土，在把真诚和智慧献给皇天厚土的同时，也用祖先留给他们的灵巧双手去绘出自己心中的乡原风、欢乐事和所愿所望。

文化要振兴，首先要有经济的繁荣。青阳农民画之所以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能有如此大的变化，首先要得益于近些年来青阳县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才能给农民画那么大的财力支持，给农民画创造这么好的环境。但目前的投入只能使青阳农民画复苏起来，从复苏到振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需要加大后续的财力支持，农民画振兴需要有农民画展馆，还需要组织者从长计议，培养社会接纳、热心并热爱农民画的风气，为农民画的振兴营造一方沃土，从而因势利导，发现和培养一批农民画的秧苗出来；要举办农民画家讲习班，提高农民画家的修养和眼界，让农民画家带着他们的农民画，向户县农民画家那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如何在开发青阳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让青阳农民画在市场运作机制下走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之，振兴农民画既是文化艺术的工程，更是一个社会工程，要做的事太多，这都需要有财力的先期投入。

成就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青阳农民画来说，今天的时代呼唤和谐文化，振兴青阳农民画可谓适逢其时；青阳山青水秀，饱受徽文化的浸润，振兴青阳农民画又兼擅地利；但天时也好，地利也罢，关键还在于要有人和，只有人和了，才会心想事成。现在的青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支持下青阳县文化局成功举办了四届青阳农民画展览，还在现场组织农民画进行市场流通，反响强烈；文化局成功运用市场化手段，组织农民画家创作、文化部门出版发行青阳农民画册、挂历，通过多种形式来保护和发展农民画。

有了这样高瞻远瞩的县委县政府，和倾情振兴农民画的文艺界领导与社会有识之士，青阳农民画的振兴又拥有了“人和”，这样的“人和”，就能将天时与地利转化成振兴农民画的巨大生产力。你说，比户县农民画早问世了三个多世纪的、能如此兼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源远流长的青阳农民画，又岂能不振兴和崛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