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中，何汉霞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一、引 言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既要呈现中国作风和气派，又要体现以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为价值诉求的生态化发展维度。基于生态化考量并以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多年发展的经验为依据，通过呼唤学习思想，推进理论创新；传承民族文化，体现中国特色；广纳世界经验，强化全球意识，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成为提升中国形象的理论软实力，在弘扬中华之魂的基础上走向世界。

二、呼唤学习思想，推进理论创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有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科学执政理论，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大力加强执政理论建设，不断推进执政理论创新，而创新理论离不开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只有对理论的理解有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超越了旧有范围和过去的误区，才会指引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学习最生动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理论学习求理论创新与理论发展的自觉，从而使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思维，真正成为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学习已成为当今时代一条铁的生存法则，唯有学习才可以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复杂多变的、不确定的世界做出及时、全面的反应。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才能成为一个与时俱进并永葆先进性的政党，21世纪将是一个崭新的学习时代。学习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就是认知性，但认知不是一次性的，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认知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资格不是天生的，更不是自封的，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认知以保证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来认证和保持这一资格。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党，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论证，主要以160 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为基础。要使这种产生于160 多年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和中国实践的发展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源泉、动力。发展马克思主义，靠的不是教条式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体结论，而实际生活总是不停地变动着的，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291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理论学习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否则，“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会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2］。

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指向。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借鉴前人又不断弥补前人，了解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析这些经验、教训及其特点，从成功的经验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力求在中国的实践进程中争取更大的成功；从失败的经验中寻找失败的原因，从而努力消除这些原因，力求在中国的实践进程中转败为胜，以中国实践基础上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以发展求学习以追求进一步发展的自觉，不断地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使马克思主义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保持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传承民族文化，体现中国特色，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提升中国形象的理论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集人类智慧大成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生活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受着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论学说不能不打上西方文化精神的烙印。作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一个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如何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融在一起，用中国历史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历史文化。他从小就博览群书，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反复阅读了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著作。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使他能够娴熟地用中国历史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服务。古代经典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思想，都在他的著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国历史上草根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转移到井冈山，开始了对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他对“实事求是”的新解，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这些都是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古代经典文化的范例。他汲取中国封建时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用中国历史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358。他反复宣传：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213。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将毛泽东赋予新意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升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使其更具民族形式，更加中国化；他的具有草根文化特征的“猫”论和“摸”论，根植于广大群众之中，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大众化特色；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古为今用的新概念，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精华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了极大的作用，并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典范。

江泽民多次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他将中国历史文化中最深层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民族精神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千年之精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他将我国封建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传统作为治理国家的历史借鉴，认为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抓好，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胡锦涛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它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讲信修睦、先义后利等思想精华。他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使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中国历史文化色彩愈益浓郁，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中国共产党人在“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非常注重用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文化不是与新思想新文化相对立的过了时的旧东西，其中的许多内容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重要意义。在“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历史文化的活力和内容，使中华历史文化真正内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新思想、得到新发展，并以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理论软实力走出中国，引领世界。

四、广纳世界经验，强化全球意识，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弘扬中华之魂的基础上走向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不再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各国面临的具体问题既是个性、特殊的，又是其他国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要面临的，是共性、普遍性问题在特殊场域中的表现。为了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提倡将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化，同时也将中国的好东西国际化，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话语，不断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因子的理论思潮之一。

对于“引进来”，我们要广纳世界经验，虚心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全面透彻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全方位、实质性的学术对话。毛泽东指出：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使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同其它民族的发展具有更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否善于学习人类的先进成果，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他主张“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就是我们向国外学习的结果。“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4］“对国外的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尤其是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即使“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忘记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既要有分析，又要独立思考，更要实现外国经验在中国的具体化，要产生自己的理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长处的光辉思想，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73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经验我们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5］167－168“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在引进外国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5］168。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经验的思想，提出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6］“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7］同时，他提出，在向外国学习时，头脑要清醒，要准备两手，掌握“两点论”，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又要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要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胡锦涛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他强调，要“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在学习中拓宽视野，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8］。胡锦涛指出：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9］。

对于“走出去”，就是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就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当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外国政要、学者甚至普通民众极大的关注，他们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产生了浓厚兴趣。用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尼古拉兹洛宾的话说，当今世界对来自中国的信息充满“饥饿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认为，中国模式没有轻信、盲目崇拜完全市场化或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解决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一些弊端后，保留了国有经济中的有效成分，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墨西哥记者劳尔维尔奇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很好，中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不断更新理念，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确立目标，并努力实现。我想，这样的中国可以成为许多国家的榜样，因为中国近些年的成就是很多国家难以企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勇敢走出去，理论研究工作者不仅要进行创新理论的阐释，更要宣传；不仅要在国内宣传，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宣传，让中国的理论创新成果走出国门，这不仅有助于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打破西方的理论话语霸权，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或误解，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学者自觉破除对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回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既不照搬书本又不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10］。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才能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我们不仅要在本国范围内凸显这些理论和实践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理论外交［11］。将“中国经验”中的研究视角、解决途径、问题意识、文化价值等推向世界，带入世界的理论交流和对话中，突出它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的价值和意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和经验的推广，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5．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49．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0．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068．

［8］ 胡锦涛．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J］．求是，2010（1）：3－7．

［9］ 胡锦涛．加强调查和研究着力提高工作本领 把和谐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05－02－23（1）．

［10］ 赵华飞，百芳．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4）：14－19．

［11］ 李崇富．正确认识“两次飞跃”，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5）：1－8．