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喜剧性小说中的生命活力＊

2013-04-01卢旭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卢旭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抚顺113006）

明末清初著名作家李渔（1611—1680）的拟话本小说集主要有两种，即《无声戏》和《十二楼》。《无声戏》最早分为初集和二集，李渔在好友杜濬帮助下，从两集中选出十二篇小说，合刊为《无声戏合集》，又将两集所余小说编为《无声戏外集》；继而他又将《无声戏合集》改名为《连城璧》，《无声戏外集》改名为《连城璧外编》。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充溢着浓厚的喜剧意味，喜剧性是其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风格特征，这种喜剧风格体现在小说的题材、语言、人物性格等多方面，韩南（Patrick Hanan）认为李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专心致志、最多产的喜剧作家”，并且“对于其作品之喜剧效果的自豪超过别的一切”［1］。李渔的喜剧性小说中充满了生命活力。

笑是喜剧最为明显的外部表征，是人类本能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笑有助于人们从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加强人的体力、精力，提高人的生命活力，“笑能抒发健康情绪，使人们从已经感到快乐的事情中，引起更为快乐的情绪”，“笑能使人对往日的不幸变得淡漠，能乐观地对待现实，产生对美好未来的向往”［2］。艺术创造与欣赏中的笑更是一种独特的美学效应，是一种愉悦的心理反应。不但读者或观众在欣赏喜剧性作品时会因艺术境界的刺激而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快感，而且作家在创作喜剧性作品的过程中也会体验到由激活自身生命意识所带来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创作快感。

一、张弛相间的喜剧节奏

悲剧的审美快感是一个由消极向积极的发展过程，先是非凡人物遭到了超常的痛苦或毁灭使我们感到压抑，继而其顽强抗争的斗争性和合理性却不可阻挡地得到了提高和升华，“使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也扩大和升高到和它一样广大。于是我们打破自己平日的局限，飞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和它等同起来，分享着它的伟大”［3］。体验悲剧的壮美，使生命力得以扩张、喷涌，使情绪得到振奋、鼓舞，而喜剧审美快感的体验与悲剧大相径庭。喜剧创造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不协调的结构，艺术家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人、事、物或理念，通过某种相似性，突然而无害地组合起来。在喜剧的情节、结构中，容易产生两个前后相继的情境：一是由误会、巧合或有意为之的虚假情境，使观听者的心理产生较强的期待，或是疑惑，或是惊愕；二是实质的无关或极为巧妙的相关的真实情境，使原来的期待化为虚无，紧张转为松弛，进而发出轻松的笑声，正如康德所说：“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4］

李渔许多小说的结构设计新奇巧妙、曲折生动，尤其擅长设置悬念，使情节结构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他说：“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5］63设置悬念是为了刺激读者，引发他们的紧张心理，如金圣叹评《水浒传》论及悬念手法时所言：“譬如画龙点睛，鳞爪都具，而不点睛，真是使人痒杀。”（第二十三回）而读者的紧张、惊吓心理却可以产生阅读快感：“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乐也。”（第三十九回）而李渔在设计悬念、布置疑阵时，主人公常处于不断恶化的困窘之境，使读者为之担心、惊吓，但随即悬念或疑惑以突转的方式迅速解除，主人公的命运往往是因祸得福、否极泰来，其原委更是让人意想不到。小说《闻过楼》中，顾呆叟为图清静而入山隐居。故事第一阶段是假象的布置阶段，顾呆叟隐居过程中祸事不断：先是县里让他入县收粮，负责下一年的监兑事宜，他花费百两白银才“干脱了这个苦差”；接着家中遭遇盗贼，“竟有五七条大汉，明火执仗，打进门来”，尽洗财物；后来县里“几个差人赍了一纸火票上门来捉他”，有人诬陷他窝藏赃物。读者对顾呆叟的遭遇既同情又惊愕，被虚假的秩序所蒙蔽。而作家李渔虽然对整个故事完全知晓，但为使读者在谜底揭开后产生恍然大悟、啧啧称奇的效果，便努力将这一虚假情境逼真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信以为真。第二阶段是疑惑的强化阶段。乡绅们让他住在城外一个新构居所，县里差人送还了一百两白银，强盗又来返还打劫的物品。读者对顾呆叟命运的迅速否极泰来感到疑惑，并与其共同担忧官府将如何处置窝赃一案。李渔借主人公命运的莫名逆转来强化悬念，利用读者的惊讶和疑惑将悬念推向顶点。第三阶段是真相的发现阶段。县官拜访顾呆叟，说明原委，原来前三番“厄运”是众人设圈套逼他出山，得以时常“闻过”。情节发生突转，新的真实的秩序突然显露出来，让人的审美心理瞬间轻松下来，同时感到惊奇和可笑。“人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会产生理智感，当人们有新的发现时，就会产生愉快的情感。喜剧的事物总是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着的。它最初总是将人们引向一个方面，使人们的想象力在这方面集中，而把真正的内容掩盖起来，到最后才突然把它亮出来，使人大吃一惊。正是在这一惊中，人们发现了新的知识、新的事物，从而获得了愉快。由于这愉快来得十分突然，充满惊讶，所以发出声笑。”［6］

读者在心理上经历了一紧一松、一疑一悟的较为剧烈的活动过程，如《生我楼》回末评所言：“初使人惊，次招人怪，及至到群疑毕集、怨言将兴之际，忽然见出他好处来。”［7］可谓“奇到极处，巧到至处”。（《生我楼》）而在这一系列情节中，有着作家李渔巧布迷局的细密心思，弄假成真的煞费苦心，以及片言释疑、转危为安的巧夺天工，他不断体验着创作的自由感和成就感，实际上也是在经历着制造障碍和消除障碍的一紧一松的创作体验。康德说：“笑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受阻的感情。”［8］喜剧创造中的松紧、张弛是一个连续且有序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生命与精力被激活后的轻松、畅快，作家与读者同时体验着生命的激情，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如苏珊·朗格所说：“笑或笑的意向似乎产生一种生命感情的激动，……正像说话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顶点一样，笑是感情活动的顶点——感觉到生命力浪潮的顶点。”［9］

李渔喜剧性小说的情节节奏虽然长短、快慢不同，但多是沿着愕然大惊继而释然大悟这一基本轨迹一波波层出不穷。小说《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塑造了一个竟能将“叫化”做成“教化”的传奇乞丐“穷不怕”的形象。穷不怕被误以为是骗子而险些饿死，当地名妓刘氏因曾在家乡受过穷不怕的周济，便救了穷不怕还与他结为兄妹，一嫖客又赠了一锭大元宝，这是他第一次因祸得福，也是小说中第一个先张后弛的喜剧性节奏。穷不怕在保定府高阳县拿出元宝救助寡妇周氏母女，不想被知县和乡宦判定为抢劫官府钱粮，临危之际，却被解往京城，由正德皇帝亲自重审，严惩了知县和乡宦，原来曾赠他元宝的嫖客正是微服出行的正德皇帝，这是穷不怕第二次在濒死边缘因祸得福，是故事的第二个先张后弛的喜剧性节奏。最后因妓女刘氏被封为贵妃，穷不怕也被赐姓刘，做了皇亲国戚，皇帝为媒使周氏之女与穷不怕结为夫妻。故事的喜剧性达到顶峰，将前两个张弛节奏又向上推进一步，穷不怕的命运彻底逆转，形成了整个故事总体的喜剧性张弛节奏。这种在喜剧性作品的欣赏和创作过程中，体验到的紧张与松弛、误解与释疑的喜剧性节奏，使人们在笑的酝酿和爆发中，感受着被强化着的生命激情。

二、矛盾冲突的机智解决

李渔对于小说中喜剧性矛盾的制造与解决，显露出过人的机巧智慧。喜剧性机智主要指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头脑清醒灵活、应对敏捷的能力，往往能够将看似不相干的事物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不协调、乖讹之感，以此制造喜剧效果。李渔自幼聪颖过人，又勤奋好学，自称“予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5］26。崇祯八年（1635年）赴婺州（今浙江金华）首次参加童子试，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名动州县。随着李渔走上“卖赋户口”的商业化创作生涯以后，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非凡的创造力更为时人交口赞誉。很多著名文人对于由其戏曲、小说、诗、词、散文、文艺理论等各类著作所展现出的才智，均称赞不已。他的十种传奇“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绘人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摛词，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陈者出之而新，腐者经之而艳，平者遇之而险，板者触之而活。不独此也，结构离奇，变化令人莫测。事之真者能变之使伪，伪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贴服而归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能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10］。戏曲理论《闲情偶寄》的创作是其“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11］杜濬认为其拟话本小说集《连城璧》也是“其深心具见于是，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12］，皆非溢美之词。

李渔在喜剧性小说的创作中，善于运用其机巧智慧制造矛盾，更善于巧妙地解决矛盾。毛批《三国》第四十一回评道：“大约文字之妙，多在逆翻处。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则玄德之识不奇，子龙之忠不显。《三国》叙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绝胜他书。”“逆翻”就是为情节增添矛盾，为事件进程设置障碍，使事件充分戏剧化，并将人物置于较为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以强化人物的主要性格，借糜芳之误、张飞之怒，来表现刘备的用人不疑和赵云的忠贞不二，有效提高作品的表现张力。“逆翻”手法也被李渔用于小说情节中来强化喜剧性矛盾。小说《女陈平计生七出》中，足智多谋的耿二娘面对“流贼”“东蹂西躏，男要杀戮，女要奸淫”的凶险局势，镇定自若，与丈夫离别时言道：“我若被他掳去，决不忍耻偷生，也决不轻身就死。须尽我生平的力量，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看。”然后拿几块破布和一些巴豆带在身边。她被掳入贼营后，运用这几件小道具，并凭借如簧巧舌，将本来凶残至极的贼将玩弄于股掌之中，把周围凶险的环境变作展示自己才智的天地，最后不但保全了贞洁，还获取了贼将的大笔财富。李渔的父亲李如松和伯父李如椿都曾经营中草药生意，伯父外出行医时还常带他同去，所以李渔自小对医药颇为熟悉，对于巴豆的功用自然非常了解，他在小说创作中才能够将极为普通、看似无用的巴豆与保全贞洁联系在一起，取得了很好的喜剧效果。李渔将女主人公放在极为危险的环境中，并设置了重重障碍，在“逆翻”处展现其聪明才智；这更是李渔在喜剧情节和喜剧人物的建构中，运用自身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激发出非凡的创作活力，以增强情节的紧张度和矛盾的张力。

此外，小说《合影楼》中，屠珍生和管玉娟私定婚约，但古板、道学的管提举坚决不允，成为二人结合的最大阻碍。在看似无计可施时，“道学、风流合而为一”［13］的路公从中撮合、巧施计策，假以珍生为自己嗣子，聘玉娟为媳，瞒过管提举，将玉娟和自己的螟蛉义女锦云共嫁珍生，又使屠、管两家“释了芥蒂，相好如初”。此外，《失千金福因祸至》、《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夺锦楼》、《夏宜楼》、《拂云楼》等小说，都是在矛盾冲突尖锐难解之际，凭借主人公的聪明才智或妙不可言的天道运势，使当事人因祸得福、事顺财旺。而实际上这皆是作家李渔的匠心独运，设置变幻莫测的迷局，将人物置于严峻的逆境甚至绝境之中，再用自己的敏捷才思加以巧妙解决，方式各不相同，无固定模式。

具有高度喜剧感的作家，必然具备高度的洞察力、想象力、应变力，以及高度的智慧。作为喜剧创造和构成因素之一的机智不是一般的智慧，它需要以出人意料的巧妙方式将表面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之产生乖讹之感，并表现出对正面人物的赞美和对反面人物的嘲弄。而创造这些喜剧情境和效果的作家则需要轻松地面对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冲破封闭性思维的枷锁，使思维幻想化、趣味化，并拓展视野，让大脑皮层处于适度的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喜剧性灵感和生命活力，充分展现发展了的个人本质力量之美。

三、新奇的人、事与情、理

李渔对于艺术作品的新奇性是非常重视的，他在各类文章中曾多次强调“求新”、“求变”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5］9。“才人所赋诗赋古文，与佳人所制锦绣花样，无不随时更变，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5］70中年后的李渔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生活，主要靠小说、戏曲的创作和出版来进行商业化谋利：“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则皆北面待哺矣。”［14］所以，他的小说、戏曲往往以读者、观众为本位，创作出符合他们兴趣爱好、审美习惯的作品。他深知人们对于新奇的喜好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文化品位日益提高、文化视野不断拓展的广大市民，更有着不容小觑的厌俗、求新趋向。李渔建构的喜剧情境往往以新奇为特点切入人们的心灵，新奇是调动心理机能的重要驱动因素，它给人的心理以足够的刺激，进而引起足够的心理能量，有了足够的心理能量才能激活笑的心理机制。

新奇这一特点体现在李渔喜剧性小说的叙事模式、文体结构、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15］，其小说的喜剧性审美情趣使读者耳目一新，而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情节和情理的新奇。小说《归正楼》就是为一个颇具传奇性的骗子——贝去戎叙写的一篇传记。李渔先写了贝去戎自幼及长经历过的几件非常精彩的骗局，他并非简单地铺叙事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借此展现贝去戎的众多超常的人格魅力：仗义、豪爽、清廉、聪明、潇洒，风月场中还颇具情趣。后来他用骗得的钱财“寻些好事做做”，为妓女苏一娘赎身，助其出家修行，并出资买一大宅作为庵堂。宅内原有一“归止楼”，不想燕子衔泥在“止”上添了一横，成为“归正楼”，贝去戎以“归正”为道号出家修行。后来他又诓骗了两位仕客、富商来捐造大殿和佛堂。从此一道一尼潜心修行，“一齐成了正果”。为拐子立传，题材本身就非常新颖，而李渔又擅长在叙事过程中运用营造悬念、变换视角以及设置巧合、误会等手法，使整个故事新颖奇特、情节跌宕起伏。

此外，一般小说、戏曲多写才子追求佳人，而李渔小说《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却讲了一个五位佳人费尽心机追求才子的故事，颇为新人耳目，此小说还被李渔改编为传奇《凰求凤》。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才貌俱无的财主阙里侯竟连娶两位佳人，但她们都嫌阙里侯丑陋，而躲入静室中念佛参禅。此时阙里侯冷下心性不再赌气，只想“去寻那一字不识、粗粗笨笨的，只要会做人家，会生儿子就罢了，何须弄那上书上画的，来磨灭自己”，没想到第三次娶的夫人才貌竟远超前两位，结果三位美妻配了丑夫，安心过日子。这部小说也因其情节的新颖奇特，而被李渔改编为传奇《奈何天》。

李渔一生喜好标新立异，他认为不但故事的情节可以创新出奇，而且作家对情节所蕴涵着的人情、事理也可以有独到的体悟和见解：“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后人猛发之心，较之胜于先辈者。……即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若能设身处地，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授以生花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意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5］14－15就是要在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与众不同的细微之处，在平常的事件中体味、总结出不平常的人情、事理。

小说《归正楼》借贝去戎的故事向世人证明“恶人回头就可以事上帝”，而且“但凡走过邪路的人，归到正经路上，更比自幼学好的不同，叫做‘大悟之后，永不再迷’，哪里还肯回头做那不端不正的事！”李渔在向世人劝善的基础上，更立足于自己所处明清乱世，关注现实问题，语重心长道：“可见国家用人，不可拘限资格，穿窬草窃之内尽有英雄，鸡鸣狗盗之中不无义士。恶人回头，不但是恶人之福，也是朝廷当世之福也。”贝去戎神出鬼没、巧计连环，他所骗的都是达官显贵或贪利之徒，其能力和品行远胜过朝廷中的贪官污吏和无能谀臣。李渔通过对一个骗子的赞美，表达了广大百姓的不满和在野贤才满腔的愤懑。小说《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李渔对于乱世中的乞丐也有独到见解：“不知讨饭吃的这条道路虽然可耻，也还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比别的歹事不同。”“况且从来乞丐之中，尽有忠臣义士、文人墨客隐在其中，不可草草看过。至于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的这条路数，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凡是有家难奔、无国可归的人，都托足于此。”李渔认为行乞之人的身世和品行并不一定低贱，尤其是在乱世，如乞丐般的牧羊、采薇也要比那些迅速转投新朝的贰臣强得多。他对乞丐中的“忠臣”、“义士”如此赞赏，当然也与其自身鼎革之后并未参加科举，且常在官僚权贵处“打抽丰”的生存方式有关。

李渔的喜剧性小说故事情节新颖奇特，立意与众不同，他在《与陈学山少宰》一文中自言道：“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16］新奇的喜剧性情节总是充满悬念和期待，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所产生的兴奋、好奇、恐惧、紧张等情感，能够激发出更强的艺术感受力和生命活力。而李渔在创造新奇的故事情节和人情事理的过程中，在已有素材和现成模式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生理、心理机能，努力用超常的方式和角度来认识现实世界、把握事物和情理的本质，当这一努力实现时，即创造出了充满新奇感的喜剧作品后，也就满足了作家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而解除了机体努力创作过程中的紧张感，使其在松弛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满足的愉悦。

［1］ HANAN P．The Invention of Li Yu：Preface［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VII．

［2］张殿国．情绪的控制和调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89．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86．

［4］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80．

［5］李渔．闲情偶寄［M］／／李渔．李渔全集：卷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6］陆一帆．文艺心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255．

［7］杜濬．生我楼·回末评［M］／／李渔．李渔全集：卷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69－270．

［8］康德．实用人类学［M］／／阎广林．喜剧创造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83．

［9］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94．

［10］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一［M］／／李渔．李渔全集：卷1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28．

［11］余怀．闲情偶寄序［M］／／李渔．李渔全集：卷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

［12］杜濬．连城璧序［M］／／李渔．李渔全集：卷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